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白江口之战后中日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ｎｃａ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ｌｌｅｇｅ第２３卷第１期２０１４年１月Ｖｏｌ．２３Ｎｏ．１Ｊａｎ．２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２４
纪念建党100周年
作者简介：袁绍佳（１９９１－），女，云南昆明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２０１２级世界史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东亚史研究。
７世纪前期，朝鲜半岛三国鼎立，角逐日趋激烈，高句丽多次联合百济攻打新罗。唐建
立后欲重建东北亚秩序，但多次外交干涉均无效，遂应新罗请求出兵阻止了百济联合高句丽对新罗的夹攻。随后，唐为保持对百济旧地的控制而与支援百济复国运动的日军在白江口展开了一场具有相当规模的海战，即白江口之战（日本史书又称白村江之战），最终日本惨败。这场堪称中日历史上首次交锋的海战“是７世纪东北亚各国力量碰撞与重组的结果”［１］，它一度改变战前中日冷淡局面，促使战后两国间的频繁交往，逐渐形成中日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战争往往会促使交战双方战后断交或陷入“冷战”状态，而白江口之战后的中日关系却渐入佳境。为何会出现这一“背道而驰”的现象？为寻求答案，本文试图对其成因加以分析，不妥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背景：战后初期唐日关系渐趋
缓和
经白江口一战，中日关系瞬时陷入低谷。战后初期，唐日双方乃至整个朝鲜半岛都被诸多矛盾所牵绊，但也正因诸多矛盾的存在，唐日关系才有所缓和。蔡国庆老婆和儿子
（一）战后唐朝对东北亚形势分析及其政策转变
大战落幕，百济虽平定，日本亦败退归国，但唐朝仍有顾忌。其一，忧内：驻守百济的少量唐军不得不依靠亲唐的百济旧官僚贵族治理百济，然其忠心程度尚存疑虑，恐再度掀起复国运动。其二，患外：百济与日本历来关系甚密，若百济再度向日乞师求援，并与高句丽遥相呼应，则“高丽之灭无期”［２］。因此，为稳定百济局势，解除后顾之忧，唐朝调整了东北亚“内外政策”。对内，唐对百济的统治方式由直接统治变为间接统治，实行羁縻州制，授予其充分的自治权以实现百济；对外，唐积极以私使、朝廷名义遣使赴日，以示友好，使日本放松警惕。
（二）日本在东北亚局势骤变下的谨慎外交
试论白江口之战后中日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袁绍佳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北碚４００７１５）
寂静岭3攻略摘要：白江口之战堪称中日历史上首次正面的军事交锋，战后双方并未因此断交或陷入“冷战”，
相反却在短暂蛰伏后走出低谷步入高潮。战后初期，在骤变的东北亚局势冲击下中日关系渐趋缓和，交流之门敞开；战后中后期，唐帝国基于文明和强盛，自信开放，日本稳定时局后基于冲击和崇拜，全面移植唐先进文化，百济、高句丽等大批遗民基于日本的友好，积极投身其中，共铸中日交流第一次高潮；至９世纪末，中日交流渐入尾声。尽管高潮退却，但中日间维持了数百年的和平局面，日本社会各领域获得长足发展，唐文化多元化亦得充实。
关键词：白江口之战；中日交流；第一次高潮
战后，惨败而归的日本深恐唐新联军的进攻，归国后一面增设国防设施，一面审时度势，力求明哲保身。为此，面对唐使的频繁来访日本显得格外谨慎。
天智天皇三年（６６４），唐首次在战后以镇将私使名义来访，日本在其到达五个月后才拒绝进京奏事，八个月后才赐物、飨宴将其打发回去，可见日本戒心重重；翌年，唐正式以朝廷名义遣刘德高使日，日本高规格予以接待，其间日本“大阅于菟道”［３］以此展示其军备实力以威慑唐军可能的攻日行为，返回时还派日本遣使相送并访唐；天智天皇六年（６６７），日本则主动以“以小山下伊吉连博
德、小乙下笠臣诸石为送使”［４］赴唐了解唐对外政策，这说明二者依赖性加强；６７０年，唐新矛盾激化而兵戎相见，新罗抓住日本的惧唐心理，称接到情报说：“国家（指唐朝）修理船艘，外托征伐倭国，其实欲打新罗”［５］，日本听此消息后权衡利弊，于６６９年“遣小锦中河内直鲸等使于大唐”［６］。可见，双方都希望彼此信任。
面对战后初期东北亚局势遽变，唐日双方为力保自身既得利益加强外交联系，唐主动出击，日在畏惧中配合，唐日关系日渐缓和，最终为中日交流开辟了道路。
二、中日交流第一次高潮的成因
中日交流大门敞开，高潮也随之袭来。从８世纪初叶至９世纪中后期，中日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逐渐形成。究其成因，既受到白江口之战对中日双方的冲击，也有赖于双方各自的内外需求。
（一）战后日本革新派掌权与对唐先进文化的汲取
大化革新初期，革新派与守旧派的矛盾就日趋尖锐，而白江口之战的失败直接导致二者矛盾激化，守旧派趁机向革新派施加压力。为缓和守旧势力的不满情绪，天智天皇不得不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如允许“他们私有部民、任用其担任要职”［７］等，这类举措虽暂缓矛盾却潜伏危机。天智天皇病逝后，政权落入守旧势力之手，革新派积极加强其军备力量以夺取政权。６７２年，双方展开殊死搏斗，革
新派获胜并掌权。６７３年，天武天皇即位，他致力扫除旧势力，并在天智天皇革新之基础上积极推进大化革新未竟事业，国内形势终而基本稳定，为唐日交流营造和平环境。
