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信·致杨霁云
篇一：新发现鲁迅致蔡元培书信本事
新发现鲁迅致蔡元培书信本事
葛涛
笔者近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资料库查看资料时偶然看到一幅鲁迅介绍荆有麟
去见蔡元培的书信手迹，当时抄录了这幅手迹的内容，通过查人民文学出版
社2005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和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鲁迅著译编年全
集》，确认这幅手迹的内容没有被编入这两部鲁迅全集之中，应当是鲁迅的佚
文。
鲁迅致蔡元培信介绍
鲁迅在一张盖有“春阳写真馆”印章的装照片的袋子的正面写下了如下文字：
呈
蔡孑民先生
树人
另外，鲁迅在一个小一号的装照片的袋子上写有如下文
字：
伤残等级鉴定介绍
荆有麟君面奉
蔡孑民先生
周树人
十二月六日
在这张纸袋上标有0014的号码，并有“已辦”字样。与上述信封和信纸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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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时代谁唱的起的还有鲁迅写在两张稿纸上的致蔡元培的信件，分别标有0015和0016的号
码，已经被《鲁迅全集》收录。信的内容如下：
致蔡元培
孑民先生几下, 谨启者:
久违雅范, 结念弥深, 伏知贤劳, 未敢趋谒。兹有荆君有麟, 本树人旧日学生, 忠于国事，服务已久, 近知江北一带, 颇有散兵, 半是北军旧属, 既失渠率, 迸散江湖, 出没不常, 亦为民患。荆君往昔之同学及同乡辈, 间亦流落其中, 得悉彼辈近态，本非夙心，倘有所依，极甘归命，因思招之使来, 略加编练, 则内足以纾内顾之劳, 外足以击残余之敌。其于党国, 诚为两得。已曾历访数处, 贡其款诚, 尤切希一聆先生教示, 以为轨臬。辄不揣微末, 特为介绍, 进谒台端, 倘蒙假以颜, 俾毕其词, 更赐指挥, 实为万幸。肃此布达, 敬请
道安。
后学周树人启上十二月六日
从上述鲁迅写在照片袋上的文字和一张牛皮纸上的文字来看，这实际上是一封介绍荆有麟去拜见蔡元
培的介绍信，也就是说，鲁迅在1927年12月6日给蔡元培实际上写了两封信，第一封是介绍荆有麟去拜见蔡元培的介绍信，第二封是鲁迅向蔡元培推荐荆有麟去江北接收改编散兵的推荐信。后者虽然已经收入《鲁迅全集》之中，但是和第二封信在一起的第一封信却一直被研究者忽视，没有被公开披露过，应当是鲁迅的佚文。从鲁迅博物馆文物来源档案中可以看到，这两封鲁迅致蔡元培的信都是1978年5月27日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转交国家文物局后划拨给鲁迅博物馆的，经手人是鲁迅博物馆当时负责文物保管工作的叶淑穗女士。
最新个性网名查鲁迅日记（按：本文所引鲁迅日记内容均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可以看出，鲁迅在1926年10月3日到上海后和荆有麟的来往仍然比较密切，从10月21日到11月17日，有1次会见，2次回信，3次收信的记载。此后的鲁迅日记中便没有关于荆有麟的记录，直到1927年12月1日才有荆有麟来访并邀午餐的记录。此后，鲁迅日记有荆有麟频繁来访的记载：12月2日的日记记载：“……午后有麟来，赠板鸭二只……”12月5日的日记记载：“……午后有麟来。”12月6日的日记记载：“午后有
麟来……”；
12月7日的日记记载：“午后有麟来，付以致蔡先生信。”从上述两封鲁迅书信可以看出，荆有麟频繁登门访问鲁迅，是想让鲁迅介绍他拜访蔡元培，获得去江北收编散兵的差事。
查王世儒编撰的《蔡元培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没有看到蔡元培在1927年12月接见荆有麟的记载，而且从年谱中可以看出蔡元培在12月份比较忙：12月7日出席在南园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会议，12月8日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第二次预备会议，12月10日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第四次预备会议，12月11日与孙科、李济深等谈话，同日自上海赴南京，12月18日自南京返上海，12月19日自上海返南京。另外，鲁迅日记在12月9日、11日、12日、20日、23日、24日、26日、30日虽然有荆有麟来访的记载，并有13日收到荆有麟书信的记载，但没有收到蔡元培回信的记载。不过，从保存下来的那个装有鲁迅致蔡元培书信的照片袋上留下的“已辦”两个字，可以推测出，荆有麟已经拿着鲁迅的介绍信和书信拜访了蔡元培，并获得了蔡元培的帮忙。
《鲁迅全集》17卷对荆有麟的注释如下：“……1927年5月在南京办《市民日报》，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干事。1928年任国民党第22独立师秘书长，1930至1931先后在
河北怀远县及江苏萧县任教员，1936年为国民党中央考选委员会委员，后加入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组织。”从荆有麟在1928年担任国民党第22独立师秘书长一职来看，大约这次蔡元培帮助荆有麟获得了他想要的工作。
楼梯尺寸鲁迅与荆有麟的交往始末
skype账号注册荆有麟1924年于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时听过鲁迅讲授《苦闷的象征》，并因请鲁迅修改文章而逐
渐和鲁迅来往比较密切。鲁迅在北京时期离家避难，荆有麟还住在鲁迅的家里帮助鲁迅看家。
据荆有麟回忆：“由十三年到十五年，在这整整两年的时光中，我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先生之门。不特听多了先生的谈论与意见，也熟知了先生的日常生活同家庭情形，直到先生离开北京为止。先生离开北京后，我也为了生活而到处奔跑起来。此后，不特再未写东西，送先生修改。数年中，连与先生谋面的机会都很少，直到十八年，我在南京失了业，才有机会跑到上海去看
先生。那次在上海，就住在先生景云里的寓所里，白天同先生及景宋女士逛马路，坐咖啡店，晚上便在先生家中闲谈，吃糖果，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天的功夫，但其间，还有机会陪先生到江湾立达学园，去听先生关于文学方面的讲演。”（荆有麟《鲁迅回忆断片?题记》，鲁迅博物馆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上）》P119－120，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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