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中理性与非理性主义
    部首名称>勇敢爱代序：
    “百姓酒馆”老板娘的本职工作是在“天涯别院”开黑店，业余爱好是读洋书。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虽然这年头读洋书读不出名堂来，但总归是个爱好，说不定将来有用也未可知。
    人有爱好，心就不老。看到老板娘十年前这篇心得体会写得还不错，就把它贴到这里来。
    谁要是对老板娘的观点有不同意见，想论战一把，胡扯奉陪到一半。管你对错，在胡扯笔下，你肯定不对。因为老板娘总是对的。
    正文如下：
    在一定意义上说，整部西方哲学史就是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相互对立冲突的历史。在这场长达两千多年的明争暗斗中，或许是由于作为西方哲学之源头的古希腊哲学的产生本身就是基于对史前神话世界观的理性否定，理性主义虽一度遭遇了中世纪神学的钳制，从总趋势上说仍是占上风的。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认识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理性主义的至上地位愈加巩固。但是被几番放逐的非理性主义却从未甘于沉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串不和谐的音符骤然响起，非理性主义以狂飙突进之势席卷而来，继人们摧毁了上帝的祭坛，理性的祭坛也终于开始瓦解了。这不是昙花一现，过眼烟云，事实
上，非理性主义的重新崛起给整整一个世纪的哲学思维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不免产生疑问：如果说，非理性主义的滥觞植根于人类的愚昧顽劣，那么在自然科学经历了历史性变革的二十世纪，它又为什么得以沉渣泛起呢？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非理性主义的崛起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然而，仅凭一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把这一广阔而深刻的文化现象看的不言而喻，又未免失之笼统。我认为，若想真正做到深刻而完整地把握非理性主义的精神实质，我们首先必须用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认识非理性主义产生的根源，这应该是一种更为直接却也更为深刻的视角。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近代思想史的中心事实便是宗教的没落，它结束于人们亲手埋葬了上帝的世纪之交。或许可以这么说，二十世纪是自由人的世纪，而真正自由的个体是不需要任何关于终极真理、超越原则的神话的，不论它是神性还是理性－－这是否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呢？现代人这种孑然独立、无依无靠的自我意识与非理性主义的兴起是否有某种内在的、必然的
    在全球各民族形成之初，各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生产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心理特质，并进而影响其思维方式的形成。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亦是如此。
地中海地区贫脊多石的土地，潮湿温热的气候，从未使农业的丰收成为希腊人稳定而可靠的希冀，因而也不可能象东方（特别是中国）一样建立起安居乐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农业文明。相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变化莫测的自然、颠踬流离的冒险，都使希腊人对于外在自然的崇拜，恐怖多于爱戴，愤怒超乎敬畏，进而发展为把自己摆在与自然相对立的另一方。在这一尖锐的冲突中，一方面，人类发现并赞美自己反抗自然的力量－－正是在这里，主体骄傲地从客体中独立出来， “自我”获得了第一次觉醒－－另一方面，自然强大的威压又给希腊人刚刚萌生的自我意识注入了强烈的悲愤感，于是乎，人与自然的对立就演化为神话中英雄对命运的抗争。
