作者简介：
陶贤都，副教授，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为科技传播、新媒体研究。 王洋，硕士研究生在读，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主流媒体人工智能报道的框架及变迁
——基于《人民日报》的分析
陶贤都，王 洋
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新闻媒体成为公众了解和认识新技术的重要窗口。《人民日报》作为中国的主流媒体，
对人工智能的报道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其所呈现出的人工智能新闻框架影响着其他媒体对人工智能的报道以及公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人民日报》在报道人工智能时主要采用了科学技术、产业经济、国家政策法规、伦理风险、新生活方式、信息安全六种新闻框架。《人民日报》在不同时期对于新闻框架选择存在一定的偏向，这与人工智能发展背后不同权力关系博弈有密切的联系。《人民日报》人
工智能报道框架存在着缺少公众话语、报喜不报忧以及伦理风险报道不足等问题，需要《人民日报》在日后的新闻框架构建中加以优化。关键词 人工智能；人民日报；新闻框架；变迁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21）275-0140-05
人工智能是当下科技发展的热点。2016年，智能机器人“阿尔法狗”打败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把人工智能从实验室推向了大众视野。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新闻媒体成为公众了解新技术的重要窗口。人工智能的发展如火如荼，但相关信息的传播并不顺畅，腾讯研究院出版的《人工智能》一书总结了公众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常见误解：“一是人工智能等于机器人，二是人工智能的产品离普通人很遥远，三是人工智能是一项技术，四是人工智能
西兰花的做法会在短期内取代人类的工作。”[1]
这些误解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表明当下普通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识不足，而担负着科学知识普及和科技信息传播重任的媒体在人工智能传播中也存在问题。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与媒体的报道有密切的关系，媒体对人工智能议题的框架建构，影响着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知。
在我国，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和以“两微一端”为代表的新媒体，都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人民日报》作为中国权威、传播面广的官方主流媒体，对人工智能的报道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它所生产的新闻报道也具有探讨意义。
因此，本文以《人民日报》的人工智能报道为研究对象，从新闻框架的角度，探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媒体是如何建构人工智能议题的
新闻框架，框架有何变迁及影响框架建构的因素，进而发现《人民日报》人工智能报道框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为其他媒体人工智能报道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1 《人民日报》人工智能新闻的框架建构
新闻框架是在框架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框架理论最早应用于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由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Goffman）引进文化社会学，他表示框架是个体用来解释外在客观世界的心理模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依赖特定的框架来
归纳、解构和阐释现实生活经验[2]；
最早在新闻传播领域使用框架理论的是美国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他认为框架就是“选择、强调和表现关于存在什么、发生过什么以及有何意义等问题时所使用的准则”[3]。甘逊（Gamson）提出，框架是新闻报道的“中心思想，为新闻事件赋予意
义[4]。
《人民日报》在报道人工智能议题时采用多种新闻框架，不同新闻框架赋予人工智能不同的意义，是新闻报道中的骨架。
本研究选取《人民日报》中所有人工智能议题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2020）中进行样本的收集。人工智能学科诞生于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因此本文关于人
