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年代乡村叙述的“再历史化”及其限度——以《“老坚决”外传》系列为中心（1956-1979）
1960年代乡村叙述的“再历史化”及其限度以《“老坚决”外传》系列为中心(1956-1979)
王再兴
七一庆祝大会  1958及1960年的两次“”运动，给当时的农村和农民造成了极大损害，也使得当年的浪漫主义激情想象遭遇了重挫。随后，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八字方针、“十二条”、“农业六十条”(包括草案和修正草案)，并最终于1962年初将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了生产小队。①危机的局势也促成此前知识分子的暴烈的改造运动，转变为“神仙会”式“和风细雨”的自我改造。②然而,“”作为革命浪漫主义隐喻的失利与退却，绝不意味着只是一个经济事件，而是转而全面性地引起了文化乃至历史精神上的某些深刻变化。1961年以后的一些文章或者发言开始出现了异样的声音。如细言《有关茹志娟作品的几个问题———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茅盾《致胡万春》信，邓拓“三家村札记”专栏中的部分杂文等。③巴金在《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62年5月)中，反复提到了作家原先的“顾虑”，以及“真理”和“坚持真理”等说法。④影响更大的可能是邵荃麟的《在大连“
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其中再度出现了新中国文学史上被反复争鸣的“真实”一词，并四次提及对于跃进时代“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新阐释。⑤作家们甚至更早就表达了个人的某些思索，出现了欧阳山的《乡下奇人》、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西戎的《赖大嫂》、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等作品，它们都是风格朴实之作。那么，在新的并且后来被证明是暧昧复杂的语境下，这些作家的作品如何承载了邵荃麟称之为“现实主义深化”的艺术努力?那个跃进时期在小说中往往被纯化的乡村空间，将会怎样被重新叙述?那些被、陈伯达称为“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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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院10.16551/jki.1002-1809.2018.01.0042018年第1期　当代作家评论
①
②③
④⑤参见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1961年3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1962年2月13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2年9月27日)等。
刘国钧:《“神仙会”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人民日报》1961年5月16日。
细言:《有关茹志娟作品的几个问题———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文艺报》1961年第7期；茅盾:《致胡万春》,《文汇报》1962年5月20日；邓拓部分杂文，参见吴南星:《三家村札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6)，其中的作品发表于1961年10月至1964年7月之间。
巴金:《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上海文学》1962年第5期。
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洪子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5卷)，第425-43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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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敢说敢做”的跃进“新人”，在“真实性”的视野下，将会演变成怎样的农民人物，他们的身上又将叠印着哪些冲折争夺的想象呢?这些问题，因其与中国农民前尘后事的历史化命运休戚相关，也与文学的叙述事业相关，值得我们关注。
一、再历史化：文体形式与阐释空间1962年7月号的《河北文学》，发表了张庆田的短篇小说《“老坚决”外传》。这篇作品因为当年被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茅盾《
读〈老坚决外传〉等三篇作品的笔记》(1962年11月)所分析而显然有些特别的意义。小说第一节《为什么叫“老坚决”?》，非常类似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某生体”，预示了小说并不急于像此前一些描述“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作品那样，专心偏重于指向未来的浪漫主义想象，而是转而指向了过去一板一眼的旧事。尤其是，这些旧事甚至采用了看似非常笨拙的编年的叙述方式:①小说令人惊讶地用了近全篇四分之一的文字追溯了主人公“老坚决”名字的由来，以至于读者对这部分的阅读隐隐有被耗竭之感。这种写法似乎映现了作家正面对着某种诠释的焦虑———一个“英雄人物”(“老坚决”之谓)，他将如何被重新阐释和证明其正当性?这也表明了“新人”概念在其时的分裂，它不仅涉及到了当年的“定型的人物”和“成长中的人物”的区别问题,②也显然与后来所谓“中间人物”、“转变人物”以及“落后人物”的话题有关。③小说随后的叙述确实佐证了这一点：一方面,“‘老坚决’的名字越来越响亮了”；另一方面,“近几年来，老坚决这个代号却有了不同的含意，有些人把它和老保守、老顽固、老……联在一起”。由此，作家“为了辨明是非”，只好仔细地做一番调查研究了，于是，小说走向了让人觉得趋近客观的“调查记录”文体。
