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夜的秋雨
1950山羊奶皂年深秋,我母亲到亲戚家赊了头小猪来养。大约过了不到十天,亲戚家的掌门人来到我家,对母亲说:“我是来看弟弟的,顺便来收你赊的猪崽钱母亲说:“现在确实没钱,等筹到钱一定给您送去。”这位掌门人没有说行还是不行。接着,她指着我家的破屋子说:“我的亲戚现在住的都不错,就是你还住牛栏,这么破,这么矮,狗都跳得过去。”晚上,父亲知道了,大发脾气。好像猪崽也听懂了似的,不停地叫。父亲骂母亲没骨气,怨亲戚无情,也恨自己没用,坚决要把小猪送还人家,宁愿饿死,也不低三下四。
母亲没办法,要我同她一起在小猪脖子上绑上根绳,牵着赶回亲戚家。
已是凌晨二时许,秋风瑟瑟,细雨绵绵。我在前面牵着小猪,母亲在后面吆喝。快走到村西两棵大樟树旁时,想到这里曾毙过一个恶霸、一个反革命,那个恶霸被步打穿了胸脯,血肉模糊;那个反革命被手打碎了脑壳,脑浆迸溢。因曾亲眼目睹,感觉十分恐怖。顿时我双腿发软,走不动了,吓得哭了起来。母亲也难过地哭了,安慰我说:“不要怕,哪里有鬼?就是有鬼,也不会吓我们这样的穷人,我活了四十多岁,受过人的欺悔,没有受过鬼的欺悔!”我心里好像的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慰,又好像吃了一颗壮胆药。再往前走了约一百
米,又看见村里一个被邻村杀死的人放在棺材里,并用砖垒了一个小屋,说是报了仇才能下葬。我又害怕起来,但还是硬着头皮,牵拉着小猪往前走。这家伙不停地叫,好像是为我们壮胆,为我们叫苦,抑或是抨击人情太薄。
再往前,要翻过一座山,走二里多长的山路,这时雨下得更大了,身上也湿透了。走在山路上,忽然窜出一只动物,不知是狼是狗,吓得我胆战心惊。母亲说:“不要怕,你是个大孩子了,畜生不会伤害我们。”快到西北边山脚下时,看到一大片坟墓,大大小小的坟墓,好像大大小小的土馒头。母亲说:“再走一会儿就出山了,有我在,你不要怕。”我想母亲可伶,又呜呜地哭起来。大约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把小猪送到亲戚家,这时天才蒙蒙亮。掌门人谈谈地说:“把猪关到栏里去,你们吃过早饭回去吧?”我们全身湿透了,像落汤鸡,一夜折腾得够呛,连水都没喝一口,肚子早饿了。但母亲只轻轻地说了句:“谢谢,我们还要赶回去。”在往回走的路上,天先是阴森森的,慢慢地亮了些,秋雨袭来,身上不时打寒噤。
开学第一周的周记回到家里,看到我们可伶的样子,父亲没做声,转过身去,不停用手抹眼泪。母亲赶紧把我的湿衣服换了下来,都是打补丁的旧土布衣服。
灵魂碎片父亲煮了一锅菜粥,桌上放了一碗咸芥菜,也没放油。父亲说:“哼,人穷盐钵里都会长蛆。”母亲对我说:“你都十多岁了,家里人多,几亩地又打不够全年吃的粮食,你爸爸也忙不过来,不要再去读书了,好吗?”我没做声,放下碗,倒在床上哭。父母心软了,让步了,又说:“是同你商量,你硬要读书就去读,反正我们穷。”我爬起来,饿着肚子就往学校跑,母亲把我追了回来。
这天傍晚,乌云密布,秋雨扑面,可晒场上的那棵松树,还是那样刚劲,不管严冬还是酷暑,总是那么挺拔。吃晚饭时,父亲突然问:“你能读个出息来吗?今后能不能当上小学教师?”我说:“不知道,只要你们允许我读,我会努力的。”这时母亲发现我发高烧,赶紧烧了一大碗开水,叫我全都喝下去,盖上被子把寒气逼出来。
窗外秋雨仍下个不停。秋风从船板做的墙壁缝中往里面灌,冷飕飕的。看到父母骨瘦如柴,岁月和苦难在脸上刻满了忧愁,我鼻子发酸,眼前一片漆黑。再看自己皮包骨头的手,像鸡爪子,皮肤像两棵老樟树的皮。
有人说:“求人比登天难,人情比纸还薄。”这虽不是生活的全部,却也道出了世态炎凉。童年经历的人间苦难,令我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感同身受,格外关注弱势体的生存状
况。我自认为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尤其懂得知恩图报。
两位班主任
张泗安老师和薛番琛老师分别是我初中和高中的班主任。