工智能的报道的样本收集从1956年1月1日开始，截止日期为2019年12月31日。在数据库中，分别以“人工智能”“AI”“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语音识别”“视觉识别”为关键词，以“标题+正文”为条件进行搜索，共得到新闻报道3 859篇。由于研究需要，按照新闻报道与“人工智能”议题的相关程度将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中的搜索结果分为“直接相关”和“非直接相关”两大类，其中将“直接相关”的报道视为本研究最直接的有效样本，“非直接相关”的样本只做研究背景稍有提及。“直接相关”的新闻报道是指报道中提及人工智能，且主要篇幅用来描述或评价与人工智能技术或其细分领域的发展状况的新闻报道；仅仅在文章中提到“人工智能”的字样，而没有具体描述或评价“人工智能”的报道则属于“非直接相关”的范畴。以此为依据，剔除重复项后，得到有效样本1 009篇。本研究主要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人民日报》上1 009篇人工智能报道进行量化分析，主要从时间跨度及报道数量、报道形式和报道内容3个层面进行分析，其中报道形式涉及刊载版面、报道类型、报道体裁、配图情况4个
维度，而报道内容主要从议题内容、报道性质和消息来源3个维度展开，揭示《人民日报》关于人工智能的构建方式。
1.1 报道数量：时间跨度长及数量不均衡
早期《人民日报》对人工智能议题的报道数量相对较少，提及“人工智能”一词的报道基本在每年30篇以下，每年直接报道“人工智能”的新闻报道基本在10篇以下。2013年开始，报道数量逐年增长，2013年直接相关的新闻报道首次突破个位数，达16篇；2017年被称为“人工智能元年”，公众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增多，《人民日报》对这一议题的报道数量也呈爆发式增长，达204篇，多于过去38年的总和；2018年直接相关的报道量继续攀升，共288篇，2019年报道直接报道数量有所回落，只有189篇。
10万元买什么车好1.2 刊载版面：涉及版面众多，国际、科技视野版面偏多
《人民日报》中关于人工智能的报道相对分散，涉及要闻、经济、评论、文教、特别报道、科技视野、国际、新媒体、体育等众多版面，其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国际、科技视野和要闻。国际版最多，有173篇，占据总数的17.15%。科技视野版其次，有160篇，占总数的15.86%；要闻版有126篇，占总数的12.49%。其他版面的有193篇，包括2013年《人民日报》改版之前的每周文摘、军事专页等，也包括之后出现的理论、广告等版面类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科学技术，本应较多出现在“科技视野”一版，但由于人工智能的诞生和早期研究主要在欧美等国，因此“国际”版成为人工智能议题出
现最多的版面。
1.3 新闻体裁：体裁多元，消息、通讯或深度报道占主流
在获取的1 009篇样本中，《人民日报》报道人工智能时综合运用多种新闻体裁，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通讯或深度报道（35.68%）、消息（33.59%）、评论或述评（20.01%），图片报道较少，占总数的3.96%，另外也有一部分其他类型的文章，包括国家政策摘录、学术研究论文等等，占总数的5.75%。
1.4 报道篇幅：中长篇报道为主
新闻报道篇幅一方面受报纸版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受新闻价值的制约。报纸版面有限，因此记者和编辑在生产新闻作品时往往根据新闻价值来确定新闻报道篇幅。《人民日报》在报道人工智能报道时有将近一半的新闻报道篇幅在801～2 500之间；报道篇幅在201～800字之间的新闻报道有211篇，占总数的20.91%；报道篇幅在2 501～5 000字之间的新闻报道有158篇，占总数的15.66%；报道篇幅在200字以下的新闻报道数量较少，共有129篇，占总数的12.78%，这其中还包括一部分的图片新闻报道，这种新闻报道以图片为主，少量文字部分只起简单说明作用；而报道篇幅在5 001字以上的新闻报道只有20篇，占总数的1.98%，其中绝大多数是国家具体政策法规，字数较多。
1.5 配图情况：图片新闻较少，不配图新闻占多数
人工智能涉及领域广泛，概念原理众多，报纸媒体在报道人工智能时往往需要化阳春白雪为下里巴人，采用用户通俗易懂的形式。图片报道以视觉传播为主，新闻图片的可视形象产生的视角效果，能够第一时间投射在用户的头脑中，去掉了文字转换的中间环节，消除了人的知觉和符号间的距离，这种距离的消除使读者“译码”时更顺畅。《人民日报》在报道人工智能议题时，配备新闻图片或图表的新闻报道有235篇，占总数的23.29%，其中包括图片新闻33篇；未配备图片或图表的新闻有774篇，占总数的76.71%。
1.6 议题内容：泛论人工智能及垂直细分领域平分秋
《人民日报》在对人工智能报道时，既有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出发进行阐释，也关涉人工智能的众多垂直细分领域。《人民日报》在报道人工智能
这一议题时主要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出发，阐述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实际应用，此类报道有477篇，接近报道总量的一半；另有半数的人工智能细分应用领域的报道，这其中报道篇数较多的领域包括智能机器人（26.66%）、视觉/听觉识别（6.74%）、自动驾驶（4.56%）和智能医疗（4.06%），而智能家居、智能推荐/搜索、机器翻译、智能投顾等领域报道篇数相对较少。新闻报道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人民日报》对智能机器人、语音/视觉/听觉识别、自动驾驶和智能医疗等子议题的突出强