    在神话时期，自我意识作为人类对于自身的本质特点、生存意义以及存在的价值与地位的自我反思，还没有从形而上的高度得到清晰而明确的回答。古希腊人的自我意识更多的是通过他们的神话，通过英雄悲剧表现出来的。很显然，在英雄与命运的冲突中，希腊人偏爱的是他们的英雄。英雄不是神，而是神和人的后代，这半人半神的英雄具有雄伟的体魄、充沛的精力、非凡的勇气和卓越的智慧，希腊人创造出英雄就是为了让他们代替自己去反抗命运的淫威，他们赞美英雄的胜利。然而，强烈的悲剧感又使他们无可奈何地意识到命运的强大不容抗拒。于是在冲突中，英雄往往以失败告终，他们被放逐，被诅咒，被
捆绑于高高的崖壁之上，忍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可是希腊人并未因此减少一分对于英雄的崇拜，他们告诉我们：这一切与英雄无关，这一切只是命运预先设下的陷肼。俄狄浦斯并不象弗洛伊德附会的那样只是今天男孩子们仇父恋母情结的代名词。在古希腊人那里，俄狄浦斯，这斯芬克思之迷的解答者，他的悲剧最初也是最直接表达的正是人对命运的无能为力。
    这样，神话时期古希腊人的自我意识便呈现在我们面前：英雄－－人－－是命运的受难者！
    由此出发，更加深了古希腊人对于命运的怨恨，我们注意到，在古希腊美人林立的神话里，命运女神却被描绘为丑陋的老太婆，而且还瞎了眼－－瞎眼，多么天真幼稚而又多么形象的譬喻，还能到什么描述比这更恰当地表现命运莫名其妙、不可理喻、荒唐无理－－非理性的一面吗？
    命运这种非理性的表现在西绪弗斯遭受的惩罚中更为明显。由于冒犯了众神，西绪弗斯被判处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石头却因自身的重量滚落下来，于是一切又得重新开始。在我看来，西绪弗斯的痛苦远远大于那盗火者，因为命运加于他身上的苦役是那样的永无止境，却又是那样的一无用处。加缪把西绪弗斯称为“荒诞的英雄”，其实他根本算不上什么
英雄，而只是一个普通人，甚至一个罪犯，一个囚徒，然而希腊人那充溢着纳克索斯情结的自我意识，使他们拒绝把那块象征着一切罪恶、责罚、苦厄的巨石仅看作西绪弗斯的应得之罚，在他们眼里，巨石的存在更多的是命运阴险与恶毒的铁证。“什么都行，就是不能作个失败主义者”，尼采的狄俄尼索斯如是说。正是如此，肩扛巨石的古希腊人把一切推诿给了命运－－那荒唐、瞎眼、非理性的命运。
    那么，希腊人果真没有向他们的敌人做任何妥协吗？微笑的狄俄尼索斯对我们摇了摇头。在罗素的眼中，酒神崇拜只是由于理性的可厌、道德的沉重和秩序的奴役在希腊人的思想、感情、行为方面引起的一种反动，我则认为，如果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剖析其实质，酒神崇拜根源于英雄主义的希腊人在自然面前精心伪装的妥协。事实上，在剑拔弩张的对峙中，赫西俄德们一直眷恋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黄金时代”。于是，当春天来临，天地氤氲的时刻，酒神祭祀的神秘氛围，使人放弃了素日与奥林匹斯山相对峙的阵地，神也一改往日的威严，摇身一变，成了个放浪形骸、半人半羊的美少年。在狄俄尼索斯的魔力下，人对自然的恐惧化为乌有，“许久以来被疏远了的或被抑制了的自然本身，也再度升起，并庆祝她和她的败家子－－人类－－之间的调和。农村宅基地如何补偿” (1) 这样，希腊人通过使自己陷入颠狂、迷醉、忘我的（非理性）情境，以自身的“融入”向那不可捉摸的自然做了妥协。由
此，非理性主义以一种原始情绪勃发的形式占据了希腊人的心灵，就连罗素也承认：“他们似乎从传统中，从幼年时代就保存着一种更为原始的思想感情的方式，这种方式常常在严重的关头很容易占优势。”(2)
