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前645),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在他担任齐国宰相期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齐国很快发展起来,并成为春秋霸首。管仲在相齐的政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思想,这些思想不但体现了齐文化开放性、兼容性的鲜明特,而且也大大丰富并发展了齐文化,使得齐文化融入到中国主流文化之中.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孔子称赞管仲的功绩:“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2]梁启超说管仲是“中国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说:“其以伟大之政治家而兼为伟大之政治学者,求诸吾国得两人,于后则有荆公,于前则有管子,此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也。”[3]由此足见管仲的思想和业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管仲的思想主要见于《管子》一书,该书保存了管仲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思想。对管仲的治国思想进行挖掘,对今天的社会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一、富国富民:管仲文化治国的现实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奴隶制逐步瓦解,封建制逐步形成。孟轲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这句话概括地说明了中国社会从西周到春秋的转变。周王室衰微和诸侯争霸构成当时政治活动的主要特征。春
秋初年,管仲任齐国国相之后,“慎轻重,贵权衡”[1]2132,把经济建设放到国家建设的首要地位。要在混乱的格局中保全和发展自己,必须首先取得经济的优先权。国家富裕是长治久安的现实基础,也是管仲文化治国战略的物质前提。 形容风浪大的成语
富国是治国的根本。管仲说:“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管子•牧民》)强调了发展经济的基础性作用。而管仲富国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把富国和富民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认识中,往往把国家和人民不自觉地对立起来,把国家富裕建立在对老百姓的赋税和盘剥之上。而管仲把富民作为治国的第一要务,这在先秦诸子中是没有的。《管子•治国》开篇明义:“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为什么会这样呢?“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又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管子•牧民》)从此出发,管仲强调治国者必须善于与民同利,因为“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所以,“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久;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管子•版法解》),“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力。”(《管子•权修》),只有不
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做到民富国强,才有力量与诸侯抗衡。“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管子•乘马》)。在管仲执政期间,齐国推行“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管子•小匡》)的政策,尽量做到“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管子•形势解》),通过“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管子•霸言》),使得齐国百姓生活得到保障,政权获得巩固和稳定。这不仅促使齐国在经济上富足殷实,政治上秩序,也为管仲文化治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二、管仲文化治国的具体实践
“区区之齐在海滨”[1]2132,地理形势的阻隔使得齐长久以来偏离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主流文化。虽然管仲以九合诸侯,“尊王攘夷”之功,使齐国一跃而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但是在文化上仍然相对落后。从文化上来说,齐国属于东夷的文化圈。管仲大胆提出变革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主张,主张用文化理念来统治臣民,顺服周边,这对于文化的挽救和政治的崛起,无疑在历史一路走好天堂里的句子上是一大创举。管仲文化治国的具体举措如下:
1.继承周文化——进入文化主流。西周时期的齐国,姜太公实行“因其俗,简其礼”的基本国策,对原来的夷俗夷礼未作大的改动。到了桓管时期,管仲在齐国推行了一系列文化改
革,积极向主流的周文化靠拢,促进了夷夏文化在齐地的融合。“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管子•小匡》)通过整饬、修复文武周公旧法,择其适合齐国社会实际的部分,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主要表现在:其一,创造性地借用周文化中的礼、义文化。管仲认为:“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四维者,“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子•牧民》)。四维之中,礼、义为先,通过用礼、义来规范人们行为,整饬社会秩序,挽救了处于紧张之中的夷礼、夷俗。其二,吸收了周公“明德慎罚”的思想。管仲认为,德是国家长治久安的要素之一。“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管子•牧民》),在明德的同时,管仲亦主张慎罚。他说:“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管子•牧民》),因而他主张刑罚上要慎重而严谨。其三,汲取并发展了重农爱民传统。管仲认为,统治者应该以民为本,求天下“始于爱民”(《管子•小匡》),“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管子•牧民》),管仲又把爱民具体概括为六个方面,即“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
由上可知,管仲期望通过对周文化的继承,将周人的礼义精神、明德慎罚思想、重农爱民等传统引入齐国,使齐地的文化迈入主流文化之列,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从而对周边构成
了强力的吸引。
2.吸纳周边文化——促进文化融合。其一,吸收鲁文化。齐、鲁两国地域相邻,在文化方面具有相通之处,同时,齐人的务实开放,鲁人的重视礼乐,使齐、鲁两国在文化上又各具特。桓管时期,两国文化有着极为活跃的互动式交流,管仲改革就有吸收鲁文化之长、来丰富和完善自身之意。管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定四民之居,推行士、农、工、商四业并举的政策,把发展农业放在基础的地位,置于工、商业之前,这本身就是对鲁国以农业立国思想的吸取;管仲还针对齐国传统礼义道德观念淡薄,习俗落后,以致于君臣上下无礼、男女关系混乱,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情况,十分注意从鲁国吸收周礼文化,强调礼义道德的建设。其二,倡导诸侯会盟,促进文化交流。据统计齐桓公合诸侯十五次,这大大加强了以齐国为中心的中原各国的会盟、往来和交流。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它整饬和收拾西周以来,由于周室衰微所形成的中原华夏之国一盘散沙的分崩离析局面,大大减弱了中原各国相互的攻伐,维护了较长时间内的统一稳定的局面。而另一方面,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则促进了中原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在夏、商、周以来积累了千年的中原文化发生动摇的时候,这种做法对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孔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又火炬之光2洗属性点