调表明人工智能在这些领域的落地比较成功。
1.7 报道性质：以正面报道为主，偶有出现
报道性质直接反映了媒体的态度倾向，是新闻媒体及其背后权力关系博弈的产物。《人民日报》对人工智能的报道正面态度的报道占绝大对数，共有712篇，超过报道总数的七成；负面态度相对较少，有82篇，不到总数的一成；另外，还有超过两成新闻报道以中性态度为主，这部分报道没有明显的态度表达或者评价比较客观。
1.8 消息来源：专业人士占主导，企业及政府部门话语权较大
《人民日报》在报道人工智能时采用了多种消息来源且有所偏重。在1 009篇新闻报道中，科研单位、专家或学者作为消息来源的新闻报道有359篇，占总数的35.60%；企业作为消息来源的新闻报道有207篇，占总数的20.50%；党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作为消息来源的新闻报道有146篇，占总数的14.50%；媒体或记者自己采写的新闻报道有102篇，占总数的10.10%；普通民众作为消息来源的新闻报道相对较少，有28篇，占总数的2.80%；还有13篇新闻报道引用了其它消息来源，占总数的1.30%；另外，有154篇新闻报道并未交代新闻来源，占总数的15.30%。
2 《人民日报》人工智能新闻的框架呈现
《人民日报》在报道人工智能时主要采用了六种新闻框架，其中“科学技术”和“产业经济”是出现频率最多的新闻框架。在1 009篇报道中，“科学技术”一直都是最常用的新闻框架，此类报道有453篇，占报道总数的44.90%；“产业经济”框架紧随其后，此类报道共308篇，占报道总数的30.53%；“国家政策法规”框架的报道68篇，占比6.74% ；“伦理风险”框架的报道60篇，占比5.95%；“新生活方式”框架的报道49篇，占比4.86% ；“信息安全”框架的报道11篇，占比1.09%，后面四种
新闻框架的使用相对较少。另外还有60篇报道不属于上述6种框架。
“科学技术”这一新闻框架应用最为广泛，具体指新闻报道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技术，关注技术的发展和与技术相关的各种活动。如：《新兴科技迅猛发展 未来世界面临挑战》（1986年4月29日）；《北京发布智源行动计划》（2018年11月15日）。前者就人工智能领域的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进行预测，指出这一技术在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后者介绍了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而成立的科研机构和启动的科研计划。两者均从技术侧面建构人工智能话语，阐述作为科学技术的人工智能的重要意义。
“产业经济”则是把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支持，主要关注它的产业化发展和在翻译、交通、医疗、投顾等相关行业的应用。如：《中关村升级人工智能产业 未来三年带动集规模超五千亿元》（2017年11月27日）；《智能电动汽车开进“进博会”》（2018年11月6日）。实际上，“产业经济”关涉的是人工智能的经济意义，即科技成果转化之后带来的经济利润。前一篇报道着重阐述中关村形成的人工智能
产业集将为人工智能及相关产业带来的价值，后者则介绍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汽车制造中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国家政策法规”则着眼于国家政府层面为了支持人工智能这种新技术的发展而颁布的政策法规等。如：《李彦宏两会提案：建议设立中国大脑计划(两会新闻眼)》（2015年3月4日）；《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7年7月21日）。前者着眼于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李彦宏作为政协委员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建议，处于政策的建议研究阶段，后者则是由国务院颁发的已经产生效力的国家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人民日报》对政策的报道暗含着对这种政策的认同和推广。
“伦理风险”自人工智能诞生以来就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人民日报》在近五年的新闻报道中多次使用该框架。它主要用来报道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探讨机器与人的伦理关系，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技术悖论等议题。譬如：《我们会被人工智能打败吗？》（2015年11月5日）；《人工智能或许会对法律规范、道德伦理等产生冲击 你会爱上机器人吗（关注·“三问人工智能”③）》（2017年7月10日）。以上两篇报道都指出了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我们一边享受着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同时又不得不忍
受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伤害，探讨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