正是通过“调查记录”这种看似更加接近现实主义“真实”的文体形式，小说同时走向了世事人情的传统乡村空间，虽然它曾经在跃进时代的小说中往往被纯化或缩减了其艺术呈现。小说不仅写到了甄仁妻子、儿子小娃、儿媳凤英以及普通界南村(“新村”)村民对于“老坚决”的满腔钦敬，而且在1960年代初，还较早地写到了乡村熟人社会的识人方式。进一步说，这个乡村空间之所以被我们辨识，不只是因为
它包含了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地方社会的形式特征，更因为他们所构成的还是一个历史赓续的“命运共在”体。这也是“乡村社会”的实质含义。特别是关于“粮食”这一共同命运象征物的叙述，在小说中再三被重复，显得十分引人瞩目。或许，在当时许多批评家都在为辨析
“真实”的抽象意义而陷入纷乱的争鸣时,④将它折换成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权利计算，也可勉力算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考察角度，对于农村和农民题材来说，这就是当年的文学思潮提倡“真实”或者“现实主义深化”背后极为重要的含义之一。换句话说,“粮食”的故事不仅是小说《“老坚决”外传》情节发展的推动力，它更是当年农村和农民命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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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④从1941年甄仁冒死反抗日本人的屠杀并组织“抗日救国，保家复仇大队”，经1942、1944、1945、1949、1949年末、
1952、1954、1956，直到1958年联村高级社上升为人民公社，甄仁“被选做人民代表”。
细言:《有关茹志娟作品的几个问题———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1961)，洪子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5卷)，第397-39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四人帮’批了‘中间人物’论多少
年，企图为‘中间人物’和‘转变人物’划界限，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说清楚到底什么是‘中间人物’，什么是‘转变人物’，什么是‘落后人物’。”刘哲:《实事求是地看待文艺作品———重新评价〈“老坚决”外传〉等作品》(1979),《无名评论》，第183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6。
吴义勤:《写真实·真实性》，洪子诚、孟繁华:《当代文学关键词》，第260-27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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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或者“现实主义”的隐喻。1940年代到1960年代初的甄仁的“传记”，也印证了茅盾当年以《赖大嫂》为例说过的一段话：过去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之下作战，目标是翻身，而翻身是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的;“但在农民，最吸引他的是个人利益，分土地。时期农民的干劲是真实的出于自愿的(例如修水利、深耕密植等等)，可是他们干劲之高也由于想改善生活……”①类似的话,1955年的赵树理就已经讲过。②因此并不奇怪，正是以与村民共享命运的方式，即依托敢于冒死、武装斗争的翻身故事，甄仁不仅受到界南村村民的自然拥戴，而且1944年被选派出席了边区政府召开的英大会，成长为中共政治权力与底层农民之间的新式乡村精英。自然，甄仁的这种乡村权威身份从合作化一直到人民公社成立都被延续了下来。从1944到1958年，甄仁担任基层农村干部时的“政党(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关系，大致维持了某种程度的平衡，由此，新式乡村权威的村支书甄仁也越来越赢得
了村民的信赖。也就是说，除了前述的形式特征，地方社“命运共在”的方式更使得甄仁和他的界南村一起，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乡村空间单元。这在小说中有诸多表现，例如，檀木老头的那番牛车闲谈，就显得尤其意味深长。闲谈中作为起兴的梆子腔“自古忠臣不怕死，哪个怕死不为忠”，已然暗喻了甄仁就是同时期赵树理等人褒扬过的“对‘五风’顶得住的干部”。③1962年的“后跃进”时刻，这位须发皆白的农村老汉已经不怎么愿意称甄仁为“支书”了，而更愿意以乡村伦理社会的亲密意味唤他作“小仁子”。路旁几辈子没有过的“好庄稼”，正是老人谈兴的由来。
回顾起来，当年生死攸关的粮食问题对于包括“新村”(“界南村”)在内的全国农民命运的影响，是无论进行怎样夸张的描述都不为过的。1958年各地频出的农业高产“卫星”，曾误导中共高层领导相信全国粮食问题已经解决，出现了12月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上公布的3.75亿公吨的粮食产量数字，它是
1957年产量的两倍。④这个虚构性的结论随后带来了一系列的严峻后果：首先是粮食耕种面积的缩减(《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959年总产量也因而大幅下挫，跌到了1954年的水平。其次是“大办”工业所需的高积累率。⑤而这种高积累，当年“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从农民那里增收谷物、蔬菜和纤维作物以支持这种努力”的,⑥换句话说，即主要源于对农业的高征购和产品价格剪刀差。第三是城镇人口的激增。1959年粮食征购数额高达年产量的39.6%,1960年度征购数额亦达年产量的35.7%。结果，全国农村状况变得异常糟糕起来，由于“粮食的极度匮乏，营养的不足，加上劳累过度，从1959年下半年起，全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⑦这是尚未