    或许可以用罗素的话为我们对非理性主义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的回顾划上句号，我们已经看到希腊人是怎样从他们那英雄主义因而也是慷慨悲壮的自我意识－－人是命运的受难者－－出发，一步步走向非理性主义的。不过罗素的这句话还有一半，他首先肯定的是在全盛时期，“有教养的雅典人明确的自觉的心理过程”(3) 是理性主义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这使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贤哲时期”的古希腊人，当然，还是要从自我意识入手。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贤哲时期”的古希腊人的自我意识都变得乐观起来。这自然可以从当时的社会存在中得到解释：生产规模的扩大、城邦的繁荣、奴隶主民主制的确立和巩固，这一切都增加了希腊人在自然面前的信心和勇气。赫拉克利特早已把桀骜不驯的“命运”改造成合理性的可以为人所认识的“逻各斯”，普罗泰戈拉更是一改“神话时期”对于外在客体力量的悲观认可，把主体地位抬到了宇宙的中心。“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在这里，自我意识获得了第一次形而上的概括，第一次就这样傲气十足，原先总与人相颉颃的客观世界现在连存在与否也要听凭人的主观感受，
这是何等的自信啊！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命题”（黑格尔语），与其说它是非理性主义的，不如说它包含着走向理性主义的契机，正是普罗泰戈拉对主体地位的高扬开启了通向理性之神殿的坦途，而这一转折却是从他的论敌苏格拉底开始的。后者显然要清醒许多，他告诫人类：“认识你自己”，你就会发现你一无所知，他给普罗泰戈拉那相对主义、主观主义的人加了一个限定词，认为只有“思维着的人”才能作为万物的尺度。不过，这并不等于苏格拉底贬低了人，事实上他只是抬高了理性的人，只有到了柏拉图，人的理性才被摆到至上的地位。对于柏拉图本人来说，理性的清醒简直成了一种特殊的心理功能，可是，如果他想使之成为整个人类的生存方式，首先就必须使人们相信他所推理的对象－－观念－－要比他自己的个体或是构成他的世界的个别事物来的更真实。那么，柏拉图的“人”又是什么呢？－－人，这个用两只脚走路的没有羽毛的动物，不过是理念不完善的摹本罢了。如果说赫拉克利特曾隐晦地暗示能够认识“逻各斯”的只有少数“高贵者”，那么在做过几天克拉底鲁学生的柏拉图那里，分有理念的多少已成为判断人之优劣的依据，这是人类第一次为等级制所做的理论论证，自我意识不再是浑然一体，人类存在的原始完整性也受到了分割，哲学王的神话确认了理性对非理性（意志、激情、欲望等的）统治。于是当亚里士多德喊出：“人是理性的动物”时，狄俄尼索斯已经无话可说了。
    事实上，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理性的希腊人对其非理性祖先的背叛，也许应被视为一种进化。作为西方历史上第一思想家，他们发现了绝对的以及抽象的事物，发现了永恒的本质、形式和理念，而这等于是理性功能的最初显现和分化，对这项发现的浑然陶醉使得他们坚信自然是可以被认识的，只要你运用理性！那使西绪弗斯殚精竭虑的“巨石”早已碎为齑粉，他们还有什么必要非得躲入非理性主义的荫蔽之下来逃脱罪责呢？这样，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第一次交锋，就以后者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了。
      二
     
    严格说来，非理性主义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是在基督教的教父们那里。不过它的孕育和萌芽甚至可以追溯到希腊化时期。这一阶段，城邦愈见衰颓，城邦意识所能提供给希腊人的向心力和光荣感也因而失去依托，随后，罗马统治带来的社会动荡与连年战祸，更使人们意识到：人类并不象柏拉图所说能够活在永恒之中，正相反，人的存在极其有限。那么，人的理性，它难道不与人的存在一样也是有限的吗？既然理性再也不能把握终极真理，我们该相信什么呢？哲学家又该如何安身立命呢？这种充溢着强烈的有限感和失怙感的自我意识使第欧根尼退缩到一只桶里，使皮浪羡慕猪的生活，又使裴洛和普罗提诺遁入神秘主
义之中，失去了根基的希腊人焦急地寻新的依托－－他们到了上帝。
    从本质上说，基督教虽然显示出强烈的希腊和新柏拉图派哲学的彩，毕竟还是属于希伯来精神这一面的。而希伯来精神的底髓－－就我们从《圣经》中体味到的－－乃是一种深重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并不局限于个人的存在中关乎道德行为的一隅，而是贯穿了人类整体的存在。人是什么？希伯来人回答：人是上帝的罪人。约伯只有承认自己卑贱才换得上帝的饶恕，“他必杀我，我仍信赖他。”是的，信仰，这正是基督教首要的基础。理解了希伯来人，你便理解了为什么德尔图良能够说出“正因为是荒谬的，所以我才信仰。”