“新生活方式”是将人工智能这种新技术落地的过程，聚焦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如：《海南 无人商店 智能购物（新生活 新体验）》（2018年10月7日）；《农业物联网、交通大数据、远程诊疗，这些新技术正走向深度应用 “智能+”让生活更美好（关注）》（2018年11月2日）。这两篇报道都是从具体领域出发阐述人工智能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的便利，前者介绍了无人商店购物这种新购物体验，后者介绍了人工智能+农业、交通、医疗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新变化，都聚焦于人工智能对普通人的实际意义。
“信息安全”是将人工智能置于网络信息传播这一大环境中，报道人工智能这种新技术的应用给我们带来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如：《中国互联网大会聚焦信息安全 人工智能，用好才好用》（2018年7月3日）；《怎样保护“刷脸”安全（多棱镜）》（2018年10月12日）。这两篇新闻报道均关注了人工智能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泄露隐私、大数据杀熟等问题，强调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关注可能出现的信息安全问题。
3 《人民日报》人工智能新闻的框架变迁
人工智能在中国从底层技术的建构到具体场景的落地，每一次突破都具有重大意义。《人民日报》作为官方主流媒体，对人工智能的报道长达40多年，但不同历史阶段的报道偏向和影响制约因素各不相同，新闻报道的框架也发生变迁。不同时期《人民日报》人工智能议题报道呈现出的报道框架偏向和
变迁的背后是不同权力关系博弈的产物。因此，本文以《人民日报》人工智能议题的报道数量作为重要指标，同时观照人工智能的实际发展情况，将《人民日报》人工智能议题报道分为四个时期，通过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层面的分析，思考不同阶段的新闻报道框架特点及主要影响因素。
广发银行信用卡积分3.1 《人民日报》人工智能议题报道的失语期（1956—1978）
1956年至1978年的22年间，《人民日报》中没有直接报道人工智能议题的新闻报道，这一阶段《人民日报》基本处于失语期。大众传播的研究绝不能和社会生活和社会机构分割开来，它们彼此塑造和影响。《人民日报》这一阶段人工智能议题报道较少与当时国内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和国内独特的政治环境有关。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学科初步诞
生，国际上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也刚刚起步，学术成果有限，实际应用也并未落地，因此国内媒体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度不高；另一方面，受苏联批判人工智能和控制论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没有人工智能研究，60年代到70年代，虽然苏联解禁了控制论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但由于政治关系的恶化，国内学术界将此称为“修正主义”，人工智能研究继续停滞[5]。
3.2 《人民日报》人工智能议题报道的艰难起步期（1979—1992）
1979开始，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国的艰难起步，《人民日报》也开始了最初的报道，到1992年，
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起伏，相应的《人民日报》的报道也发生波动，自1979年开始，在1988年达到峰值。这一阶段，《人民日报》的报道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基本同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是影响《人民日报》报道偏向的主要因素。1979年至1992年，《人民日报》中提及“人工智能”的新闻报道有184篇，直接报道的只有64篇。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在报道人工智能议题时采用的新闻框架比较单一，涉及的议题内容也较少。1979年-1992年，《人民日报》人工智能议题报道时最常用的新闻框架为“科学技术”，即该阶段《人民日报》更多在科学技术范畴讨论人工智能，关注人工智能领域底层技术的架构。
3.3 《人民日报》的人工智能报道的平稳发展期（1993—2012）
在经历漫长的起步阶段后，国内人工智能迎来了平稳发展期，这一时期人工智能虽然有所发展，但《人民日报》相关报道仍然裹足不前。1993—2012年期间，《人民日报》上直接相关的新闻报道只有87篇，每年的报道量均徘徊在个位数。从报道框架来看，1993年到2012年间，“科学技术”依然是最常用的报道框架，和起步阶段一样，《人民日报》仍然在科学技术的范畴内建构人工智能议题，其次也有少数新闻报道使用了“产业经济”“机器伦理”“新生活方式”这三个新闻框架，而“信息安全”框架尚未进入《人民日报》的视野。这一阶段，无论国际还是国内，人工智能技术都卓有成就，在关键领域有所突破。然而，人工智能领域科技成果的涌现并未带来《人民日报》对该议题的报道热情，《人民日报》的报道数量偏少，报道篇幅有限，报道框架单一。这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人工智能的研究尚处于
