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女人_到_人_论莫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_宁明
2015年2月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Feb．2015第1期
总第119期
Journal of Shandong Women ’s University
No．1Ser．No．119
收稿日期：2014－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项目编号：13＆ZD122）作者简介：宁明（1973－），女，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女性文化视野下的莫言创作专题研究·
从“女人”到“人”
———论莫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宁
明
（山东大学，山东济南250100）
摘
要：从“我奶奶”到“母亲”再到“姑姑”，莫言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大都行为泼辣、敢做敢当，从传统习俗来
看，其行为不符合传统认知，甚至可以称得上叛逆。但是，她们内心却有各自对爱情、生活、事业的独特认识和坚守。但在其作品中，“我奶奶”终究还是一位符合男性审美和对女性美好期待的女子；“母亲”则凸显了其背后的象征意义，是一个承载着时代变迁仍旧不折不屈、仁爱宽厚的地母形象；“姑姑”身上的职业标签、人性的本真则超越了其性别身份，让莫言的创作实现了从“写女人”到“写人”的转变，这其中既包含了时代的价值观，也反映了莫言本人对人生、对生活认识的变化，亦是他创作日臻成熟的体现。
关键词：莫言作品；女性形象；叛逆和顺从；从“女人”到“人”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5）01－0068－05
异界攻略在莫言的文学世界中
，“我奶奶”“母亲”“姑姑”等一系列女性形象占据了十分耀眼的位置，她们大都风风火火、敢做敢为，甚至很多时候比身边懦弱的男子更有担当，所以经常有人认为莫言有种女性崇拜情结。对此莫言本人也表示认同，他说：“我没有理由不赞美女性，因为女性是我们的奶奶、母亲、妻子、情人、女儿、密友。我的遗憾是我还
没把她们写得更好一点”［2］
。这些女子在家庭或
社会生活中也经常有一些大胆的表现，她们的行为可以称得上叛逆，可与此同时她们又是爱情的守护者、大家族的支撑者和孝顺的女儿、慈爱的母亲。所以，这些形象灵动的女子的行为究竟是叛逆还是顺从，描摹这些女性形象的真正动因是一个值得研
究的主题。
一、行动的叛逆
所谓叛逆，顾名思义，就是反叛的思想、行为……忤逆正常的规律，如何安装双系统
与现实相反，违背他人的本意，常常做出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我奶奶”戴凤莲作为一位裹着尖尖小脚的旧式女子，本该遵守“未嫁从父，既嫁从夫……”的三从四德，听从父亲的安排嫁给单家儿子了此一生。可是，她不甘与那个将死的麻风病人共度一生的命运，在洞房中怀揣一把剪刀保卫了自己的贞洁，却在红高粱地里把自己交付给了曾经杀人的穷小子余占鳌，并在公爹和丈夫被杀之后，公然与余占鳌同居并且生下了他们的
“私生子”。此外，对于自己那个贪财的
父亲，她也是毫不留情：“我没有你这样的爹，从今往后不许你踏进这个门槛！”［2］（P113）在生活中，她敢于冲破传统，追求自己的幸福，在濒临死亡之际，她对上天的诘问很好地表达了她的心声：“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2］（P64）
毫无疑问，她的行为既违背了传统的伦理道德，也不符合传统上人们对女性贤良、顺从等的期望。可是，她那种敢于抛却世俗束缚、大胆追求个人幸福的做法却很好地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精神，满足了长期精神压抑之下人们对自由和自主的向往，可以说她是1980年代文学作品中一个具有叛逆精
神的典型女性形象。
比“我奶奶”幸运的是，“母亲”上官婉儿嫁给了一个还算正常的丈夫。可惜丈夫不仅生性懦弱，不能担当起家庭的责任，还没有生育能力。为此，没能为婆家“传宗接代”的她备受欺凌。自古以来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文学作品中，和她境况相同而默默忍受一切的女子不在少数。可她并没有就此逆来顺受，而是开始寻求另外的一条救赎之路———向其他男人“借种生子”。她的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了传统上对妇女贞德的要求，而且一不小心就会被贴上“”的标签。可她却能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镇静地在世事多变的年代里执掌着一个大家庭，不为外界的影响所动，过着自己认同的生活，她的行为也不能不称之为叛逆。