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4]齐国通过和周边各国的会盟和文化交往,在“尊王”的旗帜下,实现了融合中华民族文化的目的。
3.塑造齐文化——成就文化大国理想。管仲以九合诸侯,“尊王攘夷”之功,使齐国一跃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与此同时,同周边文化的交流、整合使齐国同时也成为中原文化的中心,成为文化大国。管仲对待文化的态度,既不同于周初的伯禽治鲁,立足革除当地文化,倡行华夏文明;也没有完全因袭太公的做法,因俗简礼,而是有继承,有摒弃,有融合,有发展,将齐文化真正地改造成兼容并包、开放务实的新文化的融合体。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多地域文化中,齐文化展现出其强大的活力和丰富的内涵。可以这样认为,在政治理想的实现中,齐文化经历了价值整合之后,融汇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主流当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使当时的齐国能够在政治上统领诸侯,军事上震慑周边,文化上构成对中原地区强大的辐射力。
三、管仲文化治国思想的当代价值
吃葡萄干有什么好处一种文化或者思想,必须反映当时的社会需要和环境。管仲从现实的社会条件出发,制定了符合齐国现状的治国策略。他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髓,创立了一套适应时世的政治哲学
和政治方略,提出了影响至今的文化治国思想,力图用文化的影响力来维护和保障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这一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的治理和构建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治国之道基础在民。管仲是极力主张顺应民意的,其提出的“利民”、“富民”、“顺民”主张体现了深刻的民本思想“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闻,以天下之心虑”(《管子•九守》)。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中,齐文化的富民思想是独具匠心的,先秦民本思想的勃兴,是与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政治格局与生俱来的。此起彼伏的一次次“民变”、“民溃”的事实震撼了列国统治者,从而使他们猛醒于民众对其巩固统治的巨大力量。[5]管仲也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同时,他也倡导“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原理,采取了一系列务实的经济措施,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同时主张在抓经济发展,“富民”、“强民”的同时,也要进行以“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的国民道德教育,平衡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从而使社会,增强齐国的综合国力。《管子》中的思想体现了全面的义利并重思想,它告诉我们,国家的发展是一项综合、全面、和谐的系统工程,不是单指某一个方面的振兴与进步。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的时期,市场机制尚未完善,社会控制系统尚不完备,多元利益主体及由市场产生的各种弊病时有出现,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
生,整个社会的发展仍未完全和谐,管仲的民本思想和义利观无疑对当今社会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化的重塑要体现兼容性、开放性。管仲促使齐国文化在广度和深度上,更快更大地推行开放和兼容的政策。它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既尚法制,又崇礼教。管仲主张在治理国家中法与德不可或缺,应该德法并施。可以说管仲充分利用了人性、人心,以礼治民、以德教化、以“德法”治国。二是既重王霸政道,又重民生技巧。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必须礼法并举,王霸兼施。对待百姓,要与民同利,经济才能发展,社会才可获得进步。桓管时期,齐文化的兼容性、开放性,不仅促进了齐国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的巨变,也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实践证明,文化兼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只靠封闭的文化和单一的手段治国理民是不可行的。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各民族文化之间交流和融合的空间障碍逐渐消除,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各民族文化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如何保存、弘扬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同时,如何在文化多元的世界中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和共处,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从管仲的文化治国思想中,我们看到,当代社会文化的建构,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念与民族文化精神的全面更新,这就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剖析和把握,寻出传统文化在当代最具生命力的闪光点,从而确
立有中国特的民族精神和价值体系,引领着我们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重构。
中国首次参加冬奥会综观管仲的治国思想,在政治经济上,它促成了齐国的强大,使齐国成为当时政治经济中心;在文化上,它促进了夷、周文化的融合,使齐文化日臻成熟;而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讲,它尊王攘夷,不仅保护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免遭掠夺性破坏,而且它以频繁的会盟方式促进了各地域文化的交融,为中华民族早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管子》是齐文化的精华,包含着较多的现代文明元素。我们应大力挖掘其积极因素,服务于现实,为当代所用。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51.
[3] 梁启超.管子评传•序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硬盘格式化数据恢复 [4] 论语[M].程昌明,译.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159.
[5] 王志民.齐文化论稿[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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