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绛彩瓷考论(下)
浅绛彩瓷考论（下）
李 俨
【期刊名称】陶瓷科学与艺术
【年(卷)，期】2014(048)002
【总页数】5
（续接上期）
五、同治：早期的雅瓷与作者
以现时所见资料来看，最早的具有确实纪年的作品，是同治四年程门所作的四件雅瓷，并且都是浅绛彩，而不是墨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乙丑（同治4年）暮春”程门（时年44岁）所作的浅绛彩仕女与花鸟瓷板（见《广州文物总店藏瓷板画》）。当时程门写这两件作品的动机，是应“小仙明府索写仕女”而作。其后按年可稽的是：同治6年，仅见胡夔（时年75岁）“画于昌江官廨”的墨彩尊，未见他人同年作品传世；同治7年，仅见“道诚敬赠”墨彩兰石花口茶盘（疑是程友石之作）；同治8年，开始出现程友石、卅六峰人作品（皆为墨彩），以及“子和主人玩赏”墨梅瓷板（疑是张锡祜之作）；同治9年，开始出现金
品卿、李子商（时年53岁）、杨芝泉、汪介眉（时年28岁）、俞芝恬作品（皆为墨彩）；同治10年，开始出现俞子明、黎碧珊作品；同治11年，开始出现小柳、程言、汪章作品；同治12年，开始出现王少维（时年56岁）、聖宇、程玉庭、谭寅阶、方作材、玉堂、荫堂作品；同治13年，开始出现少轩、任焕章、张锡祜、程南山、贾晋（月舫）作品。
以上同治时期的雅瓷，其绘画品种只有浅绛彩和墨彩两种，未见有青花、金彩、蓝彩等其它品种。器物种类多为瓷板、笔筒、帽筒、茶壶、温酒壶，罕见的则为方瓶、尊及鼻烟壶。根据上述史料加以考辨，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同治时期的雅瓷，无论其绘画品种还是器物种类以及作者数量、作品数量，都远远不及光绪时期。其中，除了程门同治四年作品之外，任何其他人作品不但都出现于同治六年以后，而且连续四年都是墨彩，而未见浅绛彩，这无疑为雅瓷创制于程门提供了有力证据。而同时我们又看到，最初雅瓷应是民窑作品，直到同治六年以后，雅瓷才在官窑中出现——因为御窑厂毁于咸丰五年，重建于同治五年。值得注意的是，程门同治四年的作品绝非商品，纯是文友之间的酬唱之作；而同治六年或之后的作品，虽然也有不少酬唱与题赠之作，但绝大多数都是从官窑中定制而来的商品。
第二，其中可推知当时作者年龄的有：胡夔75岁、王少维56岁、李子商53岁、程门44岁、汪介眉28岁。可见他们的年龄差距很大，显然是老中青三代人。
另外，根据程言为程门之子，以及俞子明作品的起止年限为同治十年至民国六年，汪章则是同治十
一年至光绪三十一年，可知程言、俞子明、汪章三人与汪介眉一样，都应该属于青年一代。
第三，其中金品卿、汪介眉、程言、俞子明、汪章、程南山诸人的早期雅瓷，其书画显而易见的都尚未完全成熟，可见他们尚处于模仿学习阶段。因此，他们此时可称之为雅瓷学生。其中成绩最好、进步最快的，唯独金品卿一人。例如金品卿同治九年的墨彩四爱图人物方瓶，他只是负责绘画
小学 工作总结，而题诗及落款均由他人代笔。这件作品的书法与绘画水平，有天壤之别，大概此时金品卿的书法并不好，所以连他本人的落款都由他人代劳。但是，金品卿真无愧是官窑中的魁首，经过三四年的雅瓷学习，我们再看他同治十三年的红梅镂空帽筒，可谓诗书画印绝佳，不但是雅瓷中的经典之作，也是文人画中的典范之作。可见几年之间，就成绩惊人。（从同治十年至光绪二年，曾有四件作品署有“品卿金诰学画”字样）
第四，其中唯有程门、胡夔二人见于县志记载。可见其在晚清画坛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在皖南、景德镇一带，颇有名望；其他人，除了程门之子程言见于县志记载以外，都名不见经传。
胡夔，工画山水、人物、花鸟及牛，安徽歙县人。他是雅瓷中唯一辈分最高的新安著名画家，直到晚年75岁才开始绘瓷，因而雅瓷作品并不多，流传下来的也只有一件75岁的绘瓷作品。他的传世作品多
