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眸与反思_写在_三年不搞城市规划_提出50周年之际
73【作者简介】李  浩（1979-），男，博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城市规划师，清华大学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培养博士后，注册城市规划师。【修改日期】2011-12-31【文章编号】1002-1329 (2012)01-0073-07【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摘要】围绕“三年不搞城市规划”这一新中国
城市规划发展史上的重大特殊事件，分析了提出
这一决策的时代背景，剖析了其政治、社会、经济
诱因及城市规划工作自身所存在问题的影响，进
而阐述了“三年不搞城市规划”对新中国城市规
划发展的影响，并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三年不搞城市规划”；新中国；城
市规划；历史
ABSTRACT: Aiming at the special event “not
undertake urban planning for three years” in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s urban plann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ecial background of the policy, its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inducements, and the
problems in urban planning. Then it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is event on new China’s urban planning
development and brings forward some rethinking.
KEYWORDS: “not undertake urban planning for
three years”; new China; urban planning; history
新中国的城市规划已走过60年。回眸历史，
城市规划事业经历了曲折和艰辛的发展历程。就
60年间的历史事件而言，“三年不搞城市规划”
可能是最为特殊且常常让人匪夷所思的一桩——
1960年11月18日，在国家计委召开的第九次全国
计划会议上，一位国家领导人突然宣布“三年不
搞城市规划”。此事件之所以十分特殊且让人匪
夷所思，很大程度上在于它“非常规”的指令形
式：它只是领导同志的一次口头指令，自始至终
从未见诸正式文件或报端，在《建国以来重要文
献选编》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权威文献
中，在中央和地方的政策文件中，都不到有关
“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文字记载，哪怕只是简
单地提及；查阅这位领导人讲话的历史档案，也
只有摘录稿，有关“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内容
则已被略去……然而，它却真实地发生了，“切
实地”被“落实”了，并且对新中国的城市规划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容后详述）。近年来，随着新中国城市规划历史问题逐渐引起关注，一些老专家开始对此事件发表评论，但较多持批评态度，如：“这也是城市规划工作走下坡路的开端”[1]，“形成城市规划领域的第一次马鞍形的大滑坡”，“是对城市规划工作的一次错误认识”[2]，“错误决策”[3]。那么，“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对于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历史而言，它的提出有何具体的影响？在“三年不搞城市规划”提出50周年之际，有必要就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认真的回顾和反思。1 “三年不搞城市规划”提出的历史背景、诱因和动机分析“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提出，属于口头指令的形式，这就很容易让人直接联想到其是不是某些领导人一时“心血来潮”而诞生的“草率决策”？事实远没这么简单。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同志。李富春（1900.5.22-1975.1.9），湖南长沙人，建国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主任，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工交办主任，第七至十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一部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史，是同李富春
的名字分不开的”[4]，“李富春同志是我国工业建设中最早的领导人之一，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奠基人和开拓者”[5]，“老一辈革命家李富春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大厦的奠基人之一”[6]，“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史册上，李富春的名字令人肃然起敬……共和国经济建设取得的辉煌业绩无不与他相联系”[7]……如此重要且备受尊敬的一位国家领导人，难道会仅凭个人意愿主观行事吗？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当时的李历史回眸与反思*
——写在“三年不搞城市规划”提出50周年之际李  浩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50978236、5110842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编号：2010047038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编号：201104134）。历史回眸与反思李  浩RETROSPECT AND RETHINKING: AT THE 50TH ANNIVERSARY ON THE ISSUE OF “NOT UNDERTAKE URBAN PLANNING FOR THREE YEARS”LI Hao
P l a n n i n 城市规划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2年 第36卷 第1期  VOL.36 NO.1 JAN. 201274富春副总理还兼任着国家计委主任一职，这正是
