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管仲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上海出入境管理局吴一德
水为万物之本源
有寓意的名字管仲的后学在《管子·水地》篇中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故人服之，而管仲则之，人皆有之，而管仲以之。”意思是说：人人都习惯了水，可是只有管子能从法则上去了解它，人人都占有了水，可是只有管子能够掌握和利用它。因此，对于《管子·水地》的基本思想，我认为应当同意该篇作者即管仲后学的声明，承认它属于春秋早期的管仲所有。
管仲如何从法则上论证水？下面便是回答：“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通流者，故曰：水，具材也”。即水是地的血气，它像人身的血脉一样，在大地流通着，所以水是具备一切的东西。
水，“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生于金石，集于诸生”。即水可以聚集于天空和地上，包藏在万物内部，产生于金石中间，又集合于一切生命之上。
水，“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水集合于草木之上，根子就能长到相当的深度，就能开出相当数目的花朵，过时就能收到相当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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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满，文理明着”。即鸟兽得水，体形就能肥大，羽毛就能丰满，毛花纹显著。总之，“万物，莫不尽其，（生机）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总起来说，万物没有不充分
发展生机并回到它的常态的，这是因为它们内部含藏的水分都有相当的分量的原故。
“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人也是水生成的，男女精气相合，而水流布成人的形体（胚胎），胎儿满三个月就能够含五味，生成五脏脾、肺、肾、肝、心，“而后发为九窍”，而后发展为眼、耳、口、鼻等九窍。“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视、耳听、心虑”。即五个月形体完成，满十个月婴孩出生。出生后目即能看，耳即能听，心就能思虑。
从水的功能和特点方面讲：“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即水是柔弱而清白的，它善于洗涤人的秽恶”。“量之不可使概，（平斗斟的工具）至满而止”。即量水不必使用平斗斟的概，满了即自动停止。它“唯无不流，至平而止”。它什么地方皆可流去，至平而止。“人皆赴高，已独赴下”。人皆攀高，唯水独就下。关于山的诗句
商、周时期处于奴隶制时代，在哲学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天命观，把上天神化，视作至高无上的主宰。自西周以后，随着奴隶制的没落，这种天命观也日渐衰落。许多有觉悟的思想家开始向自然界寻求解释，他们认识到水、土、金、木、火对人们生活有重要作用，认识到水、土等自然物是人类
再生产的重要因素，以人们本身的力量取代神的权威。在人们用水利、治水害的实践基础上，以水为万物之原的朴唯素物主义哲学思想，随之产生了。《管子·水地》就是记述春秋早期管仲哲学思想的著名篇章。（见乔长路：《论管仲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何刊物？1979.5.15》）
出现在《管子·水地》中的哲学思想，比提出“天地万物生于水，复归于水”的古希腊哲学家泰利士早。黑格尔肯定“水的原则”这句话是泰利士的全部哲学。（《哲学史讲演泰》第一卷节182页第186页）然而这种哲学思想的开创者应当在中国，而不在古代西方的古希腊。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管仲生于公元前725年，死于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据《黑格尔哲学史讲演泰》载：泰利士生于公元前64 0或629年，死约于公元前556年，就是说，管仲的以水为万物之原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比泰利士以水为原则的朴素唯物论哲学思想早了约一个世纪。因此，管仲是我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个确立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及历史地位的人，也是人类思想史的第一人。（占建志《管仲：中国哲学的泰利士》《管子学利》1995第二期）
管仲的自然观
一、管仲对天、对大自然的理解。管仲对天、对大自然的理解包含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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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管仲在《形势》篇中说：“日月不明，天不易也；高山不易见，地不易也”。即日月有不明的时候，但天是不会变的，山高有看不见的时候，但地是不会改变的。这说明天是一种自然存在。
第二，他在《牧民》中说：“如月如地，何私何亲？如日如月，唯君是节”即像天地一样对待万物，没有偏私、偏爱，像日月一样普照一切，才算君主的度量。这说明天地自然是没有心情和意志的。
第三，管仲在《乘马》中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长短，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矣，虽不正，
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即春秋冬夏是阴阳的推移，农时的长短是阴阳的作用，白天和黑夜的更替是阴阳的变化。阴阳的运动是常度的，即使有失常，多的不能减少，少的不能增加。天时是非人力所能减少或者增加的。这说明大自然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四，管仲在《形势》篇中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即天不会改变它的常态，地也不会改变它的法则，春秋冬夏不改变节令，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在管仲看来，天即大自然，就是日月变化，阴阳更替。没有上天、神的支配。这反映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二、管仲认为，发生水旱灾害，社会上的“祸乱等”不是神的意志造成的。他说：“无时不详，则有水旱；地道不顺，则有饥荒；人道不顺，则有祸乱。”（《五辅》）即大自然变化的时序，有吉凶预兆，则有水旱；地理不宜，则有饥荒；人道不和，则有祸患。“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不盈。”（《牧民》）即不注重大自然变化的时序，则财不生；不注重地利，粮食就不会充足。“万物之
生於人也，无私近，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者助之，其逆天者违之。天之所助，虽火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违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形势》）即万物于人是没有远近亲疏之分的。灵巧的人用起来有余，笨拙的人用起来就不足。顺乎大自然的规律去做，大自然就帮助他；违反大自然的规律去做，大自然就违背他。大自然所助弱小的可以变得强大；大自然之所弃，成功的可变为失败，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可以得到成效；违背自然规律，就要招致灾祸而无
可挽救。管仲思想中的天是自然之天，不是神的主宰。管仲认为“有余”、“不足”、“大小”、“成败”与对自然利用的“巧”与“拙”有直接关系。“巧者”顺天，天助之；“拙者”逆天，天违之。这是自然规律，是要很好的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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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对自然规律进行探索，并从实践得出这样一些认识：“地者政之本也，朝廷者义之理也，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为之有道。”（《乘马》）即土地是政事的根本。朝廷是贵贱等级的管理者，市场是平准商品交换的地方，黄金是计量财用的工具，一个诸侯国拥有兵车千辆，这是军备制度，这五个方面，其道理是可以理解的，实行起来也是有规律的。所谓“道”，“为政之道”，“办事之道”，是探索自然活动的规律。
第三，管仲直接批评旧君主号天，敬神的思想和做法。管仲不仅正面的用朴素的唯物追思想去解释大
自然，而且认为“天时不祥”，“地道不宜”，人有“祸乱”，不是神所主使的而是自然和社会造成的。他还直接批评过去的君主。他说：“上持龟筮，好用巫医”。则鬼神骤崇”。即君主行事依靠求神问卜，好用巫医。这样，鬼神反而经常做奇怪来。接着他提出创造性的设想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即做一年的打算，最好是五谷；做十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树木；做终身的打算，最好是培育人才。种谷，是一种一收；种树，是一种十收；培育人才，则是一种百收的事情。如果我这个君王能这样做，其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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