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记忆、历史书写与理想“城格”的建构——论葛亮《朱雀》中的南京叙事
时空记忆、历史书写与理想“城格”的建构——论葛亮《朱雀》中的南京叙事
陈佳冀  熊瑶结
“如果让我讲《朱雀》里谁是主角——城市才是，而所有人都是建筑这座城市的砖瓦。”　
——葛亮
高山大海
mc海底神殿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虽然在香港定居已足足二十年有余，但在青年作家葛亮的思想意识深处，显然南京依旧是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滋养其灵魂的“家城”。一直以来，葛亮笔耕不辍地纵情于书写这个城市里不断演绎着的各式人生状貌，持续关注着他们的命运遭际，也在这样的执着与守望中，折射出南京这座古城所特有的韵味与气度。“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双重建构”a，因此，在葛亮文本中呈现的南京，有其生长在南京的现实体验；有其作为历史的不在场者，借助想象对南京进行的历史书写；有其在香港充满现代感的当下经验。在长篇代表作《朱雀》中，葛亮借助许廷迈的他者视角，提供了一种融通中西文化的比较视域，将古老的南京城曾经的沧桑历程、风土人情与丰厚历史文化积淀和盘托出，甚至人物的命运走向总是与许多他者联系在一起，这给阐释南京、探知葛亮的城市心理体验提供了无限张力。葛亮一方面凭借自己的南京经验和“格物”的实证工作深入南京人普通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也通
内容提要：葛亮《朱雀》以南京的历史风云为背景，借助对个体在时代中无法逃避的生存苦难与困境的书写，以期实现对“家城”南京的想象与重建，窥探在特定环境下的人性和伦理。在葛亮的笔下，传奇与史实、本土与他者、传统与现代等重要题旨紧密连缀在一起并贯穿全文，通过城市中人的生命状态和精神观念的变化，触摸南京的时代脉搏、遥望传统的理想人格，在想象中构建理想的南京。虽然其间流露、渗透出较为浓重的宿命意味和传奇彩，但却赋予南京一种特殊的城市魅力，一种最为真实的民间、砥实的城市状态，葛亮的创作无疑将南京的都市书写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关键词：葛亮  《朱雀》“家城”  南京叙事
过三代女子的宿命传奇以及程云和等人在时代动荡中的遭遇来突出南京的变与常，在变与常中将记忆中的南京构筑成一个充满温情的世界，实现对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记忆的南京的民间化书写。
葛亮笔下的南京，是其对南京“学院派”的个人想象，具备极为鲜明的个性风格标识与独特叙事风味，王德威甚至断言：“一种属于葛亮的叙事抒情的风格，已经隐然成形。”b正是这样“隐然成形”的书写风格，令其笔下的“城市叙事”与张恨水、张爱玲、叶兆言、魏微等作家的书写样貌皆有不同。作为典型的70后学院派作家，葛亮集文学研究和创作于一身，思想敏锐而细腻，有宏大的叙事企图。葛亮立足于历史经验，将城市的面貌变迁、饮食的流转承袭、南京小市民的跌宕起伏以及传统的没落消失勾连在一起，展现出其对南京宏大的叙事构架，又以日常为城市的根基，自觉追求语言的美学特质，于微观日常与生活细微处的诗性关照中彰显传奇质素，最终达成传奇与日常的相互映衬。
一、时空转换中的南京：不变“生活之常”
的书写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已成为人最主要的生活空间，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在科技文明、物欲文化与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有的城市渐渐遗失其原有的城市风味与文化特质，呈现出明显的同质化倾向。虽然当代城市书写越来越展现出异彩纷呈、蔚为壮观的创作态势，但其叙事指向和价值规约并未真正彰显城市自身的精神命脉，很多作家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对灯红酒绿、物欲横流与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景观书写层面，并未深入到对城市文化内涵与独特品性的发掘与探寻上。葛亮则以一种极具浪漫主义气息的诗性抒情笔调适时出现，其兼具古典与现代的叙事风韵在城市书写的整体格局中别具一格。在葛亮的笔下，并不局限于将城市作为模糊的场域、故事发生的背景，他的南京书写是一种真正以城市为重心的城市叙事。葛亮在进行这样一种尝试性的写作，努力为其笔下的南京寻出如同老舍笔下的北京、张爱玲笔下的上海、贾平凹笔下的西安、陆文夫笔下的苏州一样无法复制的文化品性与精神命脉。当然，显而易见，在对南京这座城市进行变与常的体认过程中激发出了葛亮对南京“家城”的认同。
