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宋诗选注-注（钱钟书）
端午假期不调休【收藏】宋诗选注-注（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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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选注-注（钱钟书）五一劳动节的由来
曹勋（一○九八～一一七四）字公显，阳翟人，有“松隐文集”。他的诗不算少，都是平庸浅率的东西，只除了几首，就是他在绍兴十一至十二年出使金国的诗。那时候的出使比不得北宋的出使了，从交聘的仪节就看得出来。北宋封辽低头，却还没有屈膝，觉得自己力量小，就装得气量很大；从苏洵的“送石昌言使北引”推测，奉命到辽国去的人大多暗暗捏著一把汗，会赔小心而说大话就算是外交能手，所谓“‘说大人，则藐之’，况于夷狄？”苏轼所记富弼对辽主打的官话和朱弁所记富弼回国后讲的私话是个鲜明的对照，也是这种外交的具体例证；他对辽主说，中国的“精兵以百万计”，而心里明白本国“将不知兵，兵不习战”，只有“忍耻增币”一个办法。欧阳修、韩琦、王安石、刘敞、苏辙、彭汝 厉等人都有出使的诗，苏颂作得最多；都不外乎想念家乡，描摹北地的风物，或者嗤笑辽人的起居服食不文明，诗里的内容身作方舟 魂渡彼岸
比较贫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已经是北宋建国以前的旧事，苏辙在燕山的诗也许可以代表北宋人一般的感想：“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石瑭窃位不传子，遗患燕蓟逾百年。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从禄山”。换句话说，五代的那笔陈年宿账北宋人当然引为缺憾，不过并未觉得耻辱。有的人记载那里的人民对儿子说：“尔不得为汉民，命也！”或者对逃回去的宋人说：“尔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有的人想激发他们就地响应：“念汝幽蓟之奇士兮……忍遂反衤任偷生为？吾民就不愿左袒，汝其共取燕支归！”假如那里的人民向使者拆说过：“我本汉人，陷于涂炭，朝廷不加拯救，无路自归”，这些话至少没有反映在诗歌里。靖康之变以后，南宋跟金不像北宋跟辽那样，不是“兄弟”，而是“父子”、“叔侄”──老实说，竟是主仆了；出使的人连把银样蜡头对付铁拳头的那点儿外交手法都使不出来了。金人给整个宋朝的奇耻大辱以及给各个宋人的深创钜痛，这些使者都记得牢牢切切，现在奉了君命，只好憋著一肚子气去哀恳软求。淮河以北的土地人民是剜肉似的忍痛割掉的，伤痕还没有收口，这些使者一路上分明认得是老家里，现在自己倒变成外客，分明认得是一家人，眼睁睁看他们在异族手里讨生活。这种惭愤哀痛交搀在一起的情绪产生了一种新的诗境，而曹勋是第一个把它写出来的人，比他出使早十年的洪皓的“鄱阳集”里就还没有这一类的诗。
【仆持节朔庭，自燕山向北。部落以三分为率，南人居其二；闻南使过，骈肩引颈，气哽不得语，但泣数行下，或以慨叹，仆每为挥涕惮见也。因作“出入塞”纪其事，用示有志节、悯国难者云。】
曾巩（一○一九～一○八三）字子固，南丰人，有“元丰类稿”。他以散文著名，列在“唐宋八家”里。他的学生秦观不客气地认为他不会作诗，他的另一位学生陈师道不加可否地转述一般人的话，说他不会作诗。从此一场笔墨官司直打到清朝，看来判他胜诉的批评家居多数。就“八家”而论，他的诗远比苏洵、苏辙父子的诗好，七言绝句更有王安石的风致。半坡人
曾几（一○八四～一一六六）字吉甫，自号茶山居士，赣州人，有“茶山集”。他极口推重黄庭坚，自己说把“山谷集”读得烂熟，又曾经向韩驹和吕本中请教过诗法，所以后人也想把他附属在江西派里。他的风格比吕本中的还要轻快，尤其是一部分近体诗，活泼不费力，已经做了杨万里的先声。
晁端友（生卒年不详）字君成，钜野人。他的遗集共收了三百六十首诗，现在已经散失了。苏轼和黄庭坚都得称赞他，下面一首是宋代传诵的。
