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试管婴儿方面的研究诺贝尔获奖者...
201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试管婴儿方面的研究
      诺贝尔获奖者——罗伯特·杰弗里·爱德华兹（英国）
10月4日，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宣布，将2010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英国生理学家罗伯特·爱德华兹，以表彰他在开创人类体外受精领域中作出的杰出贡献。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在新闻通报中作表示：“爱德华兹领导了从基础性发现到今天成功的体外受精的全过程，一个全新医学领域诞生了，他的贡献代表了现代医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荒谬”的开始：
爱德华兹1925年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完兵役后，他到威尔士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学习生物学，并于1955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主题是：小鼠胚胎发育。
小鼠体外胚胎发育及成功移植并产生后代给爱德华兹带来了最初的灵感。“20世纪50年代早
期，在爱丁堡大学读博士学位时，我第一次有了人类体外受精技术的想法。”他在《自然—医学》的文章中说，“我的导师是艾伦·比堤博士，我的研究是基于他改变小鼠胚胎染体补充物的工作……诱导未成熟小鼠排卵子，并将它们与成年雄性小鼠配对，再将胚胎移植到成年小鼠体内，生产出大量的正常后代。”
然而他深知伦理问题会影响他未来关于人工受孕的工作，正在他郁闷之时，爱丁堡大学的另一位发育学教授康拉德·瓦丁顿正在与教会的高级牧师讨论伦理和遗传学问题“瓦丁顿教授的做法给我提供了无价之宝。”30多年后，爱德华兹在《自然—医学》的文章中说。
“那时人们普遍不了解不育症患者个人的痛苦。”爱德华兹回忆说。
1958年，他应邀回到伦敦的英国国家医学研究院工作，这时的他日益坚定从事人类体外受精的研究，他开始收集外科手术中取出的卵巢组织，设想从中采取未成熟的卵母细胞，将它们在试管中培育成熟并受精，再将这些胚胎植入不育妇女体内，帮助她们怀孕。他开始接触可以合作的妇科医生，但部分医生认为他的想法荒谬可笑，最后，曾经为他两个女儿接生的妇科医生Molly  Rose同意偶尔提供人体卵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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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抑或惊喜：他在美国乌斯特实验生物研究所的格雷戈里·鸡舍平卡斯及其合作者的论文中了解到：兔子和人类卵母细胞在试管中的成熟时间不超过12小时。他匆忙开始应用这一研究成果，却发现来自老鼠、仓鼠、山羊、奶牛、恒河猴、狒狒以及人类的卵母细胞不能在12小时内成熟。在令人失望的两年后，他终于在罗斯医生提供的人类卵巢组织中采取到几个卵母细胞，这一次，他耐心等待了18个小时，仍然发现卵母细胞核没有任何变化；在另外3个卵母细胞的试验中，他等了25个小时，终于发现了“美丽的染体交叉期的丝球期”，他说：“平卡斯的错误花了我两年的时间。”多年后，爱德华兹表示永远不会忘记成功的那一刻：“我从显微镜里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那些胚泡也在看着我。我想，我们做到了。”
不久后，他应邀到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合作1年，研究早期胚胎的细胞分化。“这是精彩的一年。”他说，“在格拉斯哥，第一个人类卵母细胞在37个小时内在试管中成熟，并发育到拥有极细胞的第二阶段。”
剑桥大学呼唤他回去。他和同事发现，奶牛、山羊、猪和猴子的卵母细胞都能够在试管中成熟；而且无论在体内还是体外，猪卵母细胞的成熟均需要37个小时，与人类的卵母细胞一样！
研究到这一阶段，与临床医生的合作成为关键，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6个星期中，他和合作者发现原核在试管中受精的人类卵母细胞形成了，同样的结果在回到剑桥的实验中得到了重复。他们最终发现：低pH值的媒介加上其他因素，有利于人类卵子的受精。
1969年，爱德华兹和同事第一次在试管中让一个人类的卵子受精，但所形成的胚胎因太脆弱而没有成活
迎接伦理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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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爱德华兹的兴奋不同，科学界对这项研究成果充满质疑。人们担心，这些“人造生命”可能破坏社会的伦理关系，甚至“培养出畸形的怪物”。1971年，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被誉为“DNA之父”的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就严厉批评这项工作的“错误不可避免”，“即便你愿意杀死婴儿”。
在一片争议声中，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以“不符合伦理”的理由，拒绝了爱德华兹和斯托的资金申请。这是英国唯一的政府性医学研究基金会，支持的科学研究包括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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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科学家只能依靠个人捐赠的少量资金维系研究。他们甚至在一项基金的申请中表示，有关人工授精的研究将用于研发。
爱德华兹开始寻能通过微小外科手术抵达人类卵巢的临床医生。1968年，他到了英国奥尔德姆地区综合医院腹腔镜技术专家帕特里克·斯托，“他是当时世界上精通这一方法的专家，能轻松地从卵泡中取出卵母细胞”。