    同样，也只有理解了奥古斯丁，我们才懂得非理性主义第二次兴起的真实背景及原因。
    “我是谁？”奥古斯丁首先向自己发问。他没有给我们明确的回答（在《独语录》中，他坦白地承认除了我的存在以外，一无所知），但我们或许可以自己到答案，这个答案除了把主体从整个人类转向个体自我这一点差别外，与希伯来人的回答如出一辙：我是上帝的罪人。不过，这决非由于改宗之后受希伯来精神的影响，希伯来精神只是迎合了奥古斯丁本人根深蒂固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来自何处呢？这里似乎有必要借用精神分析学的一个术语－－它来自奥古斯丁内心深处的“恋母情结”。在《忏悔录》中，他从不掩饰自己对母亲的眷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皈依上帝的过程中，正是身为天主教徒的母亲促成了
他最后的转变，而奥古斯丁对基督教的最初接触也正是通过母亲。对他来说，他选择的不是更近于“真理”的宗教，他选择的是母亲的宗教。
    不过奥古斯丁毕竟不是俄狄浦斯，他远不象希腊人那样走极端，但正因为于此，他内心所受的煎熬更大。因为对母亲的爱，早在童年时他就已经背叛了父亲；改宗无疑是对异教徒父亲的第二次背叛，这双重的罪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这时，一道光照亮了他－－基督教不仅给了他真理，更重要的是给他到了另一个“关于重阳节的传说父亲”－－上帝！他匍匐在天父脚下痛哭流涕的自责，只不过是其早已不堪承受的对父亲的负罪心理的渲泄罢了。但他还是没能获得一丝心理平衡，他的心灵仍在不安的颤栗。上帝－－父亲－－我满身罪恶！为了小时侯偷摘了几枚梨子，他写了整整七章的忏悔，“这似乎是一种病态。”罗素还是过于温和了，换了弗洛伊德定会一针见血地这里有一种受虐狂的倾向，而一切受虐狂的背后都藏匿着最深的自恋－－又是自恋！纳克索斯的精灵从希腊的山林水泽飘飘荡荡来到奥古斯丁的面前，它使我们再次触摸到那根连着非理性主义的隐秘的心弦。
    我们已经注意到奥古斯丁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与他的前人不同，古希腊人问：人是什么？奥古斯丁却问：我是谁？这并非一个无关紧要的转变。古希腊人的问题已经事先假设了一个“物的世界”的存在，人不过是那固定而合乎自然的动物秩序中的一个环节，他们关心的
只是寻这一环节的确切位置；而奥古斯丁的问题首先假定的则是“我”的与重不同，提问的方向直指发问者的“镜中自我”，这是一个纯然个人的问题。奥古斯丁绝不敢妄言自己独一无二，但这一念头始终深植于他的潜意识之中。我是谁？我们看到的是镜子前的奥古斯丁一脸被弃后的失落与茫然，我们没有看到的是在他身后的阴影里正站着受挫的纳克索斯。
    于是，当基督教的教父奥古斯丁在“全知全善全能”的上帝面前历数自身罪恶的同时，“唯我论者”奥古斯丁质问上帝：为什么我是有罪的？如果我不过是被你玩于股掌之中的造物，我的罪恶难道不该由你负责？对于这种把恶直接引向上帝的异端，教父当然不能容忍，他还击道：恶，那是上帝在虚无中造物的结果，因而它只是一种有缺陷的存在，换言之，根本无恶！哪里料到，这正中后者下怀，后者所需的就是要证明：一切都是上帝工作中的失误。不要忘了，是奥古斯丁系统地论述了“原罪”，而他的真实动机却在－－亚当的罪过与我何干？在这里，我们已经无法分辨奥古斯丁的上帝与希腊人的命运女神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奥古斯丁不再象希腊人那样把仇恨与不满形之于，他似乎是热烈地爱着他的上帝的，至少因为爱自己他爱上了上帝，在这一点上，他表现的比希腊人聪明得多。西绪弗斯自不量力地想把巨石放在奥林匹斯的山巅，在与神的拉据战中他只能以失败告终；
　奥古斯丁也把他的“巨石”卸在了上帝的伊甸园，但他是多么诚惶诚恐啊，他赞美主的万能，他教导我们：放弃你所谓的理性吧，信仰上帝，因为只有相信他才能帮你摆脱那沉重的巨石！