城市规划工作的直接领导；从经历的角度，他不
仅是苏联援建156项大型工程项目的主要协商者之
一，也是国家“一五”计划的主要起草人之一[8]，
工作使然，难道他会不了解城市规划吗？那么，
他又为何会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呢？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提出“三年不
搞城市规划”，显然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客观
2016江苏小高考
条件所决定的。
1.1  特殊的历史时期：从“一五”计划的
超额完成、“超英赶美”的“”，
到国民经济陷入极度艰难境地以及发生
“三年自然灾害”
新中国成立后，先是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
复，1953年开始进行有计划的工业化建设。1957
年底“一五”计划超额完成，工业总产值比1952
年增长128.3%，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有138
个已施工建设，68个已全部或部分建成投入生
产。在此背景下，全国上下对社会主义建设前景
表现出过分的乐观，1958年开始在“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
指引下，发动以“以钢为纲、钢产量翻番，以粮
为纲、粮食产量翻番”为中心内容的，希
恭祝新婚望“超英赶美”。因违背客观规律，其结果事与
愿违，钢、粮产量不但没有翻番，反而使社会生
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
经济的大滑坡，财政收不抵支，1958年开始财政
赤字连年扩大，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到
1960年，国民经济已陷入极度艰难的境地[9]。
同时，“三年不搞城市规划”提出之时，正
值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自1959
年开始，我国连续3年出现极为严重的自然灾
害，且主要发生在一些粮食主产区[10]，引发我国
主要农牧业产品大幅度减产，出现全国性的粮食
和副食品危机，造成4000万以上人口的非正常死
亡[11]。在此境况下，国家对基本建设投资进行了
大力削减，从1960年初计划“继续进行大规模的
基本建设”，到6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
议提出“基本建设的安排要有重点”，7-8月在
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则进一步提出“坚决
缩短基本建设的战线”[7]，1961年的基建总投资比
1960年减少68%，1962年又大量减少，只相当于
1960年的17.6%[12]。“三年不搞城市规划”正是在
这一社会经济极为动荡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1.2  特殊的思想形势：国家领导人的反思和自我批评盛行，从“多快好省”转向“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提出，发生在我
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加之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方面一系列“非常规事件”的发生，促使许多国家领导人开始对国家各项建设活动的方式方法进行反思，思想认识出现重大转变。以主席为例，1960年6月，他撰写《十年总结》一文，对“”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1961年1月，他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12]。受中央领导层思想的影响，李富春必然也要结合自身工作进行深刻反思。作为分管经济、计划工作的领导，他比一般人对严峻的形势有更深切的感受，也较早觉察到经济和计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1960年6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富春曾指出：“我们一些同志的老观点，以为多快好省就是搞多一点、搞快一点。实际经验证明，不一定搞得多、搞得快，就可以多快好省；一味求多、求快，许多工作跟不上，反而少慢差费”[13]。针对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李富春在1960年7-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大家都感到基本建设战线拉长了；基本建设拉长了，结果是基本建设的项目层层扩大，基建层层扩大，生产就不能不层层加码，我们必须接受教训，下决心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并郑重建议“从明年起，年度计划只搞一本账，只搞一个计划，不搞第二本账，把一本账搞好，按一本账搞计划”[7]。李富春在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所作的报告，题为《经济工作的十条经验教训》，涉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及总体关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劳动力的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基本建设的统一安排、工业生产组织、合理改进管理体制、各类产业布局、生产和生活两手抓、坚持众路线等10个方面的内容，实质上也就是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各项建设豆腐作坊
活动的全面总结和反思。思想的反省，必然要反馈到工作思路的转变和具体行动的应对上。在1960年7-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富春提出了整顿工业企业和“整顿、巩固、提高”的建议，得到会议的赞同，会后周恩来总理听取汇报并加以完善，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就是国民经济调整的基本指导思想。1961年1月，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以国民
经济调整为中心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正式通过
了“八字方针”，并对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进行
了调整，强调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方针，端
正了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一系列围绕国民经济调整的重大决策部署随之展开。