基础层面的研究，涌现的科技成果也主要应用于工农业生产中，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由于种种局限并未走入日常生活。而就国家政策
开学第一课感悟层面而言，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支持和激励政策相对较少，因此，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人民日报》在报道人工智能时较少。
3.4 《人民日报》人工智能报道的爆发期（2013—2019）
2013—2019年，《人民日报》直接报道人工智能议题的新闻报道有858篇，2017年开始，报道数量直线上升，2018年达到峰值，有288篇，2019年虽略有下降，但总体上数量仍然较多。这一阶段，《人民日报》人工智能报道的主题框架有所改变，框架更加丰富。2013年至2019年，科学技术仍然是《人民日报》最常使用的主题框架，此类新闻报道有384篇；产业经济异军突起，成为仅次于科学技术的主题框架，此类新闻报道有297篇；国家政策法规、伦理风险、新生活方式这三个主题框架使用相对较少，但与前一阶段相比都有所增长。
总之，这一时期《人民日报》人工智能报道的新闻框架采用“科学技术”和“产业经济”并驾齐驱的阶段，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和在不同领域的实际应用。2013年开始，《人民日报》人工智能报
道迎来了爆发期，报道数量急速增长，新闻框架更加丰富，报道内容不断扩充。这些变化与其背后的国家政策引导、资本企业推进及用户实际需求密不可分，其中前两者的影响较大，而用户需求在具体的新闻中出现较少。
4 结语
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今天的历史是昨天的新闻。《人民日报》人工智能议题报道能够清晰地展现人工智能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脉络，是研究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史的重要材料，例如研究者在论述1984年后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状况逐渐好转时就以《人民日报》上人工智能议题报道逐渐增多为依据。《人民日报》作为面向全国的指导性报纸和主流媒体，受众广泛，信息需求多样。
为了满足受众的不同需求，《人民日报》选用不同的新闻框架，从人工智能的诸多方面进行报道，力求为受众建构一个全面的人工智能形象。《人民日报》在报道人工智能时，综合运用“科学技术”“产业经济”“国家政策法规”“伦理风险”“新生活方式”“信息安全”等多种新闻框架，从不同维度对人工智能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满足不用层级的用户需求。但是，不同时期的人工智能发展阶段，《人民日报》在具体的新闻框架选择上有一定的报道偏向。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艰难起步期（1979—1992）和平稳发展期（1993—2012），《人民日报》在报道人工智能议题时主要采用了“科学技术”框架，关注人工智能重大科技成果的发现过程，重大人工智能事件的来龙去脉，为早期的人工智能发展提供详实的资料；
东北三省是哪三省而爆发期（2013—2019），《人民日报》则同时采用多种新闻框架，“科学技术”和“产业经济”最受欢迎，除了和早期一样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外，更关心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经济效益，给各行各业带来深刻变革，而“国家政策法规”“伦理风险”“信息安全”等新闻框架把人工智能推向一个更复杂的场域，从更广泛的层面探讨人工智能的意义。
根据对《人民日报》人工智能新闻框架的宏观和微观分析，发现《人民日报》的人工智能报道框架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人工智能新闻框架建构中呈现出精英化倾向，缺少公众话语；其次，《人民日报》秉持党报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思想，报喜不报忧，缺乏反思精神和忧患意识；再者，对于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报道不够成熟，科技风险报道框架重视不足。针对《人民日报》人工智能报道框架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和当下的媒介生态，对其报道框架提出以下优化策略：
蓝田玉一是坚持新闻报道的平衡性原则，采用平民化视角，让科技新闻报道更有人情味儿；二是转变报道偏向，减少宣传彩，更加注重专业性比较强的深度报道，挖掘国内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新闻点；三是坚持以解释预测为主，减少新媒体语境下新闻报道中的噪音，生产科学、负责任的新闻报道，尤其是就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要理性对待，充分探讨，充分发挥媒体对科技发展的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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