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个计划经济的堡垒
中国最后一个计划经济的堡垒—“铁道部”的成因及启示
摘要:铁道部以前老被尊称为铁老大,其实称其为“铁的部”也许要更为贴切点。铁路改革的进展,对比下其他行业的改革,速度甚慢。本文对形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之一—既得利益,从两个方面进行驳斥:铁路是否关系着国计民生,是否由于关系着国计民生就得理所应当地让政府垄断;民营化是否有瓜分国有资产之嫌。从中逐步探索:如果对铁道部施行改革,改革方向可能是什么。可以肯定的一点,铁道部改革的障碍,不是所谓的利益团体。
关键字:铁道部、计划经济、国有经济、民营化
从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就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一大批政企不分、事企不分、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效率低下,缺乏活力和竞争机制的弊端暴露出来,随即在改革中发展成为新的经济体制,旧的则逐渐转化成历史。
然而时隔多年,仍有一个部门仍大致保持着原样,这就是铁道部。
1980年代的“全路大包干”、90年代的“建线达标”运动、2003年宣告失败的“三分改革”,到近期的“跨越式发展”、“网运分离”、“主辅分离”等,铁路系统各式各样的改革从未停止,但一
直效果甚微。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对此解释说,当前铁路部门很难改革,这是因为铁道部是一个独特系统,改革经验需继续积累电脑键盘失灵。本文将针对铁道部改革难的一个原因—利益团体的存在,进行驳斥,并逐步探索国有转化为民营的可施之计。
一、关系“国计民生”并非政府垄断的理由
关系国计民生经常被许多人用来作为政府垄断经营的借口。石油、电力、煤炭关系国计民生,所以需要政府垄断经营;供水、供热、供气关系国计民生,所以需要政府垄断经营;铁路、邮政、电信关系国计民生,所以需要政府垄断经营;金融关系国计民生,所以需要政府垄断经营等等。即使不是完全垄断经营,至少也要保证政府对这些行业的控制力或控股经营。总之,某个行业只要一关系国计民生,政府垄断经营就粉墨登场,宁愿相信政府,也不愿相信市场,似乎市场就不能保证国计民生。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要是政府对某个行业采取垄断经营,结果往往是既不利于国计,也不利于民生。垄断行业总是以效率低下、供应短缺、服务较差、腐败丛生、分配不
村居古诗的意思全解公等面貌出现。目前“油电煤运”的紧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政府垄断经营造成的;城市公用行业中的低下效率和较差服务质量,也是由政府垄断经营造成的;邮政在竞争性业务领域市场占有率的节节下降,也是因政府垄断经营造成的;国有金融机构竞争力的缺乏,同样是由政府垄断经营造成的。
事实上,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远不止上述这些,餐饮、纺织服装、家电等同样是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所幸的是,这些行业没有被套上关系国计民生的标签,能够成为竞争性行业,能够被各类企业自由经营,因而能够不断提高效率,提高服务质量,提供充足的品种齐全的商品,并迅速打入国际市场,建立具有竞争力的品牌,结果是既有利于国计,也有利于民生。由此不难看出,恰恰是市场竞争而非政府垄断经营能保证国计民生。
这里要分析的是,关系国计民生并非政府垄断经营的理由。政府垄断经营的范围在经济学上是有严格界定的。只有具有自然垄断特性、具有显著外部性的公共品行业或领域,才可考虑(并非一定要)由政府垄断经营或控股经营。
自然垄断主要出现在具有网络性质的行业(如电力、广播电视、铁路等),由政府垄断的一个或很少几个企业经营更容易获得规模经济,若由多个企业经营则容易破坏网络的整体效
率。但即使是这样的行业,也要具体分析,如电力行业中的电网部分宜垄断经营,而发电部分则完全可以采取竞争经营。同样,铁路也可以网运分离,其中铁路网可以统一运营,而运输则完全可以放开。
所谓外部性是由于产权界定困难或没有必要而导致边际私人净收益与边际社会净收益不一致的现象,如国防军工生产的边际社会净收益高于边际私人净收益,具有正的外部性,排放污染和吸烟的边际社会净收益低于边际私人净收益,具有负的外部性。在具有显著外部性的情况下,私人或市场不愿干,政府垄断经营就可以登场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尽可能地界定产权,尽可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缩小外部性出现的机会和范围。
公共品是具有非排他性、拥挤性和不可分性的产品,与私人品相对应。公共品常常具有外部经济性(或正的外部性),常常会导致私人“搭便车”,因而单靠市场调节会出现供给不足。因此,公共品行业由政府垄断经营具有必要性。
但是,即使是具有上述特征的行业,政府垄断经营要想比市场竞争更好,也是有条件的,即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和高效政府。如果政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则可能出现比“市场失灵”更严重、更频繁的“政府失灵”。这一点常常被很多人忽视,只要一谈到市场有缺陷,就
指望政府,结果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
高三誓词政府垄断经营为什么会不利于国计民生?其原因是政府及其代理人是垄断者,具有垄断特权,拥有强制执行的国家机器,没有竞争压力,缺乏提高效率和改进服务的积极性。同时,政府与民众之间存在权利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二者之间的“交易”(民众纳税与政府服务之间也是一种交易关系)常常难以公正进行。
市场竞争为什么有利于国计民生?其原因是市场中的经济主体是公平交易的竞争者,谁也不能凭借行政垄断特权获得收益,要想获得自身的收益,唯一的办法是为社会或他人生产有用产品或提供有效服务,因此他们具有为自己创造收益和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巨大激励和竞争压力。
因此,在保障国计民生上,相信市场常常比相信政府更可靠,尤其当政府不是有限政府和高效政府时,更是如此。
二、国退民进是创造财富的过程
在去年以及更早一些时候,有人就提出了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最近,郎咸平等又在社会上、
玛雅人五大预言图片舆论界掀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言论。他们将民营企业的发展看作是民营企业家盗窃国有资产的过程,还有一部分言论甚至认为中国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全部错了。
