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年代华洋义赈会的信用合作试验*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陷入空前危机。华洋义赈会从改良民生目的出发，在河北进行信用合作试验。他们通过与银行联合提供贷款，部分满足了小农对资金的渴求，抑制了盘剥。华洋义赈会在试点中所创造的经验和引发的教训，予国民政府和关注农村的民间团体以借鉴。
关键词：华洋义赈会；河北；信用合作
Rural Cooperative Credit Society Experimentation
by the China I 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 during 1920’s to early 1930’s Abstract: China country plunged into f atal crises during 1920，s to early 1930，s.To improve the people’s life,the China I 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 started to test rural cooperative credit society in Hebei province. Associating with the bank to provide a loan to smallholder, they fulf il partly smallholder’s long f or capital and restrained usurer. The China I 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 provide experience of concerning with rural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commonalty
Keywords: the China I 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 Hebei province; Rrural
cooperative credit society.
民国以降，由于灾荒侵袭和战争蹂躏，农村呈现衰落之势，突出表现是农业投资严重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华洋义靡救灾总会（1921—1949)(以下简称“华洋义赈会”或“义赈会”）秉承其“建设救灾”理念，从改良民生目的出发，认为建立信用合作制度，是*本文是教育部专项任务研究课题“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研究”（03DJ770002) 阶段性成果。
研究华洋义赈会的专著对于该会的合作事业多有论述，但对信用合作试验及其
经验教训探讨尚嫌不足，如 Andrew James Nathan：/} History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薛毅、章鼎：《章元善与华洋义赈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也有些论著对华洋义赈会所进行的农村合作有所涉猎，但缺乏深入专题研究，如
郭铁民等著：《中国合作经济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何光主编: 《中国合作经济概观》，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赖建诚：《近代中国的合作经济运动——社会经济史的分析》，（台湾）正中书局1990年版等。
一、农村资金匮乏
资金与土地和劳动力一起称为农业生产三大要素。“资木的效果，在结合自然与
公务员考试考些什么内容人工而为生产的媒介，农民的成功与失败，与资本的多寡大有关系。因无资木则虽有肥
沃的土地，
缓解农村资金短缺的不二良法。于是，从1923年开始，该会在河北农村进行了一
场信用合作试验，开中国大规模合作实践之先河。华洋义赈会的试验活动，不仅给国民政
府以借鉴,
即使在今天，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人们，也有很好地启发。
亦不能充分利用以增加生产改良品质，JEL有时不得不受商人的剥夺，不能雇佣人工来帮助
生产。”[l](p353)农民必须拥有相当的资金，方能经营土地、购买与饲养牲畜、添置
农具，扩大再生产。二三十年代农户的资金拥有与使用如何？据1926年对四川成都附近22户农民抽样调查，合计投资6996.8元中，土地折价为6165.4元，占总投资的88%；房屋建