与其他两位来自旧式家庭的女子不同，“姑姑”出身好、样貌好、人品好，是被当时其他女子羡慕的对象。可是，年幼时她就有过被日军俘虏的经历，在母亲、奶奶都慌作一团时，小小年纪的她表现出了难得的镇定与智慧，最终得以安全回家。在“”中被冤枉批斗时，她拒不服软，弄得自己头破血流。作为妇产科医生，她敢于同不懂科学技术的接生婆对抗，敢于采取强硬措施处置对抗计划生育政策的乡亲，即便那是自己的亲戚或本家。可以说，她不畏强权、不惧武力，是一位敢于坚持原则的人，与传统认识中的弱女子格格不入，也自然成为了某些人眼中的叛逆者。
这几位女子生活的时代不同，她们的人生经历也各有千秋，可是她们都做出了一些与自身所处时代的价值观、道德观相悖的行为，以世俗和传统的眼光来看，她们的行动是不合常理的，也是叛逆的。
二、内心的坚守
尽管这些看起来行为大胆、不惧世俗的女子都有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汉子”气质，内心里却都有各自坚守和信服的宗旨，她们的精神气质也必然受到了时代文化的影响。
“我奶奶”与余占鳌在高粱地里野合，生下了他们的私生子，甚至听任余占鳌杀死了单家父子成为单家酒坊实质上的主人，这一系列看上去似乎“不忠”“不仁”的行为实际上都是源于父权社会压迫下的无奈之举，是她对余占鳌男性权威的认同和服从。少女时代的她只是一个听话、顺从，对未来生活有些小小憧憬的普通女孩，她想象着出嫁后自己相夫教子的美好生活。可是，父亲的贪欲打碎了她所有的美梦，她顺从的结果只是促成了她成为财大气粗的单家的牺牲品。在对黑暗前景的恐惧中，她被迫拿起剪刀自卫，保住了自己的贞洁，也保住了自己鲜活的生命。她这种对自由的追求在当时的女性间确是极为罕见的，这也是人们所期盼的那种生命的力量和自由酣畅的感觉。
可是这位勇敢的女子却在被余占鳌后，自愿屈服于他的男性力量和男性权威，她的美丽和叛逆似乎都更好地印证了余占鳌的勇敢和男性魅力。“我奶奶”在一次视察酒坊时，面对闯入者余占鳌炫耀的男性力量，充满豪气的她立刻变成了一位顺从的小女人，任由余占鳌在酒坊中率性而为。当他当着酒坊工人的面问她肚子里的孩子是否是他的的时候，她流着眼泪说：“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当酒坊的工头罗汉对余占鳌的做法质疑时，她抽泣几声，说：“我不管，我不管，他愿意怎么折腾就怎么折
腾”［2］（P133）。此时，那个大胆智慧的戴凤莲已经变成了一个任由男人主宰命运的娇弱女子。而且尽管余占鳌的“花心”让她十分难过，她却自始至终保持着对余占鳌爱情上的忠贞，这是她内心对爱情、对家庭责任的认同和坚守，也是作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家在凸显余占鳌这样一位有血性、有胆识，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时的有意而为。
同样，“母亲”的“借种生子”行为实际上也是对压制女性的旧俗、传统屈服的无奈之举。尽管是丈夫上官寿喜不能生育，可是却是“母亲”承受了所有的屈辱和欺凌，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国妇女一直所遭受的不公和压制。面临着来自婆家、乡邻的诸多压力，屈辱的“借种生子”成为“母亲”在那个社会生存立身的唯一出路，这种打破伦理纲常的行为进一步揭示出“母亲”行为的无奈和传统旧俗的荒谬之处。“母亲”的艰难选择并没有给她带来能为上官家传宗接代的男孩，她接连生下了来自不同父亲的7个女儿。这些女孩子的出生进一步恶化了母亲在婆家的地位，她的第八次生育恰逢家中的黑驴生产，全家人都去忙活那头在家庭中更为重要的牲畜去了，任由怀着双胞胎的母亲在痛苦中挣扎，一个不能生育男孩的女人的价值已经低于一头可以产崽的驴子了，女人已经被物化为了具有某种价值的物品。蔡荣认为：“母亲身上体现了很多女性的传统美德，比如勤劳、执着、无私的爱和对家庭的奉献……可是她自身却没有任何的自主能力，她的身体只是为本土男性和外来者之间的争斗和比拼提供了场所，为中国男性面对
自己的无能，最终重新夺回权力提供了地方。”［3］尽管处于这样的境遇，“母亲”却以坚韧不屈的精神支撑起了那个屡经磨难的大家庭，她的坚强与决断彰显了她丈夫的懦弱与无能，她的形象再一次验证了莫言笔下男人的“种的退化”。
“母亲”的儿女们来自不同的父亲，她们选择的丈夫有土匪、地主、共产党人，也有外籍飞行员……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力量和派别，可是在“母亲”眼中，这些外界的争斗似乎都与她无关，她以地母般博大的胸怀庇护着儿女们和她们的后代，她以坚忍不拔的勇气承受着来自家庭、国家的各种痛苦和磨难，她摒弃政治上的争斗，以宽容大度救护处于弱势的“敌人”。她所坚守的是对孩子们的母爱，对他人的仁爱。如果说母亲象征着祖国，那么发生在上官家族的一切就超越了个体意义，代表了20世纪大半个国家所经历的磨难和转折变化。