见于国画，81岁和84岁时，还有国画作品传世。由他“画于昌江官廨南窗之下”的绘瓷作品来看，可断定他应是官窑当时特别延聘的文人画家，主要为官窑培养雅瓷画工。
程门，字雪笠，号笠道人，安徽黟县人。他本是个“咸同时名噪大江南北”的新安画家，曾游艺于江浙之间的嘉定一带，以才气被张鸣柯赏识，写进他著的《寒松阁谈艺琐录》里。程门不仅“画尤精妙绝伦”，还能诗词。中年以后“又擅奇能为绘瓷”，从而名动京师，并且成为雅瓷的开创者和领袖人物。其瓷画作品年限为同治四年至光绪十五年。程门的学生很多，如他的哲嗣程言、程盈
，以及云舫、程万年、汪友棠等人，影响所及，至为深远，后来的汪友棠学生马庆云、何明谷、钱仙槎、周筱松等，都是程门一派的传人。在早期三大家中，程门的伪作也很多，而金、王二人的伪作却十分罕见。由此可见，王少维、金品卿的名声和影响远远小于程门，甚至还远不如后起之秀周友松、任焕章、汪友棠、仙槎等人。
第五，其中唯有金品卿、王少维可确定为真正的官窑画师。金品卿，名诰，号新安樵者、黟山樵子，又号松岩外史，安徽黟县人。工山水、人物、花鸟、草虫。其作品年限为同治九年至光绪十八年。金品卿为人博学多才，很得王凤池（江西地方官员）的赏识。然而奇怪的是，金品卿是“御厂两支笔”之首，也是早期雅瓷三大家之一，但《黟县四志》记载了程门父子及汪友棠、何明谷等人的绘瓷事迹，却没有金品卿的任何记载。这大概是金品卿原本官窑画师出身，并非真正的文人画家的缘故吧？因为
旧时文人在提倡文人画方面，往往借以抬高士大夫阶层的绘画艺术，鄙视民间画工及院体画家。在此背景下，民间艺人和官窑画工，在旧时都是一种贱业，故而被社会轻视。因此，他们几乎名不见经传，尽管雅瓷是文人画风格，名位仍旧卑微。
王少维，名廷佐，号画饼书生，安徽泾县人。工人物、山水、花鸟及猴。其作品年限为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十三年。王少维年轻时候，本是一介书生，后来进入官窑以绘瓷谋生，故号曰画饼书生。由
其作品中的“吴人”、“如皋”（见《晚清民间浅绛彩瓷鉴赏》，第16页）等印来看，可知他的祖籍是江苏如皋。王少维与金品卿一样，很得王凤池的赏识，曾多次定制和品评他的雅瓷。今人（原御窑总办后人）有王少维、金品卿为御窑两支笔，并以金品卿为第一笔的传说，是可信的。
王少维参与雅瓷的创作比较晚，始于同治十二年，即从56岁开始，直到70岁为止。据此可知，王少维与文人画家胡夔不同，胡夔是官窑聘请的雅瓷老师，而他却不是，王少维加入雅瓷创作的原因
，很可能是因为他此时年纪已高，已不太适宜绘制精致的官窑瓷器，所以才改绘雅瓷的。从这一角度来看，金品卿与王少维之间亦有分别。金品卿显然是最先奉命参与雅瓷创作的，他有可能比王少维的年龄小不少，甚至也有比王少维、程门还要晚一辈的可能。从他们存世作品的数目上，似乎也可说明这一点。据笔者统计，王少维存世作品大约有80件左右，金品卿大约170件，程门为310件左右。由此可见，也许是由于金品卿年龄小、精力强，所以他的作品数量是王少维一倍。至于他比程门少了将近
一倍，而是因为金品卿为贡瓷画师，自当以绘制官窑贡瓷为主，雅瓷的创作只不过是兼职而已。程门由于不是御用画师，可以不受拘束地进行书画创作，加之程门中年以后又以绘制雅瓷为主，是专门的雅瓷画家，所以其作品自然要比金品卿多得多。
第六，其中杨芝泉、荫堂二人为地方官员。杨芝泉，又名春芳，有多件雅瓷作品传世，但据笔者考证，他应为雅瓷的定制者和持赠人，并非雅瓷的作者（参见拙文《胡夔与芝泉瓷画初探》，《陶瓷科学与艺术》2011年第6期）。荫堂，又名杨培。有关他的雅瓷，仅见两件：一件是他光绪十年定制的金品卿花鸟瓷板；另一件是同治十二年的鼻烟壶（真伪可疑），上绘墨彩兰草及山水，题款写“王者之香也。癸酉仲夏赠丹臣五弟大人台玩，兄荫堂涂之。”此作书画水平一般，尤其是书法笔力不足，不像是出自官员之笔，而且底足也不自然。