筑费用为719元，占10.3%；农具设备为71.2元，每户平均只有3.2元，仅占1%,；种子和家
畜投资为51.6元，每户平均为2.35元，占0.7%。[2](p295-296)农具、种子、牲畜三项合
计
每户平均只有5.55元。再如20年代对安徽、河北、山西、浙江、江苏5省17个地
方调查，
平均用于农具和牲畜投资的数额仅占农业总投资的3.5%和4.6%，其中最高的浙江镇
海县为4.8%，最低的山西省五台县仅为0.56%。[3](p70)小农对农业投资不足，其因在于农村资木的普遍匮乏。随着近代城市的崛起和城市商业的发展，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逐渐向重商轻农政策转变，形成资本从农村外逃及向城市积聚现象。这一趋势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巳经达到“农村资金流尽，都市资金膨胀到无出路的阶段，”“连一小部分资本，亦皆逃入都市”[4](p96)。新式银行聚集于通商大埠，地方上工商业发达的城镇，全是些印子房式的旧钱铺、当铺，而在农村中则除去个人的印子房以外，再没有放款机关了。1934年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曾言：“近年内地困难R深一R，上海的繁荣则相反地畸形的发达，一切现金财富均集中于上海，每年估计达数千万元。...内地农村脂血，一
天天向上海灌注，现金完全集中在上海。”[5]集中于城市的银行与农业不接触，概
因农业生产迟缓，得利慢，所以它们不愿意投资。这样，正当的公共放款机关缺乏，使私人借贷机关
趁势而兴。
私人借贷或是通过血缘关系发生的互助性借贷，或是向放借贷。前一种借贷是从亲情出发，还债时只还本钱，不计利息。后一种借贷有两种：一为抵押借贷，小农多以动产或不动产为抵押品，利息较低。另为信用借贷，无需抵押，以信用做担保，此种借贷利息偏高。据20年代末对河北定县调查，借款最高利息为每月每元3分，最低1.5分，普通2分。[6](p735)戴乐仁调查浙江、江苏、山东、河北等地区借贷利率，低的月息平
均约2%，高的月息5—6%，有时10%，当灾荒来临时，小农甚至愿出年息100%借款。
[7](p540)华洋义赈会对150个乡村通行利率调查，年利率最低者只有一个村庄为15%，其
中70%的放款皆在30~35%之间，其中最高者则达到180%。[8] (pl44)者盘剥程
度, 匪夷所思。尽管北洋政府曾有月息不能超过3分的禁令，但也多是一纸空文，是没有效力的[9](P21)。资本生存的前提是小农贫困化的加深，负债已是维持农民生计、求得一息喘息机会的普遍方法，可以说，不仅在社会情形及个人生活略有变动时即须负债，即在平时，也有许多是负债的。河北定县约有20%的农民靠借为活，浙江金华、兰溪等
8县，农民负债户数约占全村户数的58.8%，四川蛾眉山农户有18%是以借债或向亲戚商借以为
补助。[10](P319)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1930年前后对各省农家调查，收不敷出者约35%, “收不敷支，或虽平时收支勉可相抵，设遇怠外势必出于借贷” [I l](p37)。私
人借贷特别是，对于小农来说，虽可解燃眉之急，但这种借贷利息常常是“利滚利”，期限又短——大概从四个月到一年，如果到期不还，抵押品就得全部没收。小农多以土地抵押，结果就是被抵押的土地被兼并，有产者变为无产者。所以古谚有“冷在风里，穷在债里”。
二、信用合作试点
依据农村资金匮乏事实，华洋义赈会确定从建立信用合作社入手，解决农村问
题。对
此，该会总千事章元善一针见血地指出：“信用合作社...可以说简单而且最切实用；
并且
在中国农民方而确是很需要的。假使这种方式运用得当，它的利益真是立竿见影。
因为中
国家反诈app有多牛
国农民也和印度一样，都感觉被重利盘剥的痛苦：一个农民一经负债，就变成无形重阳节是哪天
的奴隶，甚至被债所累，以致田园荒芜，那有工夫去改良农业。照现在中国农村经济状况说，假如没有信用合作社这一类的金融组织居中介绍，那么乡间的有钱人，只得把他们的钱藏起来, 或是冒一点危险把这钱放给农民以外的人。这样一来，不独农村金融因之停滞，并且有钱的不能放，没钱的无法借，于是那些等钱的农民，就不得不问那专靠放债为生的人去借了。这种缺点就是因为木地财源不能应付本地需要的缘故。’’ [12](p41)而兴办信用合作社，不仅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资金短缺问题，而I可以挽回资木外流趋势，甚至可以吸引城镇资金流向农村，加快农村建设步伐，提高农民防灾能力。于是，华洋义赈会在1923年首先
选择河北省进行试点，并在同年6月，在香河县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13](pl61)o