完全过去的关于“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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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③
④
⑤⑥
茅盾:《读〈老坚决外传〉等三篇作品的笔记》(1962),《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国文论九集》，第4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qq邮箱怎么发邮件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1955),《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113-1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2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事实上,“当年(1958)粮食只比1957年增产495万吨”而已。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第125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当年由于“统计制度已坏到不可能有任何信心地去了解实际产量的水平”，据彭德怀称，还是“亲自作出了宣布3.75亿公吨数字的决定”。〔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第347-348页，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关于同时期“统计制度普遍混乱”的简要原因，参见同书第335页。
⑦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第191、196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第349-350页，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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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一九六二年……我们国家正处在
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暂时困难中”的
说法，在后来批评《“老坚决”外传》的文章里
也常常被提及。由此不难知道，对于“新村”
农民来说意味着最后生存凭靠的粮食，在跃
进时代和1960年代初遭遇到“瞎指挥风”等
危险时，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小牛车咯噔福州旅游景点
咯噔的响着，檀木老头不言语了”，在那段显
得有些漫长的沉默里，檀木老头都想到了些
什么呢?这位高龄的老汉，或许一生都生活
在这个小小的界南村里，中国的“乡土社会
并不是一个富于抵抗能力的组织”,①而他正是《乡土中国》里谈到的代表着乡村生活传
统和经验的“长者”，所以他极有可能是浮想
了许许多多耳闻亲见的界南村等农民命运的
故事和历史。农民的沉痛，在此隐约可见。
  二、限度：互文的“老坚决”系列(1956-1979)邪手医仙
毫无疑问,《“老坚决”外传》里描述的这个父严母慈、子媳孝悌、尊者可恃、众者信赖、长者多识的界南村，至少从表面来看，是非常类似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谈到的乡土社会了。然而，就1960年代初人民国家复杂的政治、经济等情势来说，这个地方社会却已经无法继续保持其相对纯粹的乡土空间的各种特征了，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混杂的、更近于1990年代以来陈思和等表达的“民间”形态。如果将1962年的《“老坚决”外传》和1956年的《“老坚决”的路走对了》(通讯), 1979年的《“老坚决”新传》《“老坚决”列传》《〈老坚决集〉小序———兼答××同志》《老坚决集·后记》等与之有明显互文关系的其他文本联系起来看,②这一点将更加明显。
在《“老坚决”外传》里，与作者将甄仁的乡村影响力尽可能地归置于传统的伦理化空间不同的是，我们注意到，小说很隐晦地通过甄仁妻子“坚决婶”之口，评价了那位瞎指挥和蛮干的公社书记王大炮。但事实上，就是这个王大炮，却在同时期“当了农村工作部长啦”。那位县农村工作部的小刘，不仅大肆抱怨甄仁抗拒公社推行的所谓“篱笆化”、
“绞关化”、“大搞滚珠轴承”、“搞手摇水车”等各种实际离谱的运动，甚至直接到村里召集青年劳力干预劳动生产。而此时期他们正是领导着农村农业生产的县社干部。对比赵树理在《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中曾经批评过的,“有些具体领导农业生产的同志们，管得多了一点”，以及“公社干部……
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做计划的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等诤言,③岂不让人为界南村的农业生产(主要为粮食和棉花，即“饱”和“温”之靠)而悬心?显然，这个乡村空间遭受了强势主流话语的闯入和切割，从而使得它原有的相对温和有序的伦理格局被迫转化为一种低调、破碎的“民间”形态。作者张庆田后来曾经回忆了这种混杂的“国家-乡土”空间的历史面影:
  《“老坚决”外传》写于一九六二年,