基于长期的城市生活经验与叙事积累，葛亮的小说多以城市作为叙述题材，他在记忆、体验和想象中把握城市的精髓与命脉，或是对香港的现实体验与欲望传奇的书写，或是对南京生活的追忆、历史想
象和日常书写，其小说在众多城市题材小说中显露头角。“关于城市的研究也逐渐从地理的、历史的角度向生活在其中的人类个体，个体与城市的关系扩展，城与人呈现出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c《朱雀》中人的宿命既是个体的，也是整座城的，这种宿命不仅仅是混沌难解的历史造成的，它的传奇之处还在于人的苦难还是由城市的现代化和传统帝都文化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叶毓芝、程云和、程忆楚、程囡等南京儿女的命运和遭遇，伤痛与快乐皆是城市的一砖一瓦，终究构成了城市的肌理，形成古都不变的底和历史沉淀。正如葛亮所言，《朱雀》《北鸢》的创作初衷正是基于对历史记忆的补充，更为关注“在规整的时代长卷之下，隐埋着许多断裂与缝隙，或明或暗，若即若离”d。
时间的履痕总是不断地向前滑动，昔日风光显赫、文脉“好与丰厚”的古都在经历了南京大屠杀、国共内战、“”等的摧残和洗礼后，王气黯然。葛亮通过徐廷迈这个局外人的视野揭开了历史的尘封，展开对“家城”南京的个人化叙事。“一个富有历史内涵的城市，其街区的建筑物是源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空间交叉连接，它们是作为意义族在默默地相互对话”。e一个城市的独特之处体现在城市的空间所在，展示南京这座城，
今年最流行的歌曲首先要展现的是城市的外观，它们是南京由古典走向现代的时间见证，是反衬南京人宿命的现实背景，更是人的欲望和内在人性的展示。《朱雀》有自己特异的时空呈现，时空作为葛亮叙事的场景，在讲述南京的宿命传奇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葛亮在古今穿梭、时空交叉的叙事中，借助物的变化来展现空间的变化，以空间作为南京最直接、最醒目的投射和载体，在空间中表现古典与现代的交汇
与碰撞，以及空间背后弥漫的颓废、堕落的氛围。在徐廷迈的穿梭游弋之间，南京的过去与现在展现在眼前。
俞平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几经翻修的老字号“魁光阁”，已成为旅游区处处簇新、对游客透着股媚劲儿的茶馆；墙上刷着革命标语的旧红楼成了房地产开发的目标；昔日提供精神安放的天主教堂成为了供人吃喝的小学食堂。地域空间上具有古老文明意蕴的南京虽尚沉积既往时代传统的留痕，但现代世俗生活的样貌早已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一种涵括急迫、空泛与功利化的情感意识油然而生。在新旧碰撞之中，具有南京风韵的空间历史感及历史价值正在不断地被抹除，葛亮在为这曾具有丰富内涵的古都的气派与风范的消逝而愕然惋惜时，也注意到这座充满回忆的“家城”能与他进行心灵感应，给他灵魂触动的所在越来越少。在全球化迅速弥漫的今天，南京的个性、气质与其独有的历史文化内涵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任凭时空如何转换，历经沧桑岁月的南京城依然不变的恰是最具人间烟火气的日常生活底。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是它们的纽带，它们共同的根基。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的和每一个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总和，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实现出来。”f这不变的生活之常——基于琐细民间日常生活状态的书写，成为葛亮笔下“南京叙事”最具特的部分。葛亮一直尝试在宏观的时代背景下建构更为真实和丰富的历史镜像，寻求心灵安放之所，展现南京这座“家城”的生命律动。
从“吃辣萝卜喝热茶，气得大夫满街爬”“南京人不识宝，一口米饭一口草”等民谚可见，南京的市井烟水