第七，其中俞芝恬、黎碧珊、小柳、方作材、圣宇、玉堂作品最为罕见。俞芝恬作品，仅见一件墨彩《事事如意》水仙盆，款署“同治庚午（9年）花朝，芝恬手制于珠山旅次。”白文印：“之田”（见上海拍卖行有限公司2004年春季拍卖会）。俞芝恬（1821——1861），原名培墩，“字芝恬，亦作芝田，金匮（今江苏无锡）人。官乐平知县。工诗、画，尤喜填词，有‘海棠红得可人怜’句，人以俞海棠呼之，著《艺云词》五卷。——《清朝书画家笔录》”黎碧珊，斋号黎云山房，其作品仅见一件同治十年的山水、花鸟方水盂。小柳作品，仅见一件同治十一年的四方温酒壶。可惜的是外壶已失，内壶也只见到两面书法：一面是“忽来一阵催花雨，锦带桥头尽泊船”“一片冰心在玉壶”；另一是“壬申（同治11
年）季冬上浣，小柳书”“□府老伯大人清赏，侄圃荪敬赠”。书法优美畅达，似应出自书家之笔。方作材，又名黄峰、朗南，其作仅见同治十二年的行草提壶。他的书法，独具面目，不同寻常，也是一位书法高手。圣宇，仅见一件同治十二年的人物帽筒，书画俱佳，同样是难得一见的雅瓷高手。玉堂作品，也仅见一件同治十二年的仕女茶杯（图4）。不同的是，其作虽然釉彩属于早期的浅绛彩，但画风及底款“大清同治年制”，都源自典型的民窑同光彩。可见玉堂本是一个民窑画工。
第八，其中程友石、张锡祜、卅六峰人出现较早。三人之中，尤以程友石、张锡祜二人之作，清幽雅致，颇有文人画意趣。程友石，原名鋕，又名光鋕，安徽休宁人。其作品底款有：竹溪轩作、友
石山房、玉茗山庄、醉月轩制、乐陶陶等。工山水、人物、花鸟，尤其喜画墨彩兰、竹及浅绛彩梅花。他的作品年限为同治八年至光绪十七年。俞子明、周友松、程南山及汪友棠的书法，都曾受其影响。例如：同治十三年和光绪二年，俞子明所作花鸟帽筒和人物瓷板，其书法完全学自程友石而略显笔力不足；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汪友棠所写魏体行书，似有出蓝之誉。由于程友石作品出现较早，不但作品雅韵天成，功力深厚，且影响较大，所以他极有可能是官窑礼聘兼授雅瓷的文人画家。张锡祜，能诗善书，工墨梅。他的作品，十分罕见，其作品仅见如下两件：
（1）墨彩瓷板（图5），上题：“老梅愈老愈精神，水店山楼若有人。清到十分寒满地，始知明月是前身（此为金农画梅诗）。时为同治己巳（同治8年）画于景德镇，子和主人赏玩。”押有“几生修到”“晋印”“子和”三印。（疑是张锡祜之作）
（2）墨彩瓷板（图6），上题：“半窗明月影扶疏，客里情怀诗酒娱。他日有缘重到此，梅花再写两三株。同治甲戌（同治13年）秋日定占先生司马大人嘱画并请两正，弟张锡祜。”下押朱文印不辨，压脚印为白文“几生修得到”五个篆字。
张锡祜作品，从诗书画印上看，与金品卿同治十三年所作墨梅盖碗及红梅帽筒，似乎具有一脉相传的渊源关系。虽然二人的风格有所不同，但金品卿此作像是受到张氏影响而蜕变出来的，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此，张锡祜似乎和胡夔、程友石一样，也应是当时官窑特别延聘兼授雅瓷的文人画家。卅六峰人，原名倪凤。工行书和楷书，其作品年代为同治八年至同治十二年。据笔者考察，他应是题款代笔书家，曾为任焕章代笔（仅见一件）；同治九年，曾为李子商墨彩山水笔筒代笔（见《景德镇彩瓷三百年》，第51页）。其它代笔作品，有花鸟、仕女及山水，但都不署绘者款，只署“卅六峰人题”；这些作品虽然是浅绛彩和墨彩，但都是民窑画风，并非文人画。
李古董，字子商。工山水、人物及梅、竹，尤以墨彩为常见。其作品年限为同治九年至光绪十四年。他的早期作品不及程友石、张锡祜深厚，题款除了卅六峰人代笔之外，同治十三年所作的墨彩鹿、猴方壶，则由雷桂芳代笔。据此推断，李子商原本是民窑画师。
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份是哪六、咸丰：雅瓷的肇始时期