但孕育在一九五六年。一九五六年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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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③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第6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张庆田:《“老坚决”的路走对了》,《平原花朵》，第33-37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平原花朵·后记》称:
“这几篇通讯、报告和散文，都是以河北省晋县周家庄为背景，反映1954年至1955年农村合作运动的。
前几篇都是真人真事，后几篇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只是将人物的姓名改换了一下。”同书第46页。《“老坚决”新传》《“老坚决”列传》《〈老坚决集〉小序———兼答××同志》《老坚决集·后记》，见张庆田:《老坚决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
赵树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1959),《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348、349页，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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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篇通讯，题目叫做《“老坚决”的路
走对了》。我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
年，长期在一个村蹲点，经历了从二十户
的初级社到一千六百户的高级社和万户
的人民公社。既参加了运动，对
“五风”也有亲身的感受，有些情节都是
来自实事。如篱笆化，绞关化，插黑旗
……对于这些事情我当时也不十分清
醒，我当时还是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王大炮的影子也有自己的影子。直到一
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我到一个地区
参加整风整社，对“五风”的危害才有了
深刻的体会。由于高征购，这个地区打
下粮食来不进家就交了公粮，农民没有
粮食吃，啃地里的青玉米，吃生豌豆花;
由于盲目施工，在兴修水利时，破坏了生
产力，造成了当地没有隔宿之粮的景况。
当时，上级每天用汽车往回运返销粮，派
来医疗队昼夜抢救病号；我们的工作队
当家主母任雪堂死了没员，男的浮肿，女的闭经……回到机关,
又住了一期党校，对“五风”的危害，才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①
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不仅“从二十户的初级社到一千六百户的高级社和万户的人民公社”的这个原蹲点村，与《“老坚决”外传》里的“界南村”几乎完全一致，而且篱笆化、绞关化、插黑旗、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五风”等细节也都与之基本相同。事实上，乡土社会原有的伦理格局被迫转化为低调、破碎的姿态，对于界南村村民来说并不只是一个关于粮食或者生存的事件，同时更是一个事关道德善恶的意义事件。小说最终的裁决，在坚决婶让儿媳寄来的信中透露了鼓舞之情:“……一块石头落了地，省委书记非常同意俺爹的意见。俺们的新村，原样不动，坚决前进”，而王大炮“自动要求去党校学习去了”。小说在这里显然借助了1962年“后跃进”时刻相对宽松的语境所带来的某些信赖
与期待。
但是在1964年风气骤然紧张以及张庆
田的《“老坚决”外传》《对手》遭受批判之
后，更多的民间化善恶正邪的现象杂然出现
了：一方面，作家与小说主人公原型的“老坚2018年中考时间
决”均被打倒，前者成为“反党的‘老坚
决’”,②后者成为走资派,③险些被活埋；另一方面,“老坚决”被关，贫下中农偷偷给他在
地上铺上棉絮，晚上给他站岗，甚至有人打着
批判他的名义，让他讲办社的经验，以至于“众运动”差不多成了“运动众”。显然，界南村(或“黑旗庄”)此时的空间既不是乡土化的“礼治秩序”，也不是现代性的科层结构，它是受了另一种强势话语的暴力侵入和干扰才成为了这样的“民间”形态。这些正是《“老坚决”外传》续篇《“老坚决”新传》(1979年1月)所叙述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其后的《“老坚决”列传》里还在继续发展，但这个原本的乡村空间仍然显得驳杂而黯淡。它们成为张庆田1962年《“老坚决”外传》的两个与之对立的“注解”———换句话说，它们消解了前者的乐观结局，从而使得那个篇末的“裁决”仅成为一个良好或短暂的愿景而已。但
是，真正厚重的历史化格调正从这里升起：为了在新的语境下重新阐释和证明这个“英雄人物”的合法性，作家转向了传统的乡村空间和乡村精英的叙事；然而时代复杂的湍流在后来却证明，这种相对单纯的传统阐释系统已经难以简单地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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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张庆田:《〈老坚决集〉小序———兼答××同志》(1979),《老坚决集》，第2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王惠云、何小庭、苏庆昌:《两篇歪曲党的领导的小说———批判张庆田同志的〈“老坚决”外传〉和〈对手〉》,《河北文学》1965年2月号。
张峻:《坦荡文坛说庆田》,《散文百家》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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