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问题研究——基于第一大股东视角
2020年第12期总第263期
数学小报资料征信
CREDIT REFERENCE
No.122020Serial No.263
【金融纵横】
收稿日期：2020-07-26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GL028）；福建普惠金融研究院开放基金博士生项目（KXZK1812A ）作者简介：陈加民（1978—），男，福建漳浦人，经济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与投资；谢志忠（1970—），男，福建仙游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与投资。
摘要：以普惠金融供给方股权视角，基于2012—2017年福建省农村信用社全机构数据，运用Cov-AHP 方法计算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准则层和方案层权重值，得到不同第一大股东类型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值，有助于检验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实施效果和深化股份制改革。研究发现：机构网点数量、助学贷款利息
收入、小额贷款服务使用情况和小微企业贷款服务使用情况等四个指标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关键指标。关键词：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金融发展；第一大股东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47X （2020）12-0069-07
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问题研究
——基于第一大股东视角
陈加民1，谢志忠1，2
（1.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福建福州350002；2.泉州师范学院商学院，福建泉州36200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全国金融工作第五次会议中都强调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从普惠金融需求方的角度，既要直观感受到“普”的理念，即所有人特别是社会弱势体都能获得金融服务，也要深刻体会到“惠”的内涵，即融资便利和交易成本合理。为精准满足普惠金融需求方的需要，从普惠金融供给者的角度来看，首先，要满足“普”的理念，既要考虑机构网点、银行账户等普惠渠道便利程度，也要考虑农户贷款特别是小额贷款等信贷可得性；其次，要具备“惠”的内涵，需要考察利息是否优惠、金融产品种类提供是否准确定位；再次，由于金融机构同样要寻求经济效益和规避风险，在此前提下才能持续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因而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等经营指标都要纳入金融机构持续提供普惠金融业务的考虑范围。
一、文献综述
当前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状况主要从金融组织和学者的视角进行研究，常用路径为采
用银行机构网点密度、金融服务产品种类及其使用情况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同时得出银行网点覆盖度是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之一。Beck （2007）基于银行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使用性的维度，提出了银行覆盖面的测度指标［1］。Sarma &Pais （2008）以金融机构地理渗透性、金融服务可得性和使用效用性三个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数（IFI ），并于2011年和2014年先后测算了45个和110个国家的IFI 指数［2］。Arora （2010）则采用普惠金融成本和便利程度两个维度指标进行测算，比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普惠金融水平值［3］。Gupte 、Venkataramani &Gupta （2012）则进一步拓展
了之前普惠金融指数的测度指标，构建了金融使用性、金融成本、金融交易便利程度和金融渗透性四个维度［4］。Gimet &Lagoarde-Segot （2012）指出想要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通过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在正常范围内加速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等途径［5］。Chakravarty &Pal （2013）在IFI 评价指标体系中加入了包容性参数［6］。值得一提的是，Rahman （2013）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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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渗透便利度和金融使用效率的基础上，首次引入金融满意度和金融吸纳率维度，加权平均后综合得出普惠金融综合发展指数，使评价体系更加科学规范［7］。部分学者参照国际普惠金融指数体系计算相关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成为普惠金融的一种研究趋势，如伍旭川和肖翔（2014）参照G20普惠金融基础性指数，采用可得性、使用情况和服务质量等三个维度11个指标测度全球133个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值［8］。马彧菲和杜朝运（2016）则进一步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展的“金融接触调查”FAS数据库，采用服务范围和使用情况两个维度11个指标，得出国际上28个可计算数据的国家与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值［9］。此外，Jukan、Babajic&Softic （2017）变换绝对值指标体系为相对值指标体系，采用金融机构拥有账户的百分比、人口储蓄百分比以及人口借贷百分比等三个占比指标计算了西巴尔干国家的普惠金融水平［10］。国内学者主要是从银行数量、员工数量、营业网点数量、ATM机数量、存贷款占GDP 比重和涉农贷款占比等研究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11-12］，并从渗透度、使用度、效用度、承受度等层面构建农村区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13］。确定指标体系权重方法众多，但较多学者均采用层次分析法（简称AHP法），为克服传统AHP法在主观因素上的偏差，有的学者提出了Cov-AHP法［14］。