政权趋于稳定后，日本政府便着手派遣唐使赴唐汲取先进文化。大宝元年（７０１）文武天皇开始派出第八次遣唐使团积极与唐展开文化交流，之后历代天皇又相继派出十二次遣唐使团。尽管风高浪急，海路艰辛，“渡海人员的死亡率接近５０％”［８］，但他们仍不畏艰险，赴唐学习。他们“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９］。
（二）白江口之战对日本民族的冲击
白江口一战，唐以少胜多，日本惨败而归。与唐军第一次正面交锋的失败时刻冲击着日本民族的神经。
首先，它使日本民族意识到自身危机重重，开始思索自己的出路。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日本败北归国后所面临的形势可谓内忧外患。内忧：战争使得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外患：日本一面深恐军备先进的唐新联军趁胜追击，攻其本土，一面又忧虑在新一轮的东北亚角逐中，自己将何去何从。因此，面对内外危机的重重包围，在无力扭转东北亚局势的前提下，“日本将注意力转向国内，并进一步加快国内改革的步伐，积极输入唐文化律令，进而完善了政治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外，实行
保守外交；与新罗对峙，减少交往，对唐主要是文化学习”［１０］，在唐日关系正常友好化的情况下开始了全方位向唐朝学习的历程。
其次，日本民族更加坚定自己的学习方向，学习自觉性高涨。一直以来先进大陆文化的流入引导日本列岛走上文明的道路，使岛民们受益无穷，为此，日本民族长期以来就“认定了大陆文化的先进性质，憧憬大陆文化的模式，希望摄取大陆文化要素”［１１］。白江口一战，唐军充分运用楼船、艨艟、斗舰、走舸、游艇、海鹘等不同用途的舰船；绞车弩、砲车等先进兵器；火箭、火炬、火球、油囊等“秘密武器”，这些先进装备的使用轻而易举地击败日军也使日军为之一震，它使日本民族意识到微不足道的自己只有不断学习先进文化才能自强不息，有效抵御外强入侵。因此，日本虽为
唐所败，学习热情却益发高涨，这一内部驱动力的存在无疑推动着中日交流高潮的到来。
（三）盛唐文明的开放性与吸收性
盛唐时期，不仅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军事强大，而且文学艺术繁荣、文化远播。统治者为炫耀自己深厚而高度发展的文明积极对外开放，同时又为充实唐文化的多元化而努力吸收一切外来文化并加以酿造。唐日交流的“黄金时期”便是在此基础上展开。
首先，盛唐文明的开放性为唐日交流提供了可能性。盛唐之际，统治者基于其内在底蕴的支撑积极对
外开放，“一面加强对外使节的派遣……另一面也加强了对外国来唐使节的接待工作”［１２］。正是出于唐政府积极友好的对外开放政策，先后有七十余个国家和地区主动与唐通交往来，其中不乏有日本。从７世纪中叶至９世纪末，“日本共任命过２０次遣唐使团，其中４次因故停止，实际成行１６次”［１３］。“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１４］。其间“第七、八、九、十这四次遣唐使团规模最大，文化经济交流最盛，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长河中浪峰上的浪峰”［１５］。
其次，盛唐文明的吸收性是唐日交流的必要条件。基于唐政府诸多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各具特的文化形态得以在此撞击与交融。“对此，唐政府采取一条‘兼容并包’的开放型的文化政策”［１６］，即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部分，中国化后将其融至唐文化体系中。其中也包括日本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诸如日本人撰著的汉文书籍、书法、绘画、音乐等。另外，盛唐文明的吸收性还表现在唐政府积极吸纳外国人员，对外国人留居、留学中国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甚至许多留学人员可以在唐通过科举入仕做官并深得重用。他们的存在不仅为唐文化注入新鲜血液还充实着唐文化的多元化，而这也正是盛唐对外开放的重要原因。
（四）战后百济、高句丽等大批遗民对中日交流高潮的贡献
关于祖国的手抄报百济、高句丽向来与日本关系密切，百济曾一度作为日本吸收先进文化的枢纽站而存在，随着百济、
高句丽的亡国，大批遗民逃至日本。基于遗民在日本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日本朝廷敞开国门大规模吸收。天智天皇四年，安置“百济男女四百余人于近江国神前郡”［１７］；五年和八年又分别有“以百济男女两千余人居于东国”［１８］以及安置“百济七百余人于近江国蒲生郡”［１９］的记载；高句丽人也不少，元正天皇时，曾将散居各地的高句丽人迁聚于关东一带，设高丽郡”［２０］。
日本朝廷吸收之后根据其身份和特长给予安置。有的遗民上层被赐予姓氏，成为日本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在朝中参与政治枢机；有的知识分子因其才能也被委任要职，如担当外交，掌管财政等；而遗民下层则依据其特长成为有技术专攻的小生产者，为日本统治阶级服务，“他们所从事的技术工作几乎遍及所有的领域”［２１］，如水利、养蚕、织绢、制陶、锻冶、建筑、文学艺术等。“他们携带着先进文化深入文化吸收主体日本的社会内部，并作为该社会的一员而活动，所以日本人从他们当中吸收外来文化的成效也最大”［２２］。因此，大批遗民的到来，成为中日交流走向高潮的“助产妇”。