    至此，奥古斯丁滑向非理性主义的全部心理过程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他的自我意识所起的作用一目了然。而我之所以对此不惜笔墨，则因在我看来，奥古斯丁并不绝对的独一无二，说他是个特例不如说他是个典型，他的自我意识集中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而我们在本章开篇就已经指出这也正是非理性主义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如果说，孕生奥古斯丁们自我意识的时代是一个旧世界行将崩溃，新世界正在痛苦分娩的时代，那么随着封建文明的缓慢诞生、经济的复苏、社会的、城市的兴起与繁荣必然要引起人类自我意识的嬗变，人们的普遍注意力从彼岸转向尘世，似乎又开始对自己充满信心，于是乎，人是什么？同样的一个问题，托马斯.我的e家 路由器阿奎那却做出了既不同于奥古斯丁，也不同于希伯来人，而是直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回答：“人是理性的动物”，上帝是理性的上帝，因而人是上帝的宠儿。上帝并不象奥古斯丁所说的那样全凭意志包揽一切，他已经把理性赐予了人，所以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托马斯眼中，“巨石”爱情格言大全并不可怕，你可以绕过它，只要遵从理性。据此看来，有人把托马斯称为近代理性主义的先驱，也不
无道理。然而，只要“巨石”一天没有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理性就一天不能彻底取得胜利，信仰仍然高于理性，即使这是对理性的信仰。
    是文艺复兴吹响了总攻的号角。文艺复兴或许只是打着复兴古代文化的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兴起，却名副其实为古希腊一度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的复兴，而我们知道：理性主义的复兴不过是人本主义的派生物罢了。正是对人的价值的高扬，才使理性主义一路所向批靡。于是轮到黑格尔时，他叫住我们的英雄：西绪弗斯啊，你还畏惧什么呢？用你的理性把巨石砸碎吧，碎片将引爆一切伊甸园和奥林匹斯山！
      三
     
    理性主义就这样在狂热中登上了峰顶。
    不过，即使在它胜极一时的日子里，非理性主义的一股潜流仍暗暗涌来。休谟首先挺身而出，指出因果关系不过是种“习惯性的联想”，而因果法则正是理性主义赖以存在的轴心法则；此后同时代的卢梭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了情感高于理性；康德则进一步限制了理性的范围；到了克尔凯郭尔，他对作为理性主义堡垒的黑格尔哲学发起了扫荡性的征讨，但是他没有成功，他的后继者尼采和叔本华一度也没能成功，叔本华用“绝对精神”为自己的鬈
毛狗命名，不过是聊补其在柏林大学的讲台上惨败于黑格尔的失落；至于尼采，“上帝死了”在当时还只是一句疯子的呓语，他后来也果真发了疯，这是为了逃避理性的窒息所能有的唯一解脱之法。可见，非理性主义一时间尚难成气候，因为那足以召唤其崛起的人类自我意识尚未形成，因为孕生这种自我意识的时代尚未到来。
    可它终于还是到来了。人们踏在新时代的门槛上向里张望，他们能到什么呢？他们又需要什么呢？也许我们先得认识一下人类所面临的这个新时代，才能认清面临新时代的人本身。
    这是一个彻底废黜了上帝的时代。首先是形而上学对上帝的围剿，接着是自然科学的斩尽杀绝，无神论的胜利战果辉煌，“上帝死了”由一句卡珊德拉的预言，变成了精神上的“奴隶解放宣言”。然而，那为自由而欢呼雀跃的人很快冷落下来，人们发现随上帝而去的还有其一贯遵循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人们发现自己已被抛入无依无靠的境地，面对着的是一个失去了偶像、权威、信仰－－失去了所有终极关怀之必要的世界。的确，他自由了，自由得漂浮起来，但这自由却是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这又是一个日益担心着死亡的时代。1914年8月是西方人第一个黑记忆，在此之前，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丰硕成果虽屡遭经济危机的打击仍使人们志得意满，一战的爆发将这
