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大疫”“天下疫”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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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
在古代中国，“疫”通常指流行性传染病。《说文·疒部》说：“疫，民皆疾也。”“疾疫”“疠疫”即急性传染病较大规模的发生与传播，往往导致民生苦难、社会危机。对于“疾疫”的发生，历朝政治史文献往往郑重记载。《汉书·五行志》写道：“《公羊传》曰，大灾，疫也。”回顾先秦历史记录，《左传·昭公元年》载录“晋侯有疾”时子产的话：“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崇之。”所谓“疠疫之灾”很早就和严重危害农耕经营的“水旱”等自然灾害同样，影响社会正常的生产与生活。《吕氏春秋》说：“（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则……民殃于疫。”“（仲冬）发盖藏，起大众，地气且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多疾疫，又随以丧。”《礼记·月令》有大致略同的记载。都强调违背自然规律行事，会导致“疫”“疾疫”，甚至“大疫”。《续汉书·五行志》专列“疫”条。后世史籍也多有关于“疫的”专门记述。然而我们看到，史家记录“疫”的表现和危害，最早始于《史记》。
《史记》关于“民疫”“大疫”“天下疫”的有明确的时间与空间信息的记载，对于流行病史、医学史、卫生史都有开创性的意义。《史记》有关“疫”的记录，也体现了太史公对于健康的重视，对于生命的尊敬，对于民众生存条件的关心。而社会生活史的记述方式的创始，这也是重要标志之一。
01秦献公十六年“民大疫”
《史记》有关于秦国灾异的记录。从自然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发掘相关记载内在的文化涵义，对于我们深化对秦史的认识和对秦文化的理解，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献公十六年（前369），“民大疫。日蚀。”这一史事未见于其他史籍，应当看作非常的宝贵的历史信息（参看王子今：《秦史的灾异记录》，《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资料来源，应当由自《秦记》。
《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关于“焚书”的记载，丞相李斯在严禁私学的建议中明确说道：“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同样的说法，也见于《史记·李斯列传》。所谓“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就是各国历史记载都全数毁弃，只保留秦国的史籍。《史记·六国年表》痛
惜诸侯史记之不存，又说：“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虽然《秦记》自有缺失，但是就战国至秦代的社会演变进程而言，所载录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是可取的。司马迁还因此以为由于“见秦在帝位日浅”而产生鄙视秦人历史文化的偏见，是不应该的。
复照青苔上的上一句司马迁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秦献公时代，秦史出现重要转折。清代《史记》学者程余庆称之为秦“由弱而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三秦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237）的历史阶段。而经历“民大疫”的生命史社会史历程以及行政处理的成败得失，虽记载“略不具”，却有非常宝贵的有关史学研究的提示意义。《史记·六国年表》有关秦献公十六年（前369）“民大疫”的文字，是中国正史文献中第一次有关“大疫”的正式的记载，对于中国医学史和中国史学史都有特殊的价值。
《秦记》虽然“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也就是说其中史事系年大致明确，却没有“日月”标识，而文字简略而未能具体，但是关于年度历史记忆，依然是可取的。至于其“日月”，有些可以参照其他文献遗存予以推定。如秦王政四年（243）“天下疫”事。
2023年春节放假02秦王政四年“天下疫”阿尔卑斯棒棒糖图片
秦王政四年（前243）发生的灾情，《史记·秦始皇本纪》有所记述：“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史记·六国年表》写作“蝗蔽天下”。而所谓“天下疫”，则是《史记·六国年表》没有记载的灾异。蝗灾和疫情，这两起灾难，不知道是否有某种关联。由灾情发生于“十月庚寅”之后，可以推知“天下疫”，应当是在冬季。
这一记载，很可能也根据《秦记》的记录。这里虽然说“天下疫”，但是当时尽管有“唯秦雄天下”（《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秦地半天下”（《史记·张仪列传》）之说，秦昭襄王时“秦自置为西帝”（《史记·赵世家），《史记·太史公自序》亦言“昭襄业帝”，但是，秦人距离兼并“天下”事业的全面实现尚有很大距离。