人工客服中国陶瓷绘画，明显深受中国画的影响。尤其是景德镇陶瓷，比如雍正墨彩的产生，必定是受了水墨
画的影响。再如自明末以来，民窑瓷画上就出现了诗词、作者款及印章。还有清代官窑督陶官唐英所制的“唐窑”， 也曾出现过诗词、印章。到了咸丰七年，民窑所作的粉彩人物福禄寿图瓷板（见《景德镇彩瓷三百年》，第34页），更是诗、印、年款和署名俱全。这些陶瓷绘画，都是模仿中国画而来。但其数量极少，流行时间不长。而流行时间长、数量最多的，自然是雅瓷。雅瓷虽然年代较晚、形态相仿，但是雅瓷在上述陶瓷发展演进过程中，并不存在着相承相继的渊源关系。两者的根本区别还是不难厘定的，就是前者受文人画的影响，由于仅仅是形态上的模仿与借鉴，所以其形式、外表上与文人画相近；而后者表现的是正宗的文人画，由于在釉彩工艺和绘画方法上的改造与创新，故其瓷画无异于纸绢上的文人画。可见，直到程门浅绛彩的出现，才真正标志了陶瓷文人画的确立和完成。
程门发明浅绛彩，当与程门的身份地位以及当时的社会观念、时代背景有关。童书业《清初官窑瓷器史上几个问题的研究》载：“因为瓷器上的绘画，无论怎样高明，总有所谓‘匠气’，不入士大夫的眼”（见《中国瓷器史论丛》）。因此，身为当时的著名文人画家程门，为了摒弃瓷器绘画上的所谓“匠气”之弊，也为了突显其身份地位，他自然不会用传统的墨彩和粉彩来表现文人画，必然会对陶瓷绘画进行更深层的雅化来创新与开拓。
除了同治四年之外，直到同治八年，程门作品才再次出现。这是一套程门在南昌所作的山水册页
，上有程门索请张鸣珂所作题诗。据此可知，程门发明浅绛彩以后，仅仅作为艺术上的交游酬唱
，
最初并不打算以画瓷为业，也没有加入官窑的雅瓷创作，而是在南昌进行书画艺术活动。（同治十年，再次出现程门瓷作）
程门同治四年的雅瓷，一共发现了四件，都是浅绛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广州市文物总店所藏的两件仕女、花鸟瓷板（图7）。此作不仅有长篇题款，而且彩也相当丰富。据此可以判断，它是非常标准而成熟的浅绛彩，显然不是新生物的早期形态。而标准形态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一点，从雅瓷品种（浅绛彩和墨彩）出现年代的排序上可以得到证明。
会计师薪酬自行车品牌排名如前所言，程门同治四年的作品，都是浅绛彩；而其他人的作品，从同治六年到同治九年，都是墨彩，而未见有浅绛彩。这充分说明他们或官窑在四年中一直没有掌握浅绛彩的工艺技术，实际上已从侧面反映出浅绛彩的研制十分不易。由此可见，专业的官窑尚且如此，更别说外行者程门了。因此，考虑到程门浅绛彩的创制存在一定的时间，笔者倾向于认为程门浅绛彩的创新开始于咸丰年间，至同治四年浅绛彩的风格已经确立，创制工作基本完成。程门咸丰作品未问世，那是因为数量太少。
总而言之，浅绛彩应该创始于咸丰年间，完成于同治时期。雅瓷的年代，若从同治四年（1865年）起算，算到1935年莲溪陶山水瓷板（见《浅绛彩瓷品鉴》，第201页）为止，至少有七十一年的历史。从晚清雅瓷的整体情况来看，咸丰年间应该视作一个肇始时期，同治则是一个兴起的阶段
，到了光绪之后，雅瓷则进入了创作的高潮阶段。由于材料所限，以上说解多为推论，不一定正确，
请学者和雅瓷爱好者批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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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越竣.陈树《浅绛百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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