总之，战后中日交流高潮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战后初期唐日关系缓和并趋于正常化的情况下，唐帝国基于文明和强盛，自信开放；日本基于冲击和崇拜，全面汲取；百济、高句丽等大批遗民基于日本的友好，积极投身其中，共铸高潮。
三、中日交流第一次高潮的深远影响
至公元９世纪末，中日交流第一次高潮在经历一百多年的稳定发展期后开始走下坡路。就唐而言，经
历九年安史之乱的唐帝国昔日魅力荡然无存，日本渐而退而远之；而“就日本而言，大化改新后急需的‘成套’封建文物制度已大体输入完毕，而在大量摄取之后，便需要停下来加以‘反刍’、消化”［２３］。于是，日本于宽平六年（８９４）停派遣唐使，中日交流第一次高潮亦渐入尾声。尽管如此，但“在上千年的中日两国友好交流史中，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可以说是最广泛、最深远的”［２４］。
首先，战后中日间维持着长期的和平局面，日本社会各领域得以长足发展。在数百年的和平交流中，日本对唐典章律令、经济制度的汲取自不用多言，他们还积极引进“唐朝先
进的农具如唐锄、唐犁，以及种茶、织染、雕版印刷等技术”［２５］；“唐朝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２６］；衣饰、饮食、饮茶、建筑、节气、相扑，马球等体育活动也走进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并经其包装后熠熠夺目，诸如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日本茶道、相扑、围棋等均源于此。通过数百年的吸收与创新，盛唐文明风靡日本封建社会，日本社会各领域获得长足发展。
其次，在交流过程中，融入唐文化体系中的日本精华成分也充实着唐文化的多元化。物资交流方面，遣唐使至唐时呈上的贡品，大多为日本国稀有珍品，如金银、布帛、玛瑙、琥珀等，这些上乘之品丰富着唐人的见识；文化交流方面，遣唐使团除通晓经史、才华洋溢的使团官员外，还有画师、乐师、医生、翻译、文书等拥有一技之长的随员，他们在与唐人交流的过程中，必然为唐文化注入新元素，
其中值得一提的便是日本撰著的书汉文籍的流入。“遣唐使时代的中日书籍之路，负载大量中国书籍东流，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然而，这条书籍之路并非单向通道，日本人撰著的汉文书籍，也曾沿着同一通道逆向流到中国，而扮演输送主角的，依然是入唐求书的遣唐使一行”［２７］，这些书籍的传入丰富着唐人的精神世界。可见，基于白江口之战后中日交流的恩泽，中日双方双向获益。
朋友圈怎么设置只可以看三天的四、结语
综上所述，战后中日交流第一次高潮并非偶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日双方为此付诸努力并产生积极效应。回顾战后中日交流第一次高潮的形成历程及成因，不由得发现诸多值得现代发展中的中国借鉴的成分：其一，强盛是一个国家自信的根源，因强盛而自信开放，因开放而更强盛；其二，勇气与创新是大国崛起的必备特质。面对战败，并非绝望，而是冷静分析寻出路；面对强敌威慑，并非滋生胆怯，而是主动向对手学习；面对文化摄取，并非按部就班，而是剔除糟粕加以创新；其三，文化交流的双向性要求我们面对外来文化时需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文化的输出，不仅仅是施舍；文化的摄取，也不仅仅是领受。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交流，才能使一种优秀的文化获得永生”［２８］；其四，和平局面的营造和维持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战争过后的和平局面需各国从多角度进行维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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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正天皇二年条［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下转第１１页）
还有待以后更多的研究。
注释：
①华林甫：《当代中国县城通名改革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②“改名依据”一栏，资料主要来源于地方志和地名录等。
③今九寨沟县。
④⑤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３页；第３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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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ｇ＂ｌｉｔｅｒａｌｌｙｍｅａｎｉｎｇｔｏｗｎｇａｔｅｓｏｒｔｈｅｉｒｖｉｃｉｎ－ｉｔｙ．