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你熟悉的一两部作品为例子 谈谈对红经典的认识
以你熟悉的一两部作品为例子 谈谈对红经典的认识
  随着世纪末的降临，人们似乎是习惯性地对历史作一一的检视，随之产生的就是一种怀旧情绪。在这种怀旧情绪的影响下，“红经典”又重新浮出水面。所谓“红经典”,“是指1942年以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⑴“红经典”的重现，除了以传统的再版重印作品的形式（如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经典丛书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以及对于淡出舞台的“样板戏”的重新搬演（如1995前后，上海京剧团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巡回演出京剧“样板戏”，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更为突出的是多媒体时代的多种表现形式：“红经典”被大量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如《林海雪原》、《红岩》、《小兵张嘎》、《红娘子军》、《烈火金刚》等等先后开播或投入拍摄，收视率可观，引起了很大的反响），MTV、卡拉OK等新的大众电子娱乐形式也热衷于“红”题材，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大量报道和评论“红经典”的流行。可以说，“红经典”的重现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现象，而成为了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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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建国后的蓬勃发展，六七十年代的独领风骚，到八十年代起由于对的否定而带来的销声匿迹，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学舞台，直至今日掀起的“红经典”浪潮，“红经典”所遭遇的沉浮因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而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作为“中国革命真正骨干”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的创伤之后，在中国社会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转变的时候，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红经典”因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和革命文化霸权的产物而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10多年的时间中，“红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失，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悲剧的背景之中。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主力地位逐渐被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等科技、经济领域的专家所取代。知识分子被逐渐边缘化和市场化，从而失去了对于文化的主导力量。同时，因为“红经典”为大众文化产业所带来的巨大市场和商机，到了9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终于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轰轰烈烈地推出了新的“红经典”热。⑵从这个意义上说，“红经典”的重新崛起绝不是一个自然现象，它是被“推出”的，被制造出来的，它必须服从国家意识形态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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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经典”之所以能够带来如此巨大的商机，是与一种怀旧情绪分不开的。中国社会20多年来的转型，使得怀旧成为新的时尚，这是一个时代消失后普遍的社会情绪。在二十世纪走向尾声之时，这种怀旧情绪就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而怀旧情绪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红经典”的重现，无外乎是当今中国文化多元多极状况中不大不小的一种时尚而已。追随这种时尚的人，大部分是中年以上的大众，他们大多亲历过“红经典”所表现的时代，或是在“红经典”的包围中长大，在重温“红经典”的同时，也重温当时的青春岁月，重温那段岁月给自己留下的印记，这种怀旧带着强烈的追忆彩。同时，年轻人对于“红经典”也不仅仅是厌恶和排斥，而是用一种新奇的眼光审视其中体现出的特殊美感，追寻那一段显得陌生而神秘的历史，显示出一种猎奇状态下的怀旧。无论是偏向何种彩的怀旧，都可以说是“在实用主义、商业大潮和消费主义即将全面获胜之前，对一个理想主义时代不无戏噱、亦不无感伤的回首”。⑶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
  在世纪末的怀旧情绪中，也蕴含了对于旧世纪的告别，在怀旧的同时也对其进行着摧毁和重建，为其加入了新的元素。“红经典”的重现就不是简单的对于其原始文本的重新呈现，它在重现的同时已经经历了再造的过程。拿《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被改编成电视剧的“红经典”来说，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按当时的话说，“怀抱深厚的阶级感
情，拥有丰富而切实的战争生活和实际生活的体验，掌握活泼的众语言和来自生活深处的感人故事，以至可以冲破观念的硬壳，在今天仍具备某种魅力，仍然有人爱看，经得住时间的磨洗。”⑷但如果依旧按照原先的阶级斗争的主题来表现，恐怕很难引起观众的兴趣。于是，在重现的过程中，原本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的元素被有意地虚化和弱化，而与此相对的，英雄的个性化，情爱的多种可能性，这些过去被遮蔽和掩盖了的一面，就有可能构成新的想象空间，并成为卖点。不可否认，这样的再造的背后有庞大的市场的影子。面对这样的改编和再造，引发了广泛和持久的争论。
  如果说电视剧的改编为“红经典”的再造掀起了不小波澜的话，那么青年作家薛荣在浙江作协主办的大型文学刊物《江南》2003年第1期上发表的中篇小说《沙家浜》就无疑为文坛投下了一颗重磅。在根据沪剧《芦荡火种》加工改编的京剧样板戏《沙家浜》里，剧中的主要人物阿庆嫂、郭建光作为智勇双全的抗日英雄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但在薛荣的小说里，人物形象及彼此的关系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在小说中，阿庆嫂“”，胡传魁、郭建光都使她的公开情人。郭建光遇事束手无策，只知道依赖阿庆嫂。相反，胡传魁倒成了江湖豪杰，“有一股义气在，有一股豪气在。”由于阿庆嫂的牵线，作为新四军某部指导员的郭建光与“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做了一笔交易：以提供一批军火为
代价，请胡传魁出兵救出被日本鬼子抓走的新四军伤病员。这对人们熟知的故事，几乎是采取了全盘“翻案”的写法，因此小说一发表便在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
  争论一开始就出现了严厉批评和极力回护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随后批评的意见逐步居于上风。《浙江日报》在2003年2月18日发表萧何的文化时评，认为小说《沙家浜》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小说”。《北京娱乐信报》在2003年2月24日发表李庚辰的文章，针对小说《沙家浜》指出：“在这个缺少英雄的时代，我们应该歌颂英雄，张扬英雄的这种气概。但是这篇小说将我们心中的英雄丑化了，将英雄鄙俗化了，这是一种悲哀。”郝铁川在题为《小说〈沙家浜〉不合理不合法》⑸的文章中认为“说其不合理，是因小说作者既要搬用名着标题，又要诋毁名着内容。”“说其不合法，是因为小说已违反了我国现行民法，以及现代多数国家民法所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董键、丁帆、王彬彬随即以《“样板戏”能代表“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吗？》的文章⑹与郝铁川进行商榷。三人认为“在今天还认定‘样板戏’代表着所谓‘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是分外荒谬和可怕的。”三人表示无论对样板戏《沙家浜》还是小说《沙家浜》都“不欣赏”，但认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文学问题”，“任何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上纲上线’的做法，都是荒谬的。”而《江南》的主编张晓明认为：“我们这个小说只是一个试验性地否定这种‘高大全’的形式的文艺创作，作者只是从人性化的角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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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创作，这跟‘戏说’是没有关系的。”除此之外，据说故事发生地沙家浜对小说《沙家浜》的描写更为恼火，镇政府的领导已表示，小说作者和小说出版社如不认错，将与之对簿公堂。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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