气绵延在人的日常饮食之中，流露出一种安稳和永恒的气息。事实上，葛亮勾勒的世俗生活张弛有致，与社会动荡局势若即若离，并在疏离之间将记忆、理解与想象中的南京内化为饮食审美上的精致和讲究。洗尽铅华后的程云和在乱世生活粗砺中增添了主妇持家的聪慧与周到，困难时期物品供应紧张，云和在端午时还是细细拿出自己的收藏来包粽子，“赤小豆，花生，栗子，火腿丝，甚至还有一小包金丝蜜枣”g，尽管油不够用，可还是讲究老家用油将蜜枣的鲜甜味调出来的方法，为了省油，更是用绑了棉花球的筷子在油瓶口码一下，在热锅里走上一圈的方法；冬至时为克杀阴气，还是讲究吃“金气”的豆腐和化繁为简的打上两只牛和一只羊状的九层糕。
此外，楚楚像个主妇为一纬添置房间，会用红枣、山药和糯米在新买的小暖炉上慢火煮粥，甚至在千禧年之际的程囡，在寄人篱下时对浅白如水的日常主妇生活也乐此不疲。程云和、程忆楚、程囡三人，身份不同，性格各异，虽然她们都受到了时代环境的牵制，但她们散漫的态度，以及被人称作“岸上观景的逍遥派”作风，使她们跳脱历史、时代的束缚，拥有一种相同的恒久安稳过日子的生活常态。这种常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时空之变所造成的“断点”，活跃了原本沉闷的宏大叙事空间，而且对人物的宿命传奇起到了一种缓冲调和的作用。
视觉意义上，葛亮笔下对当代南京书写进行了最为直观的感知：用钢筋水泥建起的大厦，挤掉老字号的麦当劳，小巷里巨大的垃圾场，灯红酒绿的各式酒吧……无不彰显这座城市特有的现代化景观与同质化气息。这些在现代化视域中早已司空见惯的景观元素在葛亮的笔下信手拈来，同时不难窥见，葛
亮并不否认或排斥城市的现代
化，他意识到古老的南京在现代进化语境下推陈出新时免不了会破坏历史的积淀，因此，在寻对本土“老南京”的认同感时并未停留在直观的视觉层面上，他从嗅觉维度予以感知最地道的“老南京”的品格、性情和气度。在感官层面所领悟到的南京城市气息是极具个性化与烟火气息的，鸭血粉丝汤、鸭油酥烧、五香豆、糖藕粥等各类名小吃成为南京城市特有的招牌，横贯与凝结了这座城市的既往与现今，更熔铸进这座城市特有的灵魂与韵味。葛亮游走于南京与香港，他既能以本土南京人的姿态看到南京的变化，又能以他者的身份反观和审视南京，看到一些因习以为常而容易被忽视的特质。
中国古典乐器二、历史视阈中的城与人：命运的
“身不由己”与可选择性
葛亮笔下的南京叙事显然在某种意义上承续了都市文学中的浪漫抒情传统，但在人物塑造、故事构造以及城市书写上更具传奇彩，《迷鸦》中因一只乌鸦而陷入宿命悲剧的夫妻，《猴子》中因一只猴子离奇出逃牵扯出来的人的本相，《龙舟》中男子不同寻常之死与充斥其间的宿命气息。《朱雀》同样如此，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葛亮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述整座城以及生活在这城中人的命运，在这种叙述当中，没有刻意去构造各种悬念迭出的情节，只是在人身不由己，明知求不得的现实下本能去追求爱的过程中揭示人性。加缪说：“要了解一个城市，比较方便的途径不外乎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干活，
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h 葛亮让读者了解南京这座城市的方式，正是通过对内蕴其中的城市女性形象如叶毓芝、程云和、程忆楚、程囡等的精彩塑造得以实现。在具体的叙事进程的构建中，葛亮将她们的命运与外来者缠绕在一起，在全球化视野下展现这座城性情中的从容与异质。“葛亮想要表现的南京，是在和各种外来者之间的碰撞、磨砺、磨合中日趋成熟”i。在全球化逐渐波及到南京这座具有包容心的城市时，很多外来者如日本商人芥川、俄国娜塔莎、马来西亚华侨陆一纬等都参与到其南京书写与城市想象当中，成为构建南京苦难的一份子。葛亮具有较强的历史意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很清晰，人物的命运走向与具体的历史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
詹姆逊强调:“如果我们要保持小说是‘历史的’，仿佛我们必须回到对主体/客体的选择，必然不由自主地选择历史上某个有日期的著名时间”j《朱雀》的故事始于一九三六年战争前夕的一次相遇，叶毓芝与日本人芥川相爱并在战争爆发后被日本人蹂躏惨死，留下的女婴程忆楚辗转被程云和收养。然而，“最好的事情是根本不要出生，次好的事情是早点”k，随着程忆楚的诞生，过去被承继了下来，在线性行进的时间中苦难犹如那枚朱雀的流转继续铺开了它的网，历史所造成的生存苦难和人生孤独一直在程忆楚、程囡甚至程囡的孩子身上延续下来。“一切不幸的根源，都包藏在血管中，东奔西突的液体里，衍生、流传。”l尽管战争的年代已经远去，程忆楚的苦难还在继续，与被划为右派的初恋陆一纬生离，“”时无奈下嫁，母亲程云和自杀，后守寡，怀上初恋陆一纬的孩子后却发现自己只是被他利用，在身心痛苦的折磨下孤苦一生。人的处境是绝望的，磨难在程忆楚身上并没有结束，