民进国退是私人企业家或者国有企业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勾结起来侵吞国家财富吗?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特别是民进国退的过程,是瓜分国家财产还是创造财富的过程?我们应该看到,这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现在很多人还是抱着这样的推理—任何交易,只要买的人赚钱了,卖的人一定吃亏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如果私人赚钱了,那么国家一定是吃亏的。实际上,交易是双赢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交易肯定不会发生,但是这样的理论常常被人忘记了。
我们的国家、社会应该感谢民营企业,我们的政府也应该感谢民营企业家,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家创造的就业机会,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家创造的税收和其他财富,社会不会这么稳定。你可以看到,哪一个地方的政府威信最高、政府最轻松,就是私人企业发展最好的地方。私人企业越不发达的地方,政府头疼的事越多。
经理人好比一个家庭的保姆,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有保姆在糟蹋这个家的时候,我首先要问
主人去哪里了,为什么让保姆将家糟蹋成这样?没有好的老板不会有优秀的员工,没有好的主人也不会有好的保姆。如果说中国企业家缺乏信托责任,恰恰是没有人愿意给企业家定价,当然也就不会有企业家的供给了。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革,让那些私人股东、私人所有者来给企业家定价,中国才会形成真正的企业家市场,才会有真正的经理人的信托责任。
绝地求生pc尽管可能存在着国有资产的流失情况,但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政府侵害私人的产权、侵吞私有财产。我算了一笔账,我们有2000万个私人企业主,如果按照1/4算的话,戴红帽子的有500万个。保守算一下,如果一个企业有100万资产,将20%的资产留给政府,那就是1万亿资产。很多国有企业在困难的时候寻求私人企业的支持,但是私人企业一旦投入之后,企业搞好之后,又将你赶出去了,任何补偿没有。这些私人企业家的财产损失又算什么呢?也应该算是流失吧。现在不是大家真的害怕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在拖延着国有资产的改革,结果使国有资产缩水越来越大。所谓的国有资产大流失的观点,只会让国有资产流失得越来越严重。本来一些值钱的企业可以卖,但是不敢卖,结果变得不值钱了—这是改革的目的吗?
如果以个人利益来说,我劝民营企业家还是离国有企业越远越好,否则最后你可能被说成侵吞国有资产。但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还是应该救救国有企业。在这个中间要寻求一个平衡。很多国有企业实际上类似于糖衣炮弹,看起来好,诱惑很大,但是吃进去之后可能会爆炸。这几年来我一直强调这样的观点,民营企业家收购国有企业一定要慎重又慎重。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媒体,在不断妖魔化中国的企业家,我想外国企业主导中国经济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地增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一些中国企业本来很有希望做大做强,但是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在政治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宁可将这个企业卖给外国人,自己拿一部分钱更安全。包括国有资产的剥离,现在四大银行剥离国有资产都卖给外国企业了,不是外国企业出价高,而是因为有人担心卖给中国私人企业会被人说受私人企业贿赂了,所以宁可卖给出价低的外国企业。
三、如何从国有到民有
过去30年的资产财富国有,总体效果是积极的。特别是跟印度相比,中国在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情况下,能快速调动大量资源,集中发展工业产能、建设基础设施等等。
但印度则处于两边都不靠的局面,他们既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把分散私有的资源调动、汇集起来,又没有资源的国有,所以,当印度想要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加快工业产能建设时,他们调动资源的能力没法跟中国比。因此,国有制对于后发展的中国实现快速赶超,曾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到今天,国有制的民有化改革已经是不加快不行了。我们不能总是投资建厂、修路、盖大楼,而忽视消费,现在已经是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现在阻碍经济增长的瓶颈是消费增长不足,而不是工业投资不足。过去我们总把“生产建设”跟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现在要改了,消费也是发展经济、甚至是更重要的促进经济发展的行为。
对于以前总处于温饱边缘的农业社会,生产能力低一直是经济发展的瓶颈,那种“发展经济等于扩大生产建设”的观念可以理解。但是,到今天,多谢工业革命,生产能力已不是问题,关键是到哪里到更多的消费需求,以满足产能的扩张。
所以,过去是从效率的角度谈为什么要把国企民营化,但是,到今天,我们必须从财富的国有还是民有,谁更能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谁更能促进经济模式转型的角度来考虑下一步改革方向的问题。烧胎起步
在生产性资产民有的社会里,老百姓可以从两种渠道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一是通过劳动工资的上涨,另一个是通过财产升值。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美国在1998~1999年间GDP增速只有4%左右,但整个经济和社会一片繁荣。可是,在中国只有GDP增速超过9%时,社会才能体验到繁荣,因为老百姓差不多只能通过工资的有限上涨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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