农村信用社已立足于农村金融市场成为推行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主力军。当前银保监会持续推进农村信用社产权改制，要求农村合作银行全部转为农村商业银行，加快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的步伐，加大股份制改造力度，以提高资本实力和治理水平，不断拓展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覆盖的广度和
深度，履行扶持“三农”使命。显然，股权变动能显著影响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战略和经营绩效。然而，改制后农村信用社的商业可持续和支农的双重目标能否兼顾实现，这个问题当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金融服务的可持续和支农扶弱问题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由于农村金融市场普惠金融的实施主体主要是农村信用社，那么农村信用社的普惠金融发展与其推行的股份制改革是否有关系，并且不同股权类型的农村信用社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是否存在异同，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个关键点目前还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在实践中认识也不尽一致。鉴于此，本文从股权视角运用Cov-AHP方法对福建省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深入分析，可有效检验其支农效果，并有助于明确农村信用社深化股份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和方向，为各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和当地政府部门系统规划普惠金融发展和制定相应政策提供思路。
二、股权视域下的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分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统计的全机构财务报表和股权数据，涵盖
2012—2017年度全省67家农村信用社（含农商行）。福建省作为全国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第二批省份，地处东部沿海，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偏上，各地市发展不均衡但区域特点鲜明，具有一定的区域代表性。同时，福建省农村信用社于2009年末全部完成股份制改造，选择福建省农村信用社作为不同股权类型的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意义。
考虑到与普惠金融指标的关联度，本文将第一大股东分为国有企业法人、银行法人、涉农企业法人和民营企业法人［15］。国有企业法人参股主要原因在于其带有政治使命，易与国家推行普惠金融业务的政策保持一致。银行法人参股目的更多是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而且注重风险控制，除达到中国人民银行和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的普惠金融业务考核指标外，更倾向于或者投向平均利润高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或者通过垄断市场形式获取量多息高的收入，因而其推行普惠金融业务具有一定的投机性。涉农企业参股说明信用社的金融服务定位不仅倾向于支农方向，而且在推行普惠金融业务时会由于类型相同而产生“同情心”，从而加大支农扶农的普惠金融业务量。民营企业法人在推行普惠金融业务时具有与银行参股类似的立场，同时具有投入资本量不多且“资本逐利”要求明显。农村信用社股份制改革的关键步骤在于优化股权结构。股权结构主要体现于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与制衡度、股权流转等方面，股权结构变化更多体现为股权类型的变化。普惠金融一方面实现“支农扶弱”的社会绩效，另一方面实现金融机构商业可持续发展及股本盈利财务绩效，其发展水平通常采用普惠金融使用度、渗透度、效用度和承受度等进行评价。
本文采用能客观确定指标权重的Cov-AHP法，将研究主体通过树形图分解成目标层、准则层和方案层，通过逐步层级化，采用线性矩阵工具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在各层级均能客观确定相关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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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了传统AHP 法无法进行全程定量研究的缺陷。该方法以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为目标层，以渗透度、使用度、效用度和承受度等四个维度为准则层。渗透度表现为向客户提供普惠金融的覆盖程度和便利程度；使用度体现为向农户和小微企业体
等服务对象提供普惠金融信贷的规模；效用度是指所提供的普惠金融产品优惠程度；承受度则反映供给方普惠金融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程度。以四种不同的第一大股东类型农村信用社为方案层，建立递阶层次结构（如图1所示）。