这里所谓“天下疫”之“天下”，其空间指向，大概不宜简单理解为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秦方以天下为事”、“秦王得志于天下”、“徙天下豪富”、“聚天下兵器”，以及琅邪刻石“秦王兼有天下”、“天下和平”，之罘刻石“经纬天下”、“阐并天下”，碣石刻石“天下咸抚”，会稽刻石“天下承风”之所谓“天下”完全一致的概念。
对于秦王政四年“天下疫”所谓“天下”之规模，应当注意当时东方“六国”皆强势存在的史实。或许可以参考“秦地半天下”之说，理解当时“天下疫”的疫区，有可能大致包括现今区域地理
观之所谓西部地区，也可能涉及部分原“六国”地方。
03局部地方的“民疫”“大疫”
读《史记·赵世家》，可以看到对于赵惠文王二十二年（前277）发生疾疫的记录：“二十二年，大疫。”虽然史称“大疫”，而发生疫情的区域规模其实是有限的。或许类同于四年前，即《赵世家》记载赵惠文王十八年（前281）事：“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卫东阳，决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决河水”导致“大潦”，洪水氾流，经由“漳水”排溢。“大疫”与“大潦”语句对应，疫区很可能只限于赵国境内，也可能局部波及邻国。
《史记》记录的另一起局部区域的疫情，发生在汉景帝时代。太史公在《史记·孝景本纪》中记述，汉景帝后二年（前142）十月，“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这次“民疫”所波及的地区，据张守节《正义》的解释：“衡山国，今衡州。河东，今蒲州。云中郡，今胜州。”按照周振鹤对于汉初衡山国政区地理的考论（《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47页至第48页）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2册第22-23页，第24-25页，第15-16页，第17-18页）的标示，疫区包括今安徽、湖北、河南、山西和内蒙古部分地区。大致形成了南北纵向传播的趋势。
此次疫情发生在“十月”，也是冬季，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这次汉景帝后二年发生在局部地区的“民疫”，《史记》有“十月”的明确标示，与《秦记》“不载日月”的记述方式有所不同，应当完全出自太史公笔下。
04岭南“暑湿”与“士卒大疫”
刘烨和谢娜
《史记》使用“大疫”字样的疫情记述，除前引《史记·赵世家》一例外，又见于《史记·南越列传》。在关于吕后专政时代隆虑侯周灶率军进击南越国军事行为的记述中：“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赵佗自号“南越武帝”，宣示不再臣服于汉王朝，又发兵进攻长沙王边邑，侵扰数县地方。吕后派遣将军将军隆虑侯周灶征伐南越，然而，“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岭。”一年多之后，吕后崩，于是“罢兵”。汉王朝远征南越国的部队“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岭”，是生态条件影响战争史进程的特殊记录。
《南越列传》篇末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说到此次战事：“隆虑离湿疫，佗得以益骄。”所谓“会暑湿，士卒大疫”，这里直接称作“湿疫”。“湿疫”之说，二十四史中仅此一例。
汉初政论家在回顾秦时对南越战争的艰难时，有这样的描述：“杨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汉书·晁错传》）按照颜师古的解释，“能”应当读作“耐”。“能暑”就是“耐暑”。“不能其水土”，就是“不耐其水土”。就是说北方军人不能耐受以“暑”为突出特征的当地气候条件。岭南“暑湿”，是所谓“湿疫”发生的环境条件。中原居民对岭南“暑湿”气候的严重不适应，导致可以称之为“疫”的病理现象。这种情形较为普遍的发生，可以影响战争胜负。史家称之为“士卒大疫”，强调了事态的严重。后世汉末赤壁之战，曹操一方也曾经以“遭离疫气”，“以避恶地”解说战败原因（〔汉〕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有啥不花钱的好玩手游
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汉文帝时代，汉王朝与南越国的关系有所缓和，陆贾再一次出使南越，南越王赵佗“王甚恐，为书谢”，放弃“武帝”名号，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解释“前日高后隔异南越，窃疑长沙王谗臣，又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情形。又说：“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越裸国亦称王。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宣布“愿长为藩臣，奉贡职”。《汉书·南粤传》的记载则更为详细，其大意略同。其中也有“南方卑湿”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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