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治国之道
一、绪论
管仲，名夷吾,字仲，今安徽颍上人,被尊称为“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仲在鲍叔牙的举荐下，辅佐齐桓公创立了霸业。他处的时代正是列国并峙，互相征战不休的时候，在他的辅佐下，齐桓公成就了霸业，管仲的治国之道也在其霸业中得以体现。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中华民族自西周以来是王道传统，即所谓的王政，而从管仲开始以后叫霸道，即所谓的霸政。管仲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政治模式，也就是霸政模式。这样的模式跟之前的王政传统是不一样的，孟子说过，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在他看来，王政模式中，政治只是手段，道德才是目的，政治的最高目的是让全体国民有一个非常高的道德境界。但霸政不一样，它是功利的，道德在这里变成了为实现功利目的而采用的一种手段。西周的王权本来是统一的，进入春秋以后，周天子的权力不断衰落，各个诸侯国都在富国强兵，谋求扩张，在这种情况下，齐国在管仲的主政下，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改革走向了强盛。管仲让齐国强盛起来的这个过程并不难，难的是当齐国的经济起来以后，它的道德建设。在当时的环境下，迅速发展经济是让国家强大起来的首要因素，所以管仲提出了“仓廪
实”和“衣食足”。一国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接下来的就是怎样治国。管仲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思想，从治国战略的高度看待法治，并从德行相辅、礼法并重的角度看待用法。
管仲的治国之道在春秋时期齐国称霸的时候得以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他的思想使齐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大国，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他用礼义廉耻来教化人民，提高人民的素质。本篇论文所论述的是其治国之道与礼义廉耻以及它们的关系。
二、管仲的治国之道
管仲治国的三重点是：先经济、次政治、后军事。经济方面，笔记本建立wifi热点>网上祭英烈留言怎么写管仲造福民众的一条重要原则：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政治方面：顺应民心、礼法并用。军事方面，制服天下国家用三招：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他以这样的治国谋略辅佐齐桓公改革内政，振兴经济，富国强兵，使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管仲的经济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其核心是主张富民。在先秦诸子中，管仲是非常重视经济问题的，并且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形成了朴素的认识。《管子•牧民》说：“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强调道德进步必须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义利观，所以管仲把富民作为治国的首要任务。“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认为只有让百姓富足，他们才能知礼守法，只有满足了最基本的衣食需求之后，人们才会有廉耻之心,国家才易于治理，反之，国家则难于治理。管仲认为，国家富强的基础首先是得民心，人民愿意拥护和服从领导者，领导者的政令才能流畅地施行下去。得民心就是先要爱惜百姓，让百姓感觉到领导者的宽容大度，感受到尊重和理解，他们自然就愿意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领导者。而爱惜百姓的基础就是大家跟着领导者一起行动，只要听从领导者的指挥，就能够吃饱饭、穿好衣、住好房，就能够让自己和家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活逐步好起来。所以，管仲富国的办法，首先是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他把做这些工作的人和知识分子并列为四民，他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这些人都是国家的支持，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分工不同罢了。他提倡让这些工作者各有其居住的地方，不相混杂，让他们专心于自己的职业。只有这样，根据分工的不同，大家才不会互相攀比和诋毁，每个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这个组织才能有序地高速运转。管仲认为，国家富足的同时一定要强兵，两个方向同时迈进才会保障国家的富足长久持续。他的办法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就是把政治和军事统一起来，把政治上的组
织和军事上的组织统一起来。这样，军令可以畅通无阻，组织制度可以高度统一。但军队的强弱还要靠兵的素质。打仗一定要调动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管仲在辅佐齐桓公时，对齐国做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行政方面，划分和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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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方面，管仲强调寓兵于农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在经济方面，管仲提出“相地而衰”的土地税收政策，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征收不等的赋税。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规定国家铸造钱币，发展渔业、盐业，鼓励与贸易。
军训感言500字管仲治国的实践，首先是从组建一个能够进行宏观经济监控的政府机构开始的。这个机构叫“轻重九(司)府”。这个机构具有轻重、料民、准绳、平准、籴粜、官山海等职能，这些分别类似于今天国务院的金融财税(轻重)、统计(料民)、计量(准绳)、物价(平准)、贸易(籴粜)
、专营(官山海)等宏观经济职能。管仲特别重视“轻重九府”所发挥的“度量”的作用，这个“度量”的含义，就是统计、计量、审计的监管作用。这是他最早提出设立宏观经济管理的机构。
管仲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顺应民心，二是主张礼法并用。管仲认识到人民是国家的基础和政治的根本。《管子•霸形》篇记载了管仲与齐桓公的一段对话。管仲说：“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齐桓公问：“敢问何谓其本?”管仲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因此，管仲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重视百姓的自然欲求，因势利导，顺应民心民意。环境作文管仲认为，“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没有民主意识的“民意上通”的环节，宏观经济管理就无法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运行体系。而民意上通，作用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能发现政策的偏差；二是能揭露出营私舞弊的人和事。因此，管仲认为必须严格吏治：“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即是管仲“以民为本”的思想在政治方面的举措。
