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学派的经济思想
1,产业战略、政策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大农业同时,积极发展工商业。
我听过太多未央歌笔记本触摸屏管仲学派“以农为本”,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五辅》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这里的“本事”,即指农业。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管仲还推行了一系列富农政策。如四民分业,定农之居;改革农业生产关系:相地衰征、均地分力、与之分货;禁末:禁止奢侈品或奢侈品生产,稳定农民的心理;减轻徭役,不误农时;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注重土地管理和森林保护;奖励致富能手,重视农业科技等。
管仲学派不但重视农业,还结合齐国实际,高度重视手工业和商业,强调农工商协调发展,这使得齐国的经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工商型经济的鲜明特。管仲学派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尊重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管仲重视市场的设置建设,设置了工商管理机构,加强质量管理和商业道德建设,实行官山海即国家盐铁专卖制度,采取轻税措施,奖励商人,用宏观调控手段干预流通领域,加强对外贸易,从而使齐国的工商业繁荣发达,成为先秦时期最富庶的国家。
2,财税管理上,大力改革农业税收形式,工商税则注意“寓税于价”、“与之为取”。
管仲相齐时,大力推行的税赋改革是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相地而衰征”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使征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公平、合理。另外还规定了视年成丰歉而“衰征”的政策,《大匡》规定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饥荒缓解后再收。因为这次税赋改革顺应时代发展,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不仅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也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瓦解,导致了上层建筑向封建制度转化。其历史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对国家赋税,管仲学派认识到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赋税,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管仲学派认为,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因为这些强制性赋税有一定的负面效应,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就是说,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征集办法,让人民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见不到有夺取的行为。这种税,民众不仅自愿交纳,而且还请求交纳。这种税在当时的齐国,有盐铁税、渔业税、山泽特产税等。3,金融流通方面,充分发挥货币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轻重之术,驾驭国家经济,充实国家财政。
管仲学派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认为善于治国的君主,要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来主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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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进一步调控经济。
首先,管仲学派主张由国家掌握货币的铸造和发行,通过货币的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的价格,从而控制整个市场;其次,管仲学派认为,货币的投放量要依据实际情况相机而定,要事先经过调查、统计,综合分析;第三,管仲学派主张,要充分利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抓住“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的相互作用,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控。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轻(贱)时买,重(贵)时卖。而国家一旦插手其间,通过对谷物的敛聚(买进)和散行(卖出),就会使物价向相反方向发展。本来是很贱的谷物,国家一大量收储,价格就会上扬,即“藏则重”;反之,国家在谷物贵时大量抛售,价格又会下降,即“发则轻”(《揆度》)。这样,国家便可以相机调控,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相反方面操作“以贱泄平”,以实现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即其所谓“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山至数》)。4,对外贸易方面,因时而动,热情服务。手绢是什么演变来的
因为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从立国之初就“通“工商,经济明显呈现出外向型特征,所以管仲学派对外贸十分重视,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和论述。他们认为,实行对外贸易,是吸引天下之财,实现富国强兵的重大措施。正如《轻重甲》言:“为国不能为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要搞好对外贸易,首先要密切关注各国市场行情,及时了解各国市场的行情;其次充分利用价格政策,根据本国的需要鼓励进口或出口某项物资,从而使天下的资源财
货皆能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见《轻重丁》);三,大力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如实行减免税优惠、建立完备的服务制度优待外商等。
最新霸道总裁剧>十首关于黄鹤楼的诗5,消费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即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
管仲学派对消费问题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独到分析,他们主张奢俭并重,而不是一味强调节用。不仅知道节俭在正常时期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还认为“侈靡”的财政支出在特定时期有其特殊作用。他们主张在社会生产不振、经济萧条时期,在国家财富有积蓄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费部分,以此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费,刺激生产,给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即借此达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侈靡》)的目的。应该说,早在两千多年,管仲学派就能敏锐地发现生产与消费之间这种“其化如神”的关系,并适时提出扩大消费的正确主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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