余干初中三年,张泗安老师教我代数。他是余干城关镇人,矮矮胖胖的,看上去很精神,教书育人很投入,他的大儿子解放初参军,后去广西剿匪时牺牲了,因而他还是个烈属。
上初一时,学校开始给我丁等助学金,读了两个多月,实在没钱,要求休学。张老师说,你村里的介绍信说你家生活“比较困难”,所以给你丁等,说“困难”的给丙等或乙等,说“很困难”的给甲等。我介绍了家庭情况后,他说,啊,你家确实“很困难”不要休学,我向学校反映你的家庭情况,你等几天吧!不到三天,张老师到我说,学校决定,从这个月起给你丙等助学金。我听了很激动,给他鞠了个躬就跑了。
1954年发大水,家里淹光了,卖掉了母亲的耳环和、妹妹的首饰,才勉强凑够了学费。我也很争气,学习很努力,成绩名列前茅,从初二开始,一直当班长。这也算是我人生最早的“领导职务”吧。
堕落个性签名张老师是一个严肃的人,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在初二、初三时,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拔尖,他要我上高中,认为我很有学习潜力,上高中好,我说家里太困难了,只能考免费的师范。他不同意,多次做我的工作,动员我上高中。毕业前学校申报上饶专区教育局,保送我上潘阳高中。保送申请批下来后,张老师鼓励我说,你去上吧,不会错的。后来张老师被送去劳改了,开始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听说他有历史问题,我心里沉甸甸的。张老师是一个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谋生参加过党派,他是一个本分人,没做过什么坏事,是“左”的东西害了他。1986年年我回江西当省长时打听他的情况,了解到他已去世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的家人也从未过我。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想起张老师,新中华总是泛起感激的心潮!
在潘阳上高中时,薛番琛老师教几何。她是南昌人,有点胖,但长相较好,比我大十一岁,三十多岁还没有结婚。她教书认真,也很关心我们。最使我难忘的是,我与一个同学向她借一元钱去理发,两个人嘴馋,半路上买辣子炒牛肉吃掉了,她没有怪我们。我那年得副伤寒,差点儿活不了,是她和孙校长的关心才使我得救的。记得出院后,我骨瘦如柴,她在教师食堂买了一碗肉片汤端给我吃,我感动的眼泪都出来了。以后再吃肉从未有那几片肉的滋味了。
高中阶段,我学习成绩也一直不错,从高二起每门课都是五分,一直当班长,还自学了大学三、四年级的数学课程。薛老师经常表扬我,说我自学能力强、潜力大。在报考大学时,她动员我报考清华,我按她的意见报了。读研究生期间,我曾专程到潘阳去看望她,那时她已经四十多岁了,与同校的董老师结了婚。很不幸,没过几年董老师就去世了,也未生过小孩。打倒“四人帮”后,听说她当过县政协委员,不久患肺癌,刚五十出头就去世了。我到江西当省长时,一直打听她家的情况,想为他们做些事。我很怀念她,她热爱祖国忠诚教育事业,要是她还在,我一定会接她到家里住住,一定尽我所能为她做点儿什么。
如果没有张老师帮我增加助学金,我早休学了。没有他三番五次劝我上高中,我的人生道路则会是另一种样子。如果不是薛老师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不是她要我报考清华,也没有我的今天。
张老师和薛老师是我的恩人,但他们却很不幸。每当想起这些,我就感到心痛。师恩永远难忘,写下这段话以纪念敬爱的张泗安老师和薛番琛老师!
张老师、薛老师,你们活着时,我没能为你们做点儿事、尽点儿孝,深感不安。你们如在主题怎么设置
天有灵,看到学生没有辜负期望,当会感到欣慰吧!
学生永远怀念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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