管仲除了在齐国实施盐、铁(矿产资源)专营的“官山海”政策以外，还主张“利出一孔”，即涉及国计民生的物价，要由国家来主导。“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必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管仲认为必须有政府对经济调节的干预，否则，“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这种适当的干预应权衡轻重缓急。故“野与市争民，家与府争货，金与粟争贵，乡与朝争治。故野不积草，农事先也；府不积货，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众，乡分治也。故野不积草，府不积货，市不成肆，朝不合众，治之至也。”
管仲认为：对民“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王者用之而天下治。 ”安民，就是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因此，齐国实行了“九惠之教”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具体内容是：“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通穷；赈困；接绝。 ”据《管子·入国》介绍：“老老”，是规定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人，他的一子可以免除征役，每三个月由政府供养一次肉食，一次倡导赡养老人的社会风范；“养疾”，是把重残疾人养在“疾馆”； “合独”，是“鳏寡而合和之”，促使他们合婚，给予田宅安家，并免除三年的职役；“问病”，是慰问重病人老人。其他“五教”是对孤独幼儿、贫苦穷困者、烈士家属的救助。“九惠之教”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保障制度。
管仲认为：法制要以民意和以对民众有利为适度点，但是执法要有作为，即“法胜”原则。 “盗贼不胜则良民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繁。”盗贼不制住，则良民有危险，法禁不厉行，则奸邪的行为孳生。“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法立令行，故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法不繁匿”。为国君者，最重要的是做到“胜”，战胜各种挑战法律的力量，法律权威才能够确立，政令能够推行，臣才会遵法守职，邪恶才不会孳生，百姓就会诚实努力。管仲知道：如果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只受到很小处罚，那么，这样划算的“买卖”谁都愿意去做，结果，争相效法，法不责众，朝纲废弛，清浊黑白之水都混流到一起了，就到了朝廷衰败的地步了。大凡国家衰败，都源于吏治的纵容与失控。管仲强调“法胜”的原则，是管仲法制理论的精髓。
三、管仲的礼义廉耻思想
“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斜事不生。”即人有礼，就不会超越节度；有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廉，就不隐瞒罪恶；有耻，就不与邪恶同流合污。管仲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国有四维，缺了一维，国家就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
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倾斜可以扶正，危险可以挽救，倾覆可以再起，只有灭亡了，那就不可收拾了。古人认为“礼”为人际交往的规范，“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有知耻之心。所以，礼义廉耻四字,广泛而深入的教育了齐国人民,人人都能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以礼相待，做事都能合理合法合情；做官的人能廉节奉公勤政爱民；人人都懂得荣辱羞耻,遵守纪律。整个国家上上下下和谐相处,人和万事兴。
在治国的策略上，管仲非常重视“礼”与“法”的结合运用。《《管子》中多处对礼与法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枢言》篇说：“人之心悍，故为之法，法出于礼。”《任法》篇则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这两句话的具体观点虽然是矛盾的，但是强调礼与法的密切联系却是管仲思想的体现。“礼”的基本精神是维护上下尊卑的宗法等级制度，强化道德规范的政治意义。管仲强调礼治的具体学说是“四维说”。《管子·牧民》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仲将礼、义、廉、耻比喻为维系国家和社会的四条绳索，认为“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把礼治提高到了关系政治和社会以至于国家存亡的高度。在强调礼治的同时，管仲又非常重视法令的作用。《管子梦见离家出走·任法》说：“法者，天下之
至道，圣君之实用也。”又说：“法者，存亡治乱之所以出。”《重令》篇则说，“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无赦，唯令是视。”《任法》篇还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从这句话可见，虽然“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但是君主制定法令，臣子执行法令，百姓遵守法令，不同的身份在法治中扮演的角有着微妙的差别，其中恰好贯彻着礼治维护宗法等级的精神，正是礼法并用思想的一种体现。
管仲的礼法并用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当他把经济这一使国家富强的主要因素发展上去之时提出的加强精神道德建设这一思想也得到了实现。
四、现代社会的治国之道和礼义廉耻的联系
作为21世纪的现代化社会，我们同样强调在国家建设的同时要抓好精神建设。总书记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要忽视了文化素质层面的重要性。今天国运的昌盛、人民的幸福，民族的尊严，都是与中华文明息息相通的荣辱观联结在一起。因此，人们的具有正确的荣耻感绝不是一件小事，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灭，关
系到一个民族的存亡。举国之人皆知可为和不可为的道德标准，国人皆有荣耻心，中华民族才会避免蒙受耻辱。
  由此可见，主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耻观，高度凝练了中国传统美德、又结合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现今社会的实际，具有崭新和鲜明的时代意义。其次，它抓住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使人们可以抓住要害、对症下药，从治理社会风气入手，提高全民文明素质，在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的今天，经济与文化，生存与道德，双轮驱动，双翼奋飞，具有深切的科学意义。再者，八荣八耻观的提出，是当今社会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取向的生动体现，既有对社会公德的要求，也有对个人私德的提倡，既有对不文明行为的摒弃要求，更有对文明行为的遵守要求，对开展公民道德建设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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