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中苏关系评述
《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1954-1960）》总结
——李明红
李丹慧学者的《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一文主要讲述新中国1954-1960年这段时间与苏联的由亲密转向对抗的外交关系。该文中主要分三个时间段诸多方面论述中苏有亲密合作走向对抗的过程。并且认为在中苏关系的破裂上中苏领导人双方都负有不可推卸责任，因为对于该段时期来说，外交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两国领导人。该文章站在一个客观的中间人的角度，不偏不倚地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又论述了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必然性。
第一阶段是1954年苏共新的领导集团调整对华政策至1956年3本大学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前，此阶段中苏关系亲密。此时的苏联调整了对中关系，其一朝鲜战争中中国打出了国家威望，其二苏联领导人换届，急需获得社会主义中共的支持，两方面的原因使得苏联对华关系做出调整。其表现为苏共和苏联政府在外交斗争中全力支持中国，在政治、经济上进一步加强中苏双边关系。将斯大林非正常获取的一些权利归还中国，撤出旅顺口的苏海军。援助中国的重工业项目，提供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扩大原有的141个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和增加15个工业企业，移交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苏联股份给中国。签署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基础上，又
进一步签订了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中国以帮助的协定。
作者认为此期中苏关系亲密无间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一，认为，新中国朝鲜战争结束后亟须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从事经济建设，苏联是中国最可靠的安全保障；其二，认识到，只有苏联有能力并有可能大规模援助中国，促进新中国工农业的发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当时的国际局势只能以获得苏联经济援助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其三，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中，中苏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安全利益；其四，赫鲁晓夫着手对苏联的内政外交进行改革，而尚处在全面学习苏联的阶段，双方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还没有发生矛盾为中苏共度“蜜月”提供了保证。
辽宁科技大学是几本第二阶段，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至1957粉饼排行榜年底莫斯科会议召开。和赫鲁晓夫分别开始各自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面探索，这时双方的探索既有趋同性，又有背离性。其趋同性使此期的中苏关系显露出友好的、有时甚至是极亲密的表象，而其背离性又导致在亲密的表象下蛰伏着越来越多的不和谐因素，双方关系开始隐隐出现裂痕，由亲密无间转呈求同存异的状态。
在该时期经济发展上，两国领导人都重点发展重工业，且坚决拥护苏联为社会主义
阵营中毋庸置疑的老大，没有触犯到苏联的权威地位。但是苏共二十大上不同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加上赫鲁晓夫在错误地处理1956年波匈事件，失去的信任，进而质疑赫鲁晓夫。特别是给赫鲁晓夫处理了波匈事件后，赫鲁晓夫的能力便受到的怀疑，进而不再坚决地拥护赫鲁晓夫的路线。也就是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使得领导的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大放光彩，对苏联的个人认识也发生微妙的变化。
作者认为有这些表现:其一，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极大地解放思想。苏联建设模式弊端的逐渐暴露及赫鲁晓夫所作的各项改革、提出的“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促使感到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开始以苏为鉴，着手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其二，在进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探索时，对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根本问题的估计和处理，与赫鲁晓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有所不同。这种背离现象的不断扩大，深刻影响了的对苏认识。其三，与赫鲁晓夫在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上也存在着矛盾。对于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战争可以避免等方针，一开始即持保留态度。其四，中国参与对波匈事件处理的结果是，使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大大提高。
张妼晗
第三阶段，1958年初至1960年末。这三年，在表面上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口号下，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关系逐渐冷淡，直至公开分裂。
其表现为：其一，政治路线和观点的分歧继续扩大并且公开化。对于批判斯大林的问题，的态度从对斯大林有批评地维护发展到对斯大林的基本认同。其二，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发展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矛盾。1958年4感恩卡图片月至7月，就苏联提议在中国合建大功率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问题与苏方发生争执。其三，中苏在重大的国际行动中开始各行其是，互不通报。其四，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已经影响到两国关系，并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利益。苏联撕毁了中苏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再向中国提供样品和生产的技术资料。为迫使中国低头就范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更为极端的措施，先行迈出了国家关系破裂的第一步。此后，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所谓中苏同盟已经名存实亡。
主要原因是: 在经济建设方面，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左”倾错误的发展使他不仅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局限，而且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比以前的苏联走得更远。在国内政治方面，中苏两党的发展方向也是背道而驰的。1959 年庐山会议期间，重又认为右倾问
题已成为当时的主要危险，转而发动大规模反右倾斗争，并将党内关于不同意见的争论视为两大对抗阶级的斗争，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使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而此期苏共对政治体制改革上的探索则向相反的方向延伸。在对外政策方面，中苏双方的外交战略思想发生了全面性和根本性的重大分歧，从相互合作走向相互竞争，甚至相互拆台从盟友变成了对手。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冷战格局的国际局势和中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中国必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紧挨在一起，就像说的那样，要“一边倒”。加上新中国的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相关领域的建设还不够有经验和实力，急切地需要得到国外的支持。在这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必须要依靠和仰仗苏联。如果新中国刚建立之初还有可能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搞好关系，那么当朝鲜战争结束遭到美国的全面封锁后，中国的外交基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因此，五十年代的中国就必须依靠苏联，也正是如此，主动地去争取或者去赢得苏联的支持与帮助。
但是，中国的领导人对于干涉内政的容忍度是极低的，对于干涉内政是极度的敏感，这表现在两件事上：一是波匈事件中赫鲁晓夫大国干涉招致的极度不满，担心这种
情况会发生在自己的家门；二是关于苏联要在在中国合建大功率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问题时的强烈不满。
莫使金樽空对月弱国无外交，除非对别人来说你有利可图。对当时赫鲁晓夫领导苏联来说也一样，中国是苏联用来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因子，而碍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乐于并且别无选择地要当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但是，但中国的力量在苏联方面的援助和国内的恢复性建设下逐渐发展，经济有了很大的改观，此时的中共领导人的野心逐渐膨胀。特别是在波匈事件的处理上，赚足了面子，虚荣心膨胀，轻视苏共领导人，而赫鲁晓夫和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则受到相当冲击。在这个体系内，渐渐强势的一个大国与一个业已现存的大国必然就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虽然没有爆发实质性的战争，但其实这种战争已经体现在外交的对立和相互攻击上。
作者开篇就强调一点，就是这段历史时期的两国外交主要由两国领导人所掌控的，对于苏联来说主要由赫鲁晓夫来决策的，对于新中国来说是由主导的。
同时，从该文中也可以看到很多由于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在国内进行诸多的政策调整，比如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由于想要与苏联一并高下的左倾路线思想。还有
受到匈牙利事件的刺激，使得中共领导人发动了国内对“右”的批判。也正是由于领导人的个人威望以及国内政策的相互作用使得中苏关系在这一时期由亲密合作走向对抗。
在这样一段关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么一些东西，就是在一个同盟体系中，没有永远的联合，这也可以推导出没有永远的对抗。在一个国家中，碍于国家利益，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总是应该基于自己国家的利益和本民族的利益去制定本国的外交政策。每一个国家的领导者都是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者，因为国家的利益不容许个人的感性存在。对于中国从弱国走向复兴的过程中，我们走了好多的弯路，虽然今天也取得很大的进步，但是原本可以取得更多，在大国复兴的道路上，我们可以向日本借鉴的地方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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