从各方案层指标中选取2012—2017年度正向指标中最大、最小和均值数值，负向指标须进行负向化处理，以此作为分析金融服务水平的关键指标。各阶梯层关键指标统计描述情况如表1所示。
以渗透度为例说明权重计算方法。
首先建立协方差矩阵：
（1）
接着构造判断矩阵，此时协方差矩阵里的负值
取绝对值。
（2）
再计算各维度的权重。此时采用方根法，得到渗透度各方案层的权重，如表2所示。
最后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同样，可对使用度、效用度、承受度以及准则层对目标层进行一致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指标P 1P 2P 3P 4
U 1U 2U 3U 4E 1E 2E 3E 4T 1T 2T 3T 4最大8.244
29.35633.21482.93625.61842.54011.99714.9755.5421.368148.32118.817
165.030100.30119.59334.070最小0.3240.0000.3443.3954.3417.2860.0000.0000.0000.0000.0770.000
36.87064.6870.11010.180均值1.0977.1893.399
11.52912.67020.1102.2212.6612.4950.32831.7292.10262.56296.7612.14615.899标准差0.9164.1984.3669.6404.2886.9792.1182.1510.3410.329
23.4713.4369.7714.7273.1192.862表1
方案层评价关键指标统计描述
渗透度P 1P 2P 3P 4乘积方根归一化
P 1
1.0003.5044.15910.022146.0543.4760.615P 2
0.2851.0001.1872.8600.9690.9920.176P 3
0.2400.8431.0002.4100.4880.8360.148P 4
0.1000.3500.4151.0000.0140.3470.061合计-----
5.6511表2渗透度各方案层的权重表
维度渗透度
使用度效用度承受度准则层对目标层
最大特征根44444
判断矩阵偏离一致性指标
00000
随机一致性标准0.900.900.900.900.90
随机一致性比率00000
检验标准
<0.1
表3
各维度方案层权重表
图1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递阶层次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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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表明，渗透度、使用度、效用度、承受度、准则层对目标层的判断矩阵均通过一致性检验。
综合计算结果，得出各准则层在农村信用社普
惠金融发展水平中所占的权重。
（3）
这样，得到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各准则层与方案层的权重如表4所示。
商会是什么表4结果表明，准则层指标的权重排序依次为
渗透度>使用度>效用度>承受度，其中使用度与效用度比重更为接近。这说明，天然的支农渠道和固有的扶农使命造就了农村信用社在金融发展中更加注重渗透度和使用度，渗透度更多地体现普惠金融服务通道和覆盖面，使用度和效用度则较多地呈现农村信用社推行普惠金融的“受欢迎程度”，农村信
用社在这两个方面重视程度大体相同，齐头并进。由于普惠金融更加侧重于资金的可得性和贷款的优惠额度，因而造成承受度在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发展上反而没有绝对优势。
准则层指标渗透度
使用度
效用度
承受度
准则层权重0.410
0.255
0.1980.137
方案层指标
每万名农户拥有机构网点数量P 1
每名农户拥有贷记卡数量P 2
每万名农户拥有金融电子仪器数量P 3
每万名农户拥有农村信用社工作人员数量P 4
贷款服务使用情况U 1存款服务使用情况U 2小额贷款服务使用情况U 3小微企业贷款服务使用情况U 4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所得税减免度E 1
助学贷款利息收入占比E 2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占比E 3
支农贷款力度E 4
存贷比T 1利息收回率T 2不良贷款率T 3资本充足率T 4
方案层权重0.6150.1760.1480.0610.2160.1300.3630.2900.1930.7490.0070.0520.0620.2130.3900.335
（准则层*方案层）权重
洗碗
0.2520.0720.0610.0250.0550.0330.0930.0740.0380.1480.0010.0100.0080.0290.0530.046
排序156
13711341021614151289
表4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各层次权重表在渗透度方案层，各指标权重大小依次为P 1>
P 2>P 3>P 4。每万名农户拥有机构网点数量（P 1）的权
重最高，由于农户手机银行使用率低，手机主要是进行简单业务查询，大部分普惠金融业务还是需要到物理机构网点办理；每名农户拥有贷记卡数量（P 2）
占到较重要的位置，原因是贷记卡是农户与银行普惠业务往来的主要载体；而每万名农户拥有农村信用社工作人员数量（P 4）对于发展水平评价的权重最低，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村信用社工作人员数量多寡
对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未产生直接的影响，只有农户和企业在涉及金融业务时才存在与工作人员打交道的可能，因而只能对农村信用社金融发展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每万名农户拥有金融电子仪器数量（P 3）只占到一般水平，反映了该指标仅仅是银行机构正常运行的基本要素，未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使用度方案层，各指标权重大小依次为U 3>
U 4>U 1>U 2。农户小额贷款服务（U 3）和小微企业贷款服务（U 4）占有较大比重，说明农村信用社提供普惠金融服务较大层面体现于提供“三农”贷款特别是小
额贷款，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构成了农户获得普惠金融服务的主要来源；而存款服务（U 2）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方面体现不明显，说明了贷款的可得性在农
