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民俗文化
民间灯会：
六朝时，南京为帝王之都，每年元宵节，灯火满市井。明太祖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的元宵节（正月十五日），朱元璋曾经下令在秦淮河上燃放水灯万盏，以示与民同乐，共庆升平。数百年来，相沿成俗，农历正月初一至十八，南京居民都要逛夫子庙灯会灯市。正月初八为上灯节，十五为元宵节，十八日为落灯节。其时，南京人几乎“家家走桥，人人看灯”。近十年来，每逢春节南京都要组办规模宏大的金陵灯会，届时“十万灯彩映秦淮”，花灯种类繁多，如荷花灯、蛤蟆灯、兔子灯、金鱼灯、熊猫灯、狮子灯、走马灯等都扎制的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夫子庙街道两旁站满卖灯、赏灯、买灯的人，人山人海，热闹非常
。南京人除赏灯外，还要品尝元宵。民间早已有上灯吃元宵，落灯吃面的习俗。
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龙舟竞渡：友善福怎么获得
端午节，原是祭祀龙的节日，民间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其中龙舟竞渡，风格独具。据闻一多在《端午考》之说，四五千年前，划龙舟之习俗便已存之于江南昊越水乡一带。其目的是通
过祭龙，从祈求免遭水早之灾。《金陵岁时记》云：“龙舟竞渡。吊屈原之溺水，楚俗也，吾乡亦沿用之，秦淮河一带，观者如蚁。”江宁区秦淮河流域的乡镇，都有龙舟竞渡的民俗活动。尤以湖熟镇的赛龙舟活动最为壮观。龙分乌龙、黄龙、白龙、青龙、火龙等，分组轮番竞技。除划船速度外还要求龙尾“吊梢”的青少年表演轻捷惊险的技巧动作。竞舟时，河两岸围观的人数多达数万人。
“立夏尝三新”：
农历四月初，春去夏来，天气日渐暖和，万物欣欣向荣。三麦油菜已经成熟，樱桃、青梅、枇杷等鲜果陆续上市，各种菜蔬也应时而生。这时，人们自然需要换换口味，南京就有“立夏尝三新”的习俗。“三新”指樱桃、青梅、鲥鱼。
“送夏”：
进入夏季，天气不仅转热,各种传染病也增多，有的人消化力锐减,会因此不思饭食，,即所谓“疰夏”。南京风俗有“送夏”（父母向出嫁的女儿送凉枕、羽毛扇、夏服）、称体重（据说立夏时称过体重之后，便不会疰夏）。南京人还喜欢吃豌豆糕，《金陵岁时记》称：“立夏叫小儿骑座门槛，食豌豆糕，谓不疰夏。”
“蚕月”闭户：
农历四月江南人还称之为“蚕月”，因此时正逢蚕儿上簇作茧。南京郊县的养蚕人家，为免除蚕儿疾病，立夏期间家家闭户，禁忌往来，有“蚕家忌客门门闭”之俗。 三山五岳的三山
吃“乌饭”：
农历四月初八，南京郊县农民一般都要蒸煮江南特有的乌黑发亮、清香可口的青精饭，俗称乌饭，又名“阿弥饭”。它是用南天烛（即青精树）茎叶捣烂后浸泡糯米，再晾干蒸煮而成。古人做时要“九浸九蒸九晒”，米粒紧缩,碧如坚珠。每天煮食一碗，能强筋骨，益气力，固精驻颜，被誉为“仙家服食”。
三月三，荠菜花煮鸡蛋：
赞运动员农历三月三，南京人有吃荠菜煮鸡蛋的习俗。民谚曰：“三月三，荠菜当灵丹”。因荠菜的谐音是“聚财”，故此，南京人会将新鲜荠菜洗净后捆扎成一小束，放入鸡蛋、红枣、风球，再配两三片生姜，煮上一大锅，全家都吃上一碗，食之既可交发财运，又可防治头痛头昏病，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民间特有的食疗习俗。据说可以去风湿、清火，腰腿不痛，
而且还可预防春瘟。
特文化（地域性文化）
民国建筑文化：
作为上世纪初全国性首都的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其曾经的重要地位和留给今人的沧遗，在全国历史名城中也难有出其右者。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作为首都的南京进行了城市的全面规划和集中建设，这形成了现在南京的基本格局，至今仍影响着城市的生活。国民政府制定的《首都计划》，可以说是第一次中国政府自己主持的大规模的现代城市建设规划，其内容包括人口预测、城市功能分区（中央政治区、行政区、住宅区、文教区、工业区、商业区）、道路系统规划、市政工程等。
南京是近代中国建筑师活动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他们或自办事务所，或在政府部门负责规划，或在大学担任教职，在南京近代建筑的探索、实施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其中以吕彦直、杨廷宝、赵深、童寯、陈植、刘敦桢、徐敬直、李宗侃、奚福泉等为代表。他们多数留学欧美和日本，构成了我国的第一代建筑师。他们在创作设计思想的更新、不同