75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不能不说与城市规划工作息息相关。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规划工作，即所谓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延续和具体化”。这一点虽然被规划界所熟知，但却很少有人将城市规划的“三年不搞”同国民经济计划的“大调整”相联系。实际上，回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从“一五”到“十一五”的演变历程，其中也有十分特殊的三年停顿，即1963-1965年，这就是国民经济的第一次大调整。因此，从这个角度，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不正是国民经济计划调整的一种前兆或提前部署吗？当然，从另一方面，作为主管城市规划工作的最高领导，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显然
也是意识到了城市规划工作所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1.3  城市规划自身的问题：“规模过大、标准过高、占地过多、求新过急”以及脱离实际的“”“一五”时期的城市规划工作，成就和贡献是巨大的，但从社会反响来看，批评之声也是接连不断的①。客观地说，“一五”时期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工作，早就曾暴露出一些问题，包括盲目贪大、形式主义严重、过于分散的城市布局造成浪费等，如1954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有一些同志，虽然他们所在的城市并没有多少工业建设，甚至本来城市就不大，人口就不多，但他们也拟订了庞大的计划，把房屋拆掉，马路放宽，大兴土木，浪费了很多资金。有些同志过分强调现有城市中很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地方，而脱离了当前的经济的可能和现实的条件，企图一下子把它全部改造过来，马上变成理想的社会主义城市。有些在重点工业建设城市中工作的同志，觉得自己既然是重点，便处处都应该像个‘重点’的样子，什么都想办，都想‘齐头并进’。在城市的规划上，一心想搞得大，搞得新，不注意利用旧城市现有的基础，甚至企图把旧城市完全撇开，一切从平地上新建；而且把摊子铺得很大，把城市建设得很分散，增加了各种市政建设的费用”[14]。“一五”计划期末，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城市建设部部长万里等曾于1957年4月率领工作组到西安、兰州、成都等地检查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工作，检查报告中指出城市建设中存在有“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求新过急、标准过高”的问题[3]。1957年3月31日和5月8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题为《在基本建设中节约用地》和《再论基本建设中节约用地的问题》两篇社论，批评了基本建设中的所谓“社会主义标准”和“大量圈用农民的耕地”，“多征少用，征而不用”以及“目前各城市所拟的城市规划草案普遍存在规模过大和标准过高的缺点”。5月9日，薄一波在《在基本建设工作中如
何进行整风》的报告中，从“整风运动”的高度批评了建筑规模过大、建设占地过多、建筑标准过高，片面追求自动化、全能化、宿舍修建过多等“大少爷作风”[3]。1957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城市建设必须符合节约原则》的社论，批评城市建设规模过大、标准过高、占地过多及在城市改建、扩建中存在的“求新过急”现象②，严词指明“这都是同‘勤俭建国’的方针相违背的，是一种脱离实际、脱离众的不良倾向”，从而掀起著名的
“反四过”运动。正如周干峙院士指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提出，并不是孤立的，而‘反四过’正是之前的一个重要事件”③。
当然，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属于两个概念，
城市建设的“四过”并非都源自城市规划工作，因此，“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城市建设”和“城市领导”的板子
打在了“城市规划”上。尽管如此，城市规划工作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期间，“用城市建设的来适应工业建设的”和“快速规划”的方法，导致许多地方盲目地追求发展大城市，出现很多“大规划”；“快速规划”既背离科学，也更助长大上项目。由于工业建设的盲目冒进，许多城市不切实际地扩大城市规模，过早地改建旧城，建设一条街，急于改变城市面貌，并借迎接1959年国庆10周年的机会，不顾财力大小、不计成本，大建楼、堂、馆、所，也造成了极大的浪费。1960年
桂林城市规划座谈会后一些城市提出“苦战3年，基本改变城市面貌”、“3年改观，5年大变，10年全变”的口号，当时国家已进入经济困难时期，这些提法显然是严重脱离实际而不合时宜的。这样的城市规划，已“丧失民意”，不能说是“有比没有好”。建工部在青岛和桂林召开的两次城市规划座谈会，被中央领导认为有错误，两次会议向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均未获得批复[1]。
实际上，就李富春而言，对城市规划问题也有相当的认识。虽然1960年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有关“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报告内容已难以查证，但早在1957年5月31日召开的全国设计工作会议上，李富春曾从勤俭建国的思想出发，总结“一五”期间城市规划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1.多注意了远景规划，忽视了近期规划。2.城市规划的定额高了。3.城市规划中有过分追求形式的毛病，不注意地形条件和现状，过多注意了艺术布置，只强调放射、对称、美观，结果对众生活和经济注意不够。4.在有些城市的规划中，对旧有城市的基础设施利用不够。5.城市公用事业工程的标准过高了”[15]。从这些角度分历史回眸与反思李  浩
P l a n n i n 城市规划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2年 第36卷 第1期  VOL.36 NO.1 JAN. 201276析，对城市规划工作进行必要的整顿，反思城市
规划工作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改进之策，乃至于提
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4  隐含的战略意图：加强中国自身的城
市规划理论研究，转变城市发展方针，促
进科学发展
