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对“大疫“天下疫的记录
《史记》对“大疫“天下疫的记录
在中国古代，“疫”通常指流行性传染病。《说文·广部》记载：“疫，民皆疾也。”“疾疫”“疠疫”即急性传染病的较大规模发生与传播，往往导致民生苦难、社会危机。
对于“疾疫”的发生，历朝政治史文献中往往予以郑重记载。《汉书·五行志》写道：“《公羊传》曰，大灾，疫也。”回顾先秦历史，《左传·昭公元年》载录“晋侯有疾”时子产的话：“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祭之。”所谓“疠疫之灾”很早就和严重危害农耕的“水旱”等自然灾害一样，影响着正常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吕氏春秋》说：“（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则……民殃于疫。”“（仲冬）发盖藏，起大众，地气且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多疾疫，又随以丧。”《礼记·月令》中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它们都强调了违背自然规律行事，会导致“疫”“疾疫”，甚至“大疫”。《续汉书·五行志》专列“疫”条。后世史籍也多有关于“疫”的专门记述。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史家记录“疫”的表现和危害，最早始于《史记》。
《史记》中对“民疫”“大疫”“天下疫”的记录是有明确时间与空间的，这对于研究流行病史、医
学史、卫生史具有开创意义。《史记》中有关“疫”的记录，也体现了太史公对于健康的重视，对于生命的尊重，对于民众生存条件的关心。
一、秦献公十六年“民大疫”手机充值卡怎么用
《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见关于“焚书”的记载，丞相李斯在严禁私学的建议中明确说道：“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同样的说法还见于《史记·李斯列传》。所谓“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就是各国历史记载悉数毁弃，只保留秦国的史籍。《史记·六国年表》痛惜诸侯史记之不存，又说：“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虽然《秦记》自有缺失，但就战国至秦代的社会演变进程而言，其所载录的历史事件具有真实性，是可取的。司马迁由此还认为，因“见秦在帝位日浅”而产生鄙视秦人历史文化的偏见，是不应该的。
司马迁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秦献公时代，秦史出现了重要转折。清代《史记》学者程余庆称之为秦“由弱而强”（《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三秦出版社2022年，第237页）的历史阶段。而经历“民大疫”的生命史、社会史历程，以及行政处理的成败得失，虽记载“略不具”，却有着非常宝贵的有关史学研究的提示意义。《史记·六国年表》有关秦献公十六年“民大疫”的文字，是中国正史文献中第一次
有关“大疫”的正式记载，这对于中国医学史和中国史学史都具有特殊价值。
《秦记》虽然“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也就是说其中的史事系年大致明确，却没有“日月”标识，且文字简略而未能具体，但是关于年度历史记载，依然是可取的。至于其“日月”，有些可以参照其他文献予以推定，如秦王政四年（前243）“天下疫”之事。
二、秦王政四年“天下疫”
分子动理论秦王政四年發生的灾情，《史记·秦始皇本纪》有所记述：“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史记·六国年表》写作“蝗蔽天下”;而所谓“天下疫”，则是《史记·六国年表》没有记载的灾异。蝗灾和疫情这两起灾难，不知是否有某种关联。由灾情发生于“十月庚寅”之后，可以推知“天下疫”应当是在冬季。
这一记载很可能也是根据《秦记》的记录。这里虽然说“天下疫”，且当时有“唯秦雄天下”（《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秦地半天下”（《史记·张仪列传》）之说，秦昭襄王时“秦自置为西帝”（《史记·赵世家》），《史记·太史公自序》亦言“昭襄业帝”，但是，此时秦人距离全面实现兼并“天下”的事业尚有很大距离。
蜻组词这里所谓“天下疫”之“天下”，其空间指向大概不宜简单理解为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秦方以天下为事”“秦王得志于天下”“徙天下豪富”“聚天下兵器”，以及琅邪刻石“秦王兼有天下”“天下和平”，之罘刻石“经纬天下”“阐并天下”，碣石刻石“天下咸抚”，会稽刻石“天下承风”中“天下”的概念完全一致。
对于秦王政四年“天下疫”中“天下”的规模，应当注意当时东方“六国”皆强势存在的史实。或许可以参考“秦地半天下”之说来理解当时“天下疫”的疫区，可能大致包括现今区域地理观之所谓西部地区，也可能涉及部分原“六国”的地方。
三、局部地区的“民疫”“大疫”
名牌腕表读《史记·赵世家》，可以看到其中对于赵惠文王二十二年（前277）发生疾疫的记录：“二十二年，大疫。”虽然史称“大疫”，而发生疫情的区域规模其实是有限的。或许类似于四年前，即《赵世家》记载赵惠文王十八年（前281）事：“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卫东阳，决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决河水”导致“大潦”，经由“漳水”排溢。“大疫”与“大潦”语句对应，疫区很可能只限于赵国境内，也可能稍波及邻国。
《史记》记录的另一起局部地区的疫情，发生在汉景帝时代。太史公在《史记·孝景本纪》中记述，汉景帝后二年（前142）十月，“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这次“民疫”所波及的地区，据张守节《正义》的解释：“衡山国，今衡州。河东，今蒲州。云中郡，今胜州。”按照周振鹤对于汉初衡山国政区地理的考论（《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7-48页）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2册第22-23页，第24-25页，第15-16页，第17-18页）的标示，疫区包括今安徽、湖北、河南、山西和内蒙古部分地区。大致形成了南北纵向传播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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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疫情发生在“十月”，也是冬季，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汉景帝后二年发生在局部地区的这次“民疫”，《史记》有“十月”的明确标示，与《秦记》“不载日月”的记述方式有所不同，应当完全出自太史公笔下。
四、岭南“暑湿”与“士卒大疫”
《史记》使用“大疫”一词对疫情进行记述，除前引《史记·赵世家》一例外，又见于《史记·南越列传》。在吕后专政时代隆虑侯周灶率军进击南越国的记述中：“高后时，有司请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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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关市铁器。佗日：‘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赵佗自号“南越武帝”，宣示不再臣服于汉王朝，又发兵进攻长沙王边邑，侵扰数县。吕后派遣将军隆虑侯周灶征伐南越，然而，“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一年多以后，吕后崩，于是“罢兵”。汉王朝远征南越国的部队“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是生态条件影响战争进程的特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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