ＡｆｔｅｒＣｈｉｎａ＇ｓ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ｓｕｃｈｇｅｎｅｒｉｃ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ｄｉｎｐｌ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ｏｌｄ，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ｔｏｗｎｎａｍｅｓｎｕｍｂｅｒｉｎｇｏｖｅｒ１００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ｏｗｎｎａｍｅｓｏｎｅｂｙｏｎｅ，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ｉｎｔｅｎｄｓ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ｎａｍｉｎｇｂａｓｉｓ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ｉｒｎａｍ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ｈｏｐｅｏｆａｎｙ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ｒｅｎａｍ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ｇｅｎｅｒｉｃｔｅｒｍｓｆｏｒｃｏｕｎｔｙｔｏｗｎｓ；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
（上接第４页）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ｌｉｍａｘｏｆ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ＢａｔｔｌｅｏｆＢａｅｋｇａｎｇ
ＹＵＡＮＳｈａｏｊｉａ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ＢａｔｔｌｅｏｆＢａｅｋｇａｎｇｗａ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ｆｔｅｒｔｈｉｓｂａｔｔｌｅ，ｔｈｅｙｄｉｄｎ＇ｔｅ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ｒｆｅｌｌｉｎｔｏ＂ｃｏｌｄｗａｒ＂．Ｉｎｓｔｅａ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ｅ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ｈｉｂ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ｌｏｗｅｂｂ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ｘ．Ｉｎｅａｒｌｙｐｏｓｔｗａｒｐｅｒｉｏｄ，ｏｗ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ｓｉａ＇ｓ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ｕｔｕ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ｃａｍｅｌｅｓｓｉｎｔｅｎ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ｏｏｒｆｏｒ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ｏｐｅｎｅｄ．Ａｓ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ｔｅ－ｍｉｄｗａｒ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ＴａｎｇＥｍｐｉｒｅ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ｎｗａｓｈｉｇｈ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ａｎｏｐｅｎ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ｗｈｉｃｈａｒｏｕｓ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ａｄｍ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ｕｒａｇｅｔｏｆｕｌｌｙａｂｓｏｒｂＴａｎｇ＇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Ｋｏｒｅａｎ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ｉ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ＢａｅｋｊｅａｎｄＧｏｒｙｅｏｒｅｇｉｍｅ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ｘ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ｔｉｌｌ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ｈｉｃｈｌｅｄｔｏ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ｌ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Ｊａｐａｎａｎｄａｌｓｏ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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