于是两人组成团队，研究人类体外受精技术。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文章中说：“与爱德华兹合作，让斯托成为一名临床医生，他将体外受精技术从试验发展为实用临床医学。”
谈到合作之初时，爱德华兹在《自然—医学》的文章中写道：“我们仔细讨论了程序中的细节和安全性，以及其中的伦理问题。我们同意平等合作、仔细从事我们的工作，如果患者或儿童出现任何危险，则停止工作，但不会因模糊不清的宗教或政治原因而停止。我们合作了20年，直到他去世。他教会我医学知识。”
两人的合作如此顺利，爱德华兹在试验中看到了人体卵母细胞受精、发育成胚胎，以及分
化成两个、4个和8个细胞的胚胎，发育9天后的胚胎……
伦理学家们开始谴责他们，预测他们会培育出畸形婴儿、误导不育夫妇，将他们工作的本意误读为获取人类胚胎以从事研究，甚至对他们的研究进行恶意攻击。多个宗教领袖、伦理学家和科学家要求停止这个项目。爱德华兹采取的措施是迎接怀疑：他直接启动了体外受精的伦理争论。
他还到了一个新朋友：英格兰教会的资深伦理学家戈登·邓斯坦。他说：“邓斯坦对体外受精的科学和医学知识的了解，超过了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和临床医生，他自学了不育症新方法的细节，他在1974年出版的《伦理的》（Artifice  of  Ethics）梦见被追赶一书中，用了4章的篇幅介绍体外受精技术的科学、医学问题，并剖析了其中的伦理问题。”
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新的医学时代：
在与剑桥大学和奥尔德姆市达成伦理一致意见后，爱德华兹和斯托在剑桥附近的新市医院中开了一家临床诊所——伯恩霍尔诊所。然而，1971年，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拒绝为他们提供资助。受益于一个私人捐赠基金的支持，他们的工作得以继续，奥尔德姆市当局
最终将伯恩霍尔诊所变成世界上第一个体外受精诊所。在同事的协助下，爱德华兹仔细评估了出现畸形婴儿的风险。
1972年，他们开始了胚胎移植研究。爱德华兹假设，人类胚胎的移植成功率应该与实验室和农场动物的成功率相当，但现实让他明白：人类胚胎的移植成功率只有20%。
第一例胚胎移植后的成功怀孕让他们兴奋不已，但因为胚胎异位而不得不在11周后将之去除。
1978年7月26日，在伯恩霍尔诊所，在几百个媒体记者的包围下，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足月出生，消息传遍世界。
“路易丝·布朗的出生是一个历史性事件。”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写道，“体外受精从幻想成为现实，一个新的医学时代开始了。”
这个让全世界觉得“可怕”的小生命，却带给她父母无限的欢乐。在到爱德华兹之前，布朗的父母尝试了9年都没能怀孕成功。这对绝望的夫妻保证，自己愿意承受体外受精可能的风险。在此之前，爱德华兹进行了80多次实验，均以流产而告终。这一回，布朗太太成功
怀孕了。这个不同寻常的孕妇很快吸引了媒体的关注，记者们装扮成清洁工、水管工前来采访。一位美国的媒体人形容，当小布朗出生时，媒体的热情“就像报道人类第一次登月一样”。
强烈的批评和鼓励：
可这位“试管婴儿之父”所受到的批评却从未停止过。甚至，就在获奖消息公布的前一天，梵蒂冈宗教生命科学院的负责人还公开指责评审委员的决定，指出爱德华兹的研究“搭建了一座屋子，却错开了一扇房门”。如同多年来一样，爱德华兹并没有回应批评。在获奖的消息发布后，他没有接受采访，也没有发表感言。事实上，因为长期卧病在床，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甚至无法通过电话告诉他获奖的消息。
争议也同样扑面而来。除了宗教人士，不少科学家也惶恐不安。有人批评爱德华兹，在临床应用之前，没有在黑猩猩等高等动物身上做实验；还有人担心，一旦爱德华兹的试验出现任何问题，所有创新性的研究可能会一起受到教会的限制与批评。
爱德华兹平静地忍受了这一切。“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小孩。”在2008年接受的一次采访
中他说，“没有什么比小孩更特别了。斯托和我都被那些想要小孩的绝望的夫妻们深深打动。我们受到了很多批评，但我们宁愿如此。”
一位记者记录了在试管婴儿研究中心里看到的情景：在这个由爱德华兹与斯托共同创办的研究中心里，等待的人们看起来就好像是“妇女联合国”。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因为悲伤而弓着身体，却有希望的光芒闪烁在她们眼中”。
身为这家中心医学总监的汤姆·马修也回忆说：“爱德华兹总是在病房里和患者聊天。每个婴儿出生的时候，他都非常高兴，充满喜悦。”
这项技术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肯定和推广。1980年，澳大利亚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1988年，中国也诞生了第一个试管婴儿郑萌珠。
如今，试管婴儿技术已经从“科幻小说情节”变成了一项成熟的技术。科学家们不仅减轻了提取卵子时病人的创伤，还可以在培养胚胎时进行检查，避免一些基因型遗传病。
另一方面，事实也证明，试管婴儿技术基本上是安全的。长期跟踪研究显示，试管婴儿通常和其他孩子一样健康。
然而，布朗出生后，英国政府仍然没有提供支持，他们的工作停顿了两年半，在斯托于1988年去逝前，他一直是伯恩霍尔的医学主任，而爱德华兹担任诊所的研究部负责人，直到退休。
在研究的同时，报纸上持续出现有关道德伦理的争论，爱德华兹甚至在一天的时间里向伦敦高等法院提出8个诽谤诉讼，他赢了所有的官司，然而，在几年的时间里，与此相关的法律工作和由此而来的担心让研究受到了影响。
反对之声还来自内部。在伦敦举行的一个临床会议中，斯托受到同行的强烈批评和孤立。剑桥大学的再生科学教授马丁·约翰逊是爱德华兹的第一个博士生，他在回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气氛时说，当时社会上对人口过多的关心超过了不育症的：“那时人们普遍不了解不育症患者个人的痛苦。我记得，当时剑桥的着名科学家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博士导师发疯了。在茶室里，因为不同意我们的工作，常有人拒绝和我们说话。”然而，约翰逊被爱德华兹的想法深深击中：“他鼓舞人心又有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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