些全变成了：“昨日的世界”。它不只是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行将入木，更是昭示了整个欧洲的全面崩溃。一切繁华、高贵、稳定都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曾以为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人类也同样虚弱得不堪一击。至于一向号称正义的二战，蘑菇云中的收场只是使死亡变得更为贴近。此后，战争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人类所拥有的足以毁灭地球20次的核武器更是一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撵走上帝已使人们失去了区分善恶是非的标准，现在死亡使一切区分丧失意义。因为，在生命的终点，既没有了天堂也没有了地狱，有的只是无边无际的虚无。
    这还是一个科学技术取得飞速进步，科技革命与社会革命、意识形态革命相交织相渗透到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时代。科技发展加强了人对自然的制胜力量，也使人在交战中发现自己的彻底有限性；它使人更加远离自然界，也使人沦为丧失个体性的社会一分子；它使社会生活渐趋组织化、程序化，制造出严密的官僚科层组织、网罗一切的市场结构、无孔不入的大众传播媒介，也使人在他自己的造物面前，在这精致繁复的“社会机器”面前深感个人的渺小与乏力。
    这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类即将迈入的一个新时代。他进来的时侯踌躇满志神采飞扬，以为会有更大的权力来控制他周遭的世界，可在这个世界里，他却发现自己无家可
归，发现自己的理性再不能保证他满意地回答“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了。
    然而在现代人眼中，这个问题真的还那么重要吗？既然死亡最终将把一切差别抹平，苦苦纠缠于“人是什么”、“我是谁”又有何意义？既然人既不能选择不生，也不能逃脱死亡，又何必追问我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人不过是地球发展史上的一个最终产物，只是很晚才形成罢了，这个最终产物是一个生物，这种生物能更复杂地把能量和能力（它们本身已存在于低于人类的自然之中）混合为一体，只是在这方面，它与它在自然界的先前形式不同。”(4) 如果真要追究，这便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在这一物化的人生面前，还有什么终极意义可言？所有的神圣理想，所有的超验原则都只是人类的自欺，至于理性，更是人这个动物长久的历史性虚构而已。那从文艺复兴以来靠对理性的盲目自信所支撑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堡垒终于摇摇欲坠了。
    但是，人类果真能做到不带任何偏爱地审视自我吗？不，他们做不到，纳克索斯的血液已在血管中积淀了千年，现在，人类挑剔地望着镜中赤裸裸孤零零的自我，为他所造成的各种危机、死亡、丑闻而羞愧难当，可一旦肩扛巨石的西绪弗斯再次走进他们的视野，人类禁不住又故伎重演了。然而这一次，既没有奥林匹斯诸神，也不到伊甸园的主人了，置身废墟的西绪弗斯茫然四顾，他不知该把巨石卸在何方。
    是现代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发展帮助人类逃脱了这种尴尬。心理学告诉人们在理性心灵的背后还隐藏着非理性的另一面，它始终影响并阻碍着理性的运用。这真是根救命稻草，如果说，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酒神冲动”、柏格森的“生命之流”，已经用形而上学者的方式把一切推诿给了人类生命中盲目无因、难以捉摸又不可遏止的本能冲动，现在，弗洛伊德用医生的眼光为上述结论做了更为深入细致的实证分析，他到了“里比多”，于是一切都可以在人的最原始的性本能中寻得答案。可这样一来，现代人不过是把在古希腊人和中世纪那里外在对立的两个实体（英雄与命运、人与上帝）转移到自身心灵内部。因此，西绪弗斯根本无需动步，就把巨石藏到了潜意识的遮羞布后。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人类怎样为了逃避责任而转向非理性主义。或许有人要问：存在主义呢？特别是萨特，他难道不是一再鼓励人们要勇于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吗？的确，存在主义走的是另一条路，但这并不妨碍其殊途同归。