不同于“我奶奶”和“母亲”的出身卑微，作为抗日英雄的女儿，“姑姑”幼年时和母亲、奶奶一同被日军软禁，她表现得不卑不亢。青年时，在王小倜之后留下的日记中，她被描绘为“红的木头”，这其中虽有对其不谙风情的嘲讽，也暗示了她内心对共产党的政策、方针等的笃信和追随，可以说，她是一个“根红苗正”的典型。后来，被黄秋雅污蔑同王小倜有勾连，她与其打斗撒泼，最后用血书写下“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的誓言。中，被诬告同县委书记杨林通奸被批斗时，为了自己的清白和声誉，她不顾身体的痛苦与折磨拒不认同莫须有的罪名，头破血流仍坚持自己的无辜，令批斗者胆寒，不得不放弃对她进一步的折磨。就是这样一位无条件忠于党、忠于国家的人才会在国家推
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不顾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威胁，亲自上阵以铁的手腕强制推行结扎、流产等措施，以至被大家认同为“杀人恶魔”。面对来自亲侄子的诘问，她说：“我们愿意野蛮吗？在你们部队，用不着这样野蛮；在城市里，用不着这样野蛮；在外国，更用不着野蛮———那些洋女人们，只想自己玩耍享受，国家鼓励着奖赏着都不生———可我们是中国的农村，面对着的是农民，苦口婆心讲道理、讲政策，鞋底跑穿了，嘴唇磨薄了，哪个听你的？你说怎么办？人口不控制不行，国家的命令不执行不行，上级的指标不完成不行，你说我们怎么办？”［4］所以，在被村民包围时，她仍可以镇定地指挥一切，她相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是造福国家人民的，这正是她内心一直坚守的行为准则。纵观姑姑的大半生，她一直坚守着内心的原则，她的坚持源于对党、对国家的一切做法、一切准则的无条件的服从。
从“我奶奶”“母亲”到“姑姑”，她们内心有对爱情忠贞的坚守，有对仁爱的认同，也有对国家事业的一贯服从，她们在追求自由、爱情和事业的道路上，在叛逆的外观下各有自己固有的坚守。
三、从“女人”到“人”
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人们期待精神上的解放，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人们以“”为明靶，思考社会、政治对人性的压抑，人性在外界高压下的扭曲和变形。莫言深切感
宁明：从“女人”到“人”
受到了大众的疲弱与畏缩，他想在这个时代寻到一种“纯种高粱”式的气概与精神。“我奶奶”身上那种泼辣大胆、追求自由的行为正好契合了人们的这种期待，成为19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个具有自由精神的典型人物形象，她身上折射出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她的“我的身体我做主”的宣言是当时人们对自由意志、自由精神渴盼的心声，所以，她的形象成为新时期文学中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女性人物的代表。可是，作为一位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男性作家，莫言又不自觉地用一些传统女性的美德来描绘、塑造她。她的“小脚脸俊”符合人们对传统女性的审美要求，她红高粱般热烈成熟的躯体使她成为男人们向往的尤物。尽管与余占鳌的越轨行为似乎显示了她勇敢不羁的行为，但在很大程度上她还是被描绘为一位符合传统认知的“贤妻良母”。她操持着酒坊，管理着一个大家庭，养育着儿子豆官，在“丈夫”余占鳌改变酿酒流程、领着一帮人揭竿而起抗击日军时，她都义无反顾地站在他的身后支持着他，甚至在为他送饭的途中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她的美丽、勇敢、热情和贤良衬托了余占鳌的男性气概，将其凸显成为一位充盈着昂扬生命力的男性形象。小说中“红高粱”的形象同“我奶奶”的女性形象缠绕在一起，不可分离。她与“我爷爷”的爱情始于红高粱地，她的生命也消逝于红高粱地。同“我奶奶”一样，红高粱地被描绘为“异常的美丽”“难以形容的美好”，它是人们想要的东西，是父老乡亲所热爱的东西。可以说“我奶奶”代表了人们对女性身体的双重要求：一是她“传宗接代”的社会功能；二是男人们追求向往的对象。“奶奶的早逝让她所代表的矛盾的价值观得以永存。已经完成了生育子嗣任务的年轻身体的逝去，让她能够作为男性希望得到的偶像而永存。”［5］可以说，从形象到行动，作家在创造“我奶奶”这一人物形象时突出了她的女性特征和女性魅力，留给当代文坛的是一位勇敢、美丽的女性形象。