户获得普惠金融服务中占到更重要的位置。在效用度方案层，各指标权重大小依次为E 2>
E 1>E 4>E 3。助学贷款利息收入占比（E 2）权重最大，说
明助学贷款利息收入的高低从侧面反映了农村信用社开展普惠金融服务的力度，需要助学贷款的学生体往往是还未取得经济收入的弱势体，而且其消费额在农村家庭大额支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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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该指标窗口较能体现农村信用社提供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所得税减免度（E1）权重较大和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占比（E3）权重最小，农村信用社所提供的小额贷款利息显著低于农村民间借贷乃至于“”，在所得税方面减免属于“优上加好”，很大程度体现了普惠金融
发展的优惠力度；但支农贷款力度（E4）权重反而不大，这说明农村信用社扎根农村服务“三农”目标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在支农信贷方面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使命漂移”。
在承受度方案层，各指标权重大小依次为T3> T4>T2>T1。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对普惠金融发展有重要影响，是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农村信用社长期扎根农村地区，在推行普惠金融业务时一般能充分考虑到利息收回和贷款损失准备，因而利息收回率和存贷比对普惠金融的开展没有产生特别重要的影响。
由准则层与方案层乘积权重值排序可以发现，机构网点数量、助学贷款利息收入、小额贷款服务使用情况和小微企业贷款服务使用情况等四个正向指标占据前四位，是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低的关键指标。机构网点数量反映了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充分体现了普惠金融可得性；助学贷款属于民生普惠工程项目，因为助学贷款利息由政府统一贴息，所以助学贷款利息收入指标越大，说明助学覆盖人数越多，普惠金融使用程度高；小额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则直接反映了普惠需求主体贷款服务情况，这两种贷款类型也是普惠金融重要的业务考核指标。
三、不同类型的第一大股东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分析
根据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公式：
（4）
可以计算得到2012—2017年度福建省不同类型的第一大股东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值如表5所示。
年度
第一大股东为国有企业法人第一大股东为银行法人第一大股东为涉农企业法人第一大股东为民营企业法人全省平均水平
2012
7.181
7.387
6.981
6.909
6.998
2013
7.508
7.116
7.534
7.036
7.181
2014
7.740
7.380
7.388
7.203
7.358
2015
8.008
7.535
怎样做草莓酱7.228
7.399
7.545
2016
8.130
7.520病娇
7.606
7.540
7.706
2017
7.745
7.816
7.872
7.464
7.621
年度平均
7.719
7.459
7.435
7.259
7.402表5不同类型的第一大股东的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由表5可知，福建省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趋势向好，在考察期内显示出先上升后平稳的发展趋势。其中，2012—2016年稳步上升，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dnf魔皇刷图加点
2016—2017年处于稳定平缓期。该变化态势可能是由于国家普惠金融理念不断渗透和落实，作为农村普惠金融主要载体之一的农村信用社积极贯彻普惠金融理念，并从2015年专门推出普惠金融卡，具有强烈的目标导向与定位，因而2016—2017年上升明显并趋于稳定。由图2可进一步得知，在不同股权结构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上，第一大股东为国有企业法人的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于全省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平均发展水平，明显高于第一大股东为民营企业法人的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而第一大股东为民营企业法人的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第一大股东为银行法人和涉农企业法人的农村信用社介于全省平均水平之间。这进一步说明了不同类型的大股东在获得监管部门批准进入董事会后，所推行的公司治理战略对于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大股东为银行法人的农村信用社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波动较大，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一旦农村信用社出现经营困难，省政府或省联社的外部治理力量会介入，加大对亏损信用社的治理力度，使得其经营战略出现较大的波动，从而影响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同时，由图2可知，第一大股东为银行法人的农村信用社在2014年以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低于第一大股东为民营企业法人的农村信用社，而在2015年以后福建银监局专门下发针对普惠金融服务的专门文件，身为银行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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