悲剧依旧在上演。千禧年之际，程忆楚的女儿程囡十八岁时爱上了美国人泰勒，后与徐廷迈恋爱时又与雅可难舍难分，在雅可死后却发现自己怀了他的孩子。
她们的爱情悲剧是时代履痕中一种特殊的历史印记，她们的苦难亦成为凝聚城市集体记忆的一种宿命性存在。叶毓芝与芥川的开始无疑是一场意外，也是一种命中注定。叶毓芝的母亲在文本中一直是不在场的状态，父亲叶楚生的精力多放在生意上，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作为女儿的她，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她渴望爱，却又不懂如何去爱，所以，当芥川对她百般呵护时，她完全没有
招架之力，本能般沉溺其中。可是，“可惜，他是个日本人”m，一句话语简单地道出了叶毓芝一个女人，在家国存亡之际，在失去生命、家庭、亲人的人数不胜数的情况下，失去爱情是多么微不足道。在“”前后，政治话语画出了分野，为了不让楚楚受右派的影响，“不能由着她，到头害了自己”n、“我们都是为了楚楚”o，刘海纳的善意，母亲程云和的爱意葬送了程忆楚的爱情，使她陷入了痛苦的漩涡中不能自拔。而程囡，拜时代所赐，有父亲却不被承认，母亲程忆楚生活在身心痛苦中，无暇顾及她，所以她从小缺乏管教，遇事往往自我主张，自我放纵成为了她堕落的外在因素。“我堕落，社会都原谅”道尽了程囡、雅可这一代人生活的南京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颓废面。正如飞蛾扑火，对爱的追求和渴望是永恒的人之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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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处于何种时期，时代的特殊性让爱情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爱而不得是这些时代给人带来的不变的精神苦难。此外，参与到南京苦难建构、为南京这座城市代言的还有程云和，他的处变不惊与隐忍包容，体现了民间的生活常态。委屈求全是程云和在苦难中的生存策略，被卖为、被日本人蹂躏、被还乡团作践等苦难，她都坦然面对，以一个普通南京市民的低姿态去默默承担生命中所有的不幸，并以一种大爱之行积极回报其所生活的时代，如抚养孤儿程忆楚，冒死救抗日士兵，努力经营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及身边的人生活圆满通顺些。然而，尽管她拼命隐藏自己的过去，的身份依旧是历史加给她一生直至死都无法摆脱的痛与软，使她成为了被摧残的对象。“男人们来不及作任何反应，已经看清楚，经年的累累伤痕，张扬地爬在这衰颓的乳房上，犹如干枯的树叶上的茎脉。其中一颗乳头，已经没有了，留下了一个丑陋的凹陷。”r“楚楚来到的时候，云和身上盖着一片旧草袋。一只脚露在草袋外面，脚趾已经溃烂，泛着青紫。”s
挽回感情
程云和的身体是叙述性的身体，体验和见证了历史的苦难，它既是个体苦难的真实刻录，又在无形中成为南京苦难的象征，“身体无所不在，它既是隐喻性的存在，也是物质性的存在。”t通过《朱雀》这部作品，葛亮对南京城中的人物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索，这些的爱恨纠葛、生存障碍与宿命结局不仅来自历史、社会与现实，更来源于人自身。历史虽在叶毓芝、程云和、程忆楚、程囡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现实也在无形中给她们施压，但个体的命运并不完全与历史相契合，她们不是被动地适应变化，接受结局，而是在苦难的环境和特殊的时代中主动做出选择，试图把握自己的命运。欲求是人的本性，人有欲求就渴望得到满足，叶毓芝向芥川“借种”的个人选择既是对得不到爱情的心理补偿，也是一次与命运的赌博和交锋。
程云和在承受苦难的重压和体验生命的过程中并不是卑躬屈膝的偷生，为了使自己的人生活得通顺些，在禁区时主动提出照料程忆楚以便自己的安全得到保证；在与大人物刘海纳争取程忆楚的抚养权时，不卑不亢，宠辱不惊，以小市民的诚恳赢得了胜利；甚至在最后为了保护程忆楚，主动与程忆楚划清界限并自杀。程忆楚在申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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