在《丰乳肥臀》的扉页上，莫言写到：“谨以此书献给母亲在天之灵”，可见，作品中的“母亲”不再只是一个具象化的人物，而是代表着作家的母亲、天下的母亲，甚至是祖国母亲。她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形象也不是具象化的面貌或身材，而是作品名字中的“丰乳肥臀”。而丰乳肥臀并非母亲独有的形象特征，她的女儿们，她的婆婆，甚至诸多的女性都具有这样的身体特征，因此她的女性形象就不再只是具有个人意义，而是代表着广大的女性形象。母亲被迫“借种生子”的做法，是对传统价值观的抨击和对女子在世俗压力下痛苦生活的同情，而唯一儿子的外来血统则是对“出身论”“血统论”的无情嘲弄。他直至成年时对母亲乳汁的依恋，他无法独立承担的男性责任，都说明了这唯一男性继承人的无能和疲弱，表达的是莫言对一向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的抨击。同时，母亲对后代均给予无私的奉献，她养育土匪沙月亮的孩子，她抚养共产党人鲁立人的孩子，她哺育大地主还乡团团长司马库的女儿，甚至不辞辛劳地带大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司马粮。在她的身上，人们看到的是母性的光辉和仁慈。她遭受的磨难和痛苦，就是广大母亲们所经受的一切，她历经磨难依然能够勇敢站立起来，代表的是一种野草般百折不饶的精神，是母亲们的坚韧和不屈。“母亲”家族在20世纪风云变幻中经历的一切，代表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万象，是一个时代民族风貌的展现。所以，在“母亲”身上，女人的意义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女人”背后的指涉意义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内涵。
“姑姑”的身份标签是妇产科医生，尽管她因为接生了一万多名婴儿，被感恩的村民们称之为“送子娘娘”，可这个称呼只是出于敬意和感激，却非对性别的强调和突出。从姑姑幼年时在日军营地表现出的
勇敢，到青年时初次用新法为产妇接生展现的镇定，她的性别身份都不重要。唯一需要体现她女性身份的是她的爱情与婚姻，可是在爱情上她也未能以女性的柔美取胜，被恋爱对象王小倜称为“红木头”，这次失败的恋爱也致使她大半辈子孑然一身。她50多岁嫁给泥塑艺人郝大手并非出于传统意义上的爱情，而是寻求一种心灵的依托，到一种“拯救”自己的出路。在她身上，“妇产科医生”这一职业身份已经超越她的性别身份，将“送子娘娘”和“刽子手”这两种矛盾的身份集于一身，也造成了她晚年一直挣扎并寻求救赎的困境。她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行走在公社所属的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各个村落，接生呱呱坠地的婴儿，挽救身处险境的孕妇，她所到之处得到的是村民们热情的款待和诚挚的敬意，她享受到了职业的崇高感和来自百姓的尊重。可是，在国家“计划生育”的号召下，她以强硬方式推进结扎、人流等措施。此时，在人们的心中她已经异化成了杀人的“刽子手”，她得到的再也不是热情的迎接，而是人们的冷言冷语和讥讽嘲笑。但她深信这一切都是正义的，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所以，她可以勇敢地承受这似乎不公平的一切。直至退休当天晚宴之后回家的路上，她路遇一纠缠自己的青蛙，在她的心中那些小东西像极了向她索命的小娃娃，她恐惧万分，落荒而逃，一路狂奔扑进了泥塑艺人郝大手的怀中，才到些许的安慰。至此，退休象征着她职业身份的结束，她已经蜕变回一位普通的人，一位有内心的悲欢喜乐的人。“青蛙索命”的偶遇也让她静下心来深思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并开始怀疑自己一直笃信的事业和信仰，她挣扎在“犯罪”与“救赎”的边缘。作为一个人，
她再也无法享受内心的平静与美好。嫁给如同女娲造人一样用生命捏制泥娃娃的艺人郝大手，姑姑似乎到了一种“赎罪”的方式，她亲自学习捏制娃娃，为它们每一个命名，编造各自的故事，让它们在泥塑的胚子里获得“新生”。在做这一切的过程中，她所思考的“罪”与“罚”是人性的问题，她的挣扎是一个人内心的斗争，无关职业也不关乎性别。
可以说，从“我奶奶”到我“姑姑”，莫言走过了创作中的30年，他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登文坛的狂热和激情，走过了迷茫并突围，走到了21世纪创作的成熟和练达。他也走过了从写“女人”到写“人”的历程，实现了从写故事到写人性的突破。在他的笔下，人性的善与恶、悲悯与杀戮超越了性别、民族和国家，从而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和内涵，也让其作品跨越文化之隔走上了世界文学的舞台。
参考文献：
［1］莫言．说吧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5．
［2］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9．