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李富春副总
理，在他的脑海中是否有某些战略意图？斯人已
逝，历史原貌已难以还原。但从一些事实获得线
索，仍可帮助我们进行些许揣测。
首先，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应该有
整顿城市规划工作、加强理论研究和实施规划改
革的意图。1962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进一步精减
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后，国家计委主持
该项工作的高云屏副主任提出精简规划人员时，
梦见下牙掉了当时国家计委城市规划局曹洪涛局长曾建议应该
保留现有的这支规划力量，以为长远需要着想，
他颇费周折地到北戴河向在那里开会的李富春主
薪酬管理的原则任请示，先由程子华副主任听取汇报，同意“目
前不搞规划，可以进行科学研究，将城市规划设
计院改为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并说，“需请
示富春同志批准才行”。后经李富春批准，认为
既然搞研究，还可选调少数大学生，增加一些年
轻的新生力量，陈为邦等10余位日后的城市规划
专家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机到规划院的[1]。由此可
见，李富春对于城市规划工作还是颇为支持的。
不仅如此，新中国第一本《城乡规划》教科
书的编写工作，与李富春副总理以及“三年不搞
城市规划”都有直接的联系。据邹德慈等城市规
划老专家的回忆，《城乡规划》教科书的编写工
作同样是在李富春的授意下进行的。该书编写工
作的启动也是在1960年，1961年暑期完成书稿，
同年底正式出版。该书前言中写道：“城乡规划
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建国以来，我国在城市规划
与建设上，进行了巨大的实践，取得了不少经
验。但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城乡建设规律还
需要一定时期的探索。……本书的编写，是在目
前的条件下，企图比较系统地介绍城乡规划工作
的一些必要的理论知识”[16]。作为城市规划主管
部门的第一领导，李富春自然清楚城市规划工作
的重要性。在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之际，
同时部署《城乡规划》教材编写工作，显然是希
望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改进城乡规划工作，
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服务。
通过周干峙先生的口述历史④，笔者曾获得
另一个重要线索。周先生早在1951年冬季参加城
市规划工作，是我国不间断经历整个新中国城市
规划发展历程的唯一一位城市规划老专家。他
认为，“一五”时期国家对城市规划工作极为重视，其中的原因，与苏联专家有直接的关系。当时我国政治外交呈现“一边倒”的格局，各行各业都要学苏联，中共中央曾专门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由于苏联专家（穆欣等）特别强调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城市规划工作才受到了国家的特别重视。在工作方式上，完全采取的是“苏联模式”，这虽然对实际的规划工作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苏联与中国的国情存在巨大差异，特别是在规划标准和定额指标方面，由于苏联所处的纬度比较高，国土辽阔，人口稀少，规划指标偏高，照搬“苏联模式”必然会导致所谓规模过大、用地过多等问题。在“一边倒”的政治形势下，这种局面势必难以扭转。但是在1960年，政治形势却发生了急速的转变：自6月开始，中苏关系开始全面恶化，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通知中国，召回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1390名，撕毁12个国家协定、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致使中国许多部门和25
0多个企业事业单位的建设被迫中断[17]。该事件的发生，使我国陷入艰难的国际政治和军事斗争中，但从城市规划工作的角度，不正创造了摆脱苏联模式、实现自我变革的时机？从与邹德慈先生的访谈中，笔者也获得一定的佐证：“所谓三年不搞，就当年来说我认为不是消极的，也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认为要停一停，停一停干什么？首先写一本教科书，然后按照我们中国自己的城乡规划的教科书来搞规划，简单说是这个意思”⑤。这样，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可否被看作是李富春副总理寄希望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建构中国特的城乡规划理论和方法的一种良好愿望？此外，“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提出，与我国城市发展方针的转变也有某种程度的关联。配合“一五”时期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国家建设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但随着各项工作的推进，经济困难越来越严重，加之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中苏关系恶化，国家各项建设发展愈发艰难，迫使国家不得不对城市发展方针进行重大调整。国民经济大调整的首要措施就是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这实际上主要是针对城市发展方针而言的。1961年6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以及《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在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以上，到1961年底全国共精减职工95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300万人；1962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作出《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要求进一步减少城镇人口；到1963年6月，全国共减少职工1887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通过调整城市发展方针，大量精减
77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对于加强农业生产，减少工资开支和城镇粮食销量，缓和城市各项设施的压