陈师道（一○五三～一一○二）字无己，又字履常，自号后山居士，彭城人，有“后山集”。黄庭坚是江西人；北宋后期，吕本中把受他影响的诗家罗列一起，称为“江西诗社宗派’。在这些人里，陈师道的年辈最长，声望也最高，所以任渊就把“后山集”和“山谷集”一起注了。陈师道模仿杜甫句法的痕迹比黄庭坚来得显著。他想做到“每下一俗间言语”也“无字无来处”，可是本钱似乎没有黄庭坚那样雄厚，学问没有他那样杂博，常常见得竭蹶寒窘。他曾经说自己做诗好像“拆东补西裳作带”，又说：“拆补新诗拟献酬”，这也许是老实的招供。因此，尽管他瞧不起那些把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的作者，他的作品就很犯这种嫌疑。他的情感和心思都比黄庭坚深刻，可惜表达得很勉强，往往格格不吐，可能也是他那种减省字句以求“语简而益工”的理论害了他。假如读“山谷集”好像听异乡人讲他们的方言，听他们讲得滔滔滚滚，只是不大懂，那末读“后山集”就仿佛听口吃的人或病得一丝两气的人说话，瞧着他满肚子的话说不畅快，替他干着急。只要陈师道不是一味把成语古句东拆西补或者过分把字句简缩的时候，他可以写出极朴挚的诗。
一曲相思歌词陈与义（一○九○～一一三八）字去非，自号简斋，洛阳人，有“简斋集”。在北宋南宋之交，也许要算他是最杰出的诗人。他虽然推重苏轼和黄庭坚，却更佩服陈师道，把对这些近代人的揣摩作为学杜甫的阶梯，同时他跟江西派不很相同，因为他听说过“天下书虽不可
不读，然慎不可以有意于用事”。我们看他前期的作品，古体诗主要受了黄、陈的影响，近体诗往往要从黄、陈的风格过渡到杜甫的风格。杜甫律诗的声调音节是公推为唐代律诗里最弘亮而又沉著的，黄庭坚和陈师道费心用力的学杜甫，忽略了这一点。陈与义却注意到了，所以他的诗尽管意思不深，可是词句明净，而且音调响亮，比江西派的讨人喜欢。靖康之难发生，宋代诗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变动，在流离颠沛之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先前只以为杜甫“风雅可师”，这时候更认识他是个患难中的知心伴侣。王铚“别孝先”就说：“平生尝叹少陵诗，岂谓残生尽见之；后来逃难到襄阳去的北方人题光孝寺壁也说：“踪迹大纲王粲传，情怀小样杜陵诗”。都可以证明身经离乱的宋人对杜甫发生了一种心心相印的新关系。诗人要抒写家国之痛，就常常自然而然效法杜甫这类苍凉悲壮的作品，前面所选吕本中和汪藻的几首五律就是例子，何况陈与义本来是个师法杜甫的人。他逃难的第一首诗“发商水道中”可以说是他后期诗歌的开宗明义：“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诗！”他的“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又说：“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表示他经历了兵荒马乱才明白以前对杜甫还领会不深。他的诗进了一步，有了雄阔慷慨的风格。在他以前，这种风格在李商隐学杜甫的时候偶然出现；在他以后，明代的“七子”像李梦阳等专学杜甫这种调门，而意思很空洞，词句也杂
凑，几乎像有声无字的吊嗓子，比不上陈与义的作品。虽然如此，就因为这点类似，那些推崇盛唐诗的明代批评家对“苏门”和江西派不甚许可，而看陈与义倒还觉得顺眼。陈与义在南宋诗名极高，当时有几个学他的人，像他的表侄张铚和朱熹的父亲朱松。然而他的影响看来并不大，也没有人归他在江西派里，张铚讲他的诗学的时候，就半个字没提起黄庭坚。南宋末期，严羽说陈与义“亦江西之派而小异，刘辰翁更把他和黄庭坚、陈师道讲成一脉相承；方回尤其仿佛高攀阔人作亲戚似的，一口咬定他是江西派，从此淆惑了后世文学史家的耳目。“简斋集”有胡穉的注本，在宋人注的宋诗里恐怕是最简陋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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