［3］蔡荣．外来他者的问题：《丰乳肥臀》中的父亲、母亲和私生子［J］．现代中国，2003，（1）：108－137．qq空间背景音乐怎么设置
［4］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21．［5］吕彤邻．红高粱：跨越的界限［A
］．厌女症、文化虚无主义和政治对立：中国当代实验小说［C］．帕洛阿尔
托：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51 74．
A Discussion on the Female Images in Mo Yan’s Masterpieces：
教师节快乐图片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tudy of“Woman”to the Analysis of“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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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dong University，Jinan250100，China）
Abstract：From“my granny”，“my mother”to“my aunt”，most female images in Mo Yan’s masterpieces behave bravely and boldly shoulder what they are faced with．From th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their behaviors do not correspond to the established rules or norms，and even can be considered as rebellious．But in their in-ner hearts，they have their own unique understanding about love，life and career and they can stick to these a-bove all the way through．Nevertheless，“my granny”is still a woman who conforms to the expectation of men for her beauty and her loyalty，while“my mother”is an image of our motherland or the earth，which reflects social transformation，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and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ideas，so what the readers
can find is mostly the symbolic meaning behind this image．As for“my aunt”，her career has almost been synony-mous to her and her identity as a female is not as important as the other qualities like human nature，etc．Therefore，in creating these images，Mo Yan has achieved a great leap in his writing from writing about “woman”to about“human”，which embodies change of Mo Yan’s attitude to life as well as his breakthrough from writing“story”to writing about“human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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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Mo Yan’s masterpieces female image；rebellion and obedience；from“woman”to“human”
宁明：从“女人”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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