西双版纳景点建筑功能的规划、各种近代材料的运用、多种建筑风格的探索、审美标准的试探，直到具体施工的亲临实践等等方面，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创作出了一批丰硕的成果，其中不乏影响深远的作品。一个典型就是1929年建成的中山陵，至今为后人所尊崇和津津乐道。
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在时间上，从1912年算起到1949年只有38年，从1927年算起只有22年，其中还有8年迁都重庆，在这短短的二三十年间，留下的代表性建筑不少于200座。南京的近代建筑类型齐全，大型行政办公建筑、纪念建筑、商业建筑、文教建筑、教会建筑、使领馆建筑、住宅洋房等，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地位很高。这些建筑形式风格多样，中西兼容，反映了当时中国建筑的最高水平。
南京白局：
以南京方言表演。流行于南京和六合、江浦、江宁等地区。
南京盛产云锦、绸缎，明清时最盛。当时的织锦工人经常在织机房哼唱一、二首明清俗曲或江南小调。嗣后，演唱的曲牌日渐丰富，演唱内容也不断扩大。他们还根据当时的社会新闻、民间传说编写新词，配上俗曲曲牌联缀说唱。其演唱形式少则一人，多至三、五人，
或说方言，或唱侄曲。其表演生动滑稽，通俗易懂。后逐渐形成规模，并由自娱性向娱人过渡，但不取报酬，常谓“白摆一回唱局”，由此人称“白局”。
清代中后期，白局进人全盛时期。此时，还出现了男女同台演唱，同弦分腔等新的表演形式。在音乐上，比以前有了较大的发展。如曲牌增多，演奏乐器不断丰富。为区别于自娱性质的白局，一些专业演唱班社被称为“红局”。红局的诞生，标志着白局职业化的形成。
六合神书：
六合神书是一种坐唱艺术，源于“香火神会”，这是一种由 “童子”（巫师）为驱邪逐疫、消灾纳吉所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其中有念、有歌、有舞蹈与表演，属“摊万的范畴，民间称为“香火会”，六合神书就是在念与歌的基础上衍变而形成的，俗称“香火”。但它究起子何时，待考。清代的六合神书甚盛，自康熙年间起，唱“神书”活动逐渐活跃。至晚清时唱“神书”的艺人多达一百余人，并出现了一批知名者，有郝徐瑾、郑有荣、陈文生、周家贵等。稍晚又有那徐洲、王长坤等。清末民初，“香火戏”（后称洪山戏）兴起，大批“神书”艺人改唱或兼唱 “香火戏，之后又有一些“香火”艺人改唱了“扬剧”，其曲目、音乐也成为“扬剧”的组成部分。文化部门为保这个古老曲种，曾发动艺人记录整理传统曲目。目前六合农村有
艺人四十余名，其代表人物张柏林，他书路广，唱腔灵活多变，节奏平稳，能领能伴，甚为全面，今已年过八旬，是当今唯一能唱完全本《唐僧取经》的艺人。
六合神书的音乐属曲牌联缀体，曲调丰富，现存有：《迎神歌》、《开坛歌》、《七字调》、《十字调》、《联弹调》、《四平板》、《磨豆腐冷三十余种。唱腔结构为上下句或四句一段体。曲调跳跃起伏，跌宕多姿。
六合神书以韵文歌唱，叙事为主，代言为辅。演出形式一般为二至四人。一人司鼓，一人司锣，一人司小锣。演唱者均为男性，有独唱、对唱、交替唱、齐唱和帮腔等演唱样式。
南京白话
又名“南京相声”。南京白话是北方相声的变异。最初，南京白话只是对相声的简单模仿，即用南京方言来学说相声段子，故时至今日，在民间仍习惯称其为“南京话相声”。南京话相声最早起于何时尚无确切文字可考。尽管“南京话相声”受到听众的欢迎，但仍不被同行所重视。因此，这种方言相声在专业曲艺团体中，只能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因不论从曲目的内容上及表演技巧上都没有主体意识，仅仅是对相声的模仿。1963年“南京相声”改名“
南京白话”。南京白话的代表性曲目有《杂学唱》、《老相识》、《包您满意》、《商业新风》、《人情债》、《庙上风情》等。南京白话韵表演形式大体与相声相同，分单口、对口、口三种，以对口为主。其表演方式说表类长于演唱类。七十年代末是南京白话走向成熟的发展期。从此时起，南京白话的脚本在文学的叙述方式上渐与相声有所区别。前者多以自传体式即代言方式叙述—演员即是故事中人，采用第一人称角度叙述“我”身边发生的一切。如《老相识》、《包您满意》、《人情债》等。这是为着叙述的方便而决定的。因南京白话绝大多数的段子的内容基本是表现南京的风土人情，因此，用第一人称的角度叙述更显方便，自然听众也感亲切。这与相声多采用叙述体—第三人称有明显的区别。正是由于叙述手法的不同，决定了南京白话的表演重于说表。演员一上台便是剧中人，一开始便进人“规定情境”之中，人物情绪始终如一，易于把握。表演上要求也高，不允许“跳进跳出”。人物演得像不像，剧场观众笑不笑，这两者成为演员追求技艺的最高标准，而其中的核心则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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