    在存在主义者眼里，第一位的存在是具体的个人的存在，他们没有闲心回答“人是什么”，他们只关心“我是谁”，在这一点上，奥古斯丁不愧是其先驱。“我是谁　？”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包含着“存在先于本质”这个核心命题：“我是”首先肯定“我”的现实存在，“谁”则期待着对我的本质做出说明，这不是人与非人相区别的“类本质”，而是我与他人相区别为我
独有的个体本质。克尔凯郭尔率先把“孤独的个体”作为哲学的核心概念和论证的出发点；这在海德格尔那里演变为万物凭之取得意义的“亲在”；而萨特则更为直言不讳，在他看来，人的本质只是他自己一系列行动的总和，又由于人是绝对自由的，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必须把每个人的全部责任放在他自己肩上。俄瑞斯忒斯在朱庇特面前毫不妥协，他骄傲地承担自己的罪恶，带着“苍蝇”扬长而去；萨特比俄瑞斯忒斯还要骄傲，他从不寄希望于上帝、理性，甚至对潜意识的“遮羞布”都不屑一顾，他只相信自己的自由。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萨特就有勇气承担西绪弗斯的巨石呢？答案只能是否定的：他的真实动机与奥古斯丁如出一辙，奥古斯丁愤愤不平：亚当的罪过与我何干？萨特则问：他人的罪过与我何干？他认为自己没有权利为他人提供所谓“最好的”选择，同样也没有义务为他人承担选择的后果。现在，在萨特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西绪弗斯，他扛着属于自己的石头向未来走去，他可以靠自己使石头变得更大或更小，但他再也没有必要为别人分担重量了。这样，人们绕了一个圈子又在原地踏步－－通过拒绝“陪罪”，每个人又把责任完全设想为他人的了。“他人，就是地狱啊！”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义会得到那么多人的信奉－－不是人人都能承受自由选择带来的重负的，为此，他们甘愿放弃自由。
    这，就是非理性主义的第三次浪潮。
     
     
    至此，我们分别考察了非理性主义三次兴起的原因和背景。我们看到：当人类对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价值的评判不足以向他提供战胜外部世界并实现自我保护、自我肯定、自我依恋的力量时、非理性主义就会兴起，反之则走向衰落。然而，这并非等于说把人类的自恋乃至由此产生的逃避责任的心理看作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作为人类自我意识之核心的自恋也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在实践过程中，人类通过创造出一个对象世界来确证自身的本质，正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与对立引起了人的自恋，而文明的每一次进步又逐步加强了这种自恋罢了。同样，当我说这隐藏在人类自我意识最深处的自恋（不管其是否受挫），始终影响着非理性主义的兴衰时，也并非等于否认社会存在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因为就连人类自我意识本身亦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存在而产生和变化的。我们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这一问题，才能更深入地解剖非理性主义与人类自我意识之间的内在关系。

    199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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