力，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1959年大庆油田发现后，在工矿区建设方面创造了一条“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型模式。此后国家“三线建设”的“靠山、分散、隐蔽”原则，以及长期坚持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都可以说
是1960年代初城市发展方针调整的延续。城市发展方针的转变，必然也需要城市规划工作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整顿。1961年出版的《城乡规划》教科书，不是以“城市规划”为名，而采用“城乡规划”的概念，恐怕也有此方面的原因。综上所述，“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提出，尽管是国家领导人的一项口头指令，但我们很难用“个人主观臆断”这样的结论进行评价甚或批判。“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提出，受太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城市规划行业自身的问题和责任也不容推卸。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特殊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下的一种“历史必然”。2  对我国城市规划发展的影响2.1  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引发连锁反应，致使城市规划事业第一次走向衰落的直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提出，无疑是我国城市规划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一五”时期，城市规划工作为国家所重视，在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建设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被誉为城市规划的第一个春天；1978年3月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和1980年10月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的召开，迎来了城市规划的第二个春天；介于两者之间的一段历史时期，被称为城市规划的“下坡路”，而开启这段“下坡路”的，正以“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提出为主要标志。不仅如此，“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提出，引发了后续一系列的连锁反应。1961年1月，国家计委根据中央“调整发展速度的决定”，压缩
建设规模，并指示大力压缩城市规划人员，城市局和城市设计院共下放100多人到地方的城市规划部门，还剩300多人；1964年4月，中央决定将基本建设工作转由国家经委领导，城市局从国家计委转归国家经委基本建设办公室领导，改成城市规划局，同时撤销了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领导干部和一部分技术骨干补充到城市规划局，编制100人，这次变动使得城市规划的力量大为削弱；1965年4月，第三届国家建委成立，城市规划再次划归建委领导，100人的编制被压缩为30人，这对城市规划来说，更是一次伤筋动骨的大变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城市规划局就被取消了，全局人员下放“五七干校”，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下放到“五七干校”的人员又被分散到各地去了[1]……在这个意义上，“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提出，正是我国城市规划事业第一次走向衰落的直接。2.2  导致大量人才流失，机构撤销，造成中国城市规划事业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最大财富。“三年不搞城市规划”对我国城市规划发展的影响，最突出的莫过于人才和机构的损失。早在“一五”时
期，国家曾采取吸引海外人员归国、向苏联专家学习、创办城市规划专业以及举办学习培训班等多种形式，积累了一大批城市规划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工作者，但随着“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提出及随后的连锁反应，大量城市规划人员流失，甚至终生脱离了城市规划行业。例如，1964年全国唯一的城市设计院被撤销，仅在一个
形容秋天的句子
下午就遣散了几百名规划技术干部[18]，他们当中
除少数中老年工程师和建筑师外，大多数青年技
术干部是城市规划的中坚力量，是第一代元老，
他们贡献了宝贵的青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开辟了城市规划工作，但却毁于一旦，不能说不是国家很大的损失。1970年代初期，国家建委在合
肥召开城市规划座谈会，代表们认为，这是自1960年“三年不搞城市规划”以来对城市规划工作的一次启动，但这时全国尚在规划工作岗位上的职工仅有700人左右，要想开展工作，人才成了最大的问题[1]。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各城市规划院校、城市规划编制机构，都普遍遇到规划人员“青黄不接”的问题，不能不说与“三年不搞城市规划”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由于人才的损失，进而导致城市规划工作的困难及城市建设活动的盲目和无序，对于快速成长和建设发展的新中国，代价无疑是惨痛的。
“三年不搞城市规划”使中国城市规划事业蒙受的重大损失，实难以估量。
2.3  使城市规划行业丧失了一次自我革新的发展机遇，形成新中国城市规划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巨大断层
如前文所述，从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动机来分析，的确有促进城市规划科学发展之意图。但不幸的是，“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实际结果，并非只是“三年不搞”而已，自1960年开始的近20年时间内，新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这一方面历史回眸与反思李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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