根据华洋义赈会信用合作社组织原则，社员对社中债务负无限连带责任，即
每个社员
均以全部财产为整个合作社的债务担保；社员入社需认购社股，缴纳股金；合作
社收受存
款以增加放款能力；义赈会供给合作社资金以贷放于社员。合作社设立后，若想
得到华洋
义赈会资助，需要经过该会的严格考核，获得该会承认。请求承认之社，必须向
华洋义赈
会填报请愿书、社员一览表、社员经济调查表及印鉴等。义赈会接到承认请愿书
及其附件后，于每年定期派调查员赴各社调查社员的信用、社员入社是否P)愿、村民对合
作社有无
恶感、是否符合章程的有关要求及办事是否客观等。[13](pl61)经过一次或数次调查，认为
成绩优良可以承认时，再提交合作委办会予以承认。其中有的经过数年才得承认，有的永
远得不到承认。得到承认之社发给“承认证书”，并有权向义赈会中请贷款。1924
年1月，
华洋义赈会派人赴合作社村庄调查。调查之后，正式承认涞水县娄村信用合作社
和定县悟
村信用合作社，并发给“承认证书”，这是义赈会承认信用合作社之始。同时经华
洋义赈会
下设的合作委办会核准，第一次放款给这两个信用合作社各500元[14] (p47)。河北
的信用
合作事业在华洋义赈会的倡导下得以迅速发展，见下表。
河北省信用合作社历年发展状况表
*笔者将款项小数点后数字四舍五入。
资料来源：实业部劳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
第86~87页，载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60辑，文海出版社。
上表表明，最初两年，信用合作社惟其肇端，提倡不易，尽管义赈会职员奔走呼号，但效
果不大。此后数年，发展迅猛，无论是立社数、社员数，还是入股数及存款数，
增长了上
怎样查高考成绩百倍。个中原因，离不开华洋义赈会细致工作和锲而不舍地努力。
为了壮大合作社经营能力并发挥其潜力，华洋义赈会从1927年开始指导推行
运销合作。“首先试办者，即贩卖毛、发两项。此次试验，开始于直隶安平两合作社，先将
近村之毛收
集成宗，运至天津，由本会特派经理人员，代向出口商贩，接洽售卖。”因当时
天早水浅，
运送迟缓，以致行市低落，社员未获利益。“但农人与农村合作社仍认为成功，
因小有损失
而已获得相当之经验，从此村农以及出口商贩了然于如何运转、如何交易等等，
不必假手
于中人及经纪人，省却许多周折及小费设施。” [15](P6)这次挫折并未动摇社员组织运销合作社的信心。1932年河北深泽县试办棉花运销合作社，同年又扩大三县为试点。
取得经验
后，1934年又扩大到无极、晋县、束鹿、元氏、高邑、蠡县、赵县等产棉区，以
后又扩大到薬城、栾城、尧山、隆平、柏乡、永年、冀县、南宫、博野等县。[16](P137-138)棉花运
销合作社的兴办，减少了中间商的盘剥，增加了棉农收入。更重要的是小农在实践中获得
了增厚经济实力的经验和加强自我管理的锻炼，为以后各机关兴办合作社提供了
样本，也
为合作社普及作出示范。
河北合作社试验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至抗战爆发前，兴办合作社的县数已增
加到97个,
社数3214个，其中巳承认社1021个，未认社2193个；社员数66266人，已认27728
人，未认38538人；社员股款199196元。[17](p25)除社员的经济能力得以增强外，各社
还于社
务之外自动组织经营多种农村公益事业。据1936年底统计，举办附属公益事业
的合作社为1929个，各社所办事业种类如下：婚丧互助199社，兴学293社，办纪念储金及农产品代
替储金等169社，戒烟赌洒186社，筑路146社，造桥25社，卫生事业45社，医药68社，白卫96社，造林椬树158社，改良农业91社，助耕66社，捕蝗49社，掘井49社，浚渠13社，合作完粮51社，息讼139社，养老13社，济贫47社，俭约74社，其他22社。
[18](p89-90)
“农村中因为有了合作社，空气从沉闷枯燥变为活跃振作” [18](P88)。可以说，华洋义赈会在河北倡导的信用合作运动，不仅是一场农村经济改良运动，也是一场社会风尚和道德革新运动，还对于改造以家族为本位的传统救助体系，建立社会新式的互助制度，作为了非常有益地探索。
默认打开方式三、合作社放款
四级成绩多少分算过了信用合作社业务是存款与放款，但对于小农来说，取得贷款是他们加入合作社的主要目的，因而放款成为信用合作社的主要业务。放款资金来源，系由社内、社外两方面供给。社内所供给资金，包括合作社本身的股本、储金、存款和公积金。从上表可见，社内资金随着合作社数目和社员数量的增加而不断递增，从1923年的286元增加到1931年的68049元；而且合作社愈久，积蓄愈多；入社愈早，社员经济实力愈厚。例如1929年到1936年，河北省社员集资能力由每人的0.18元，上升到2. 80元，增长了 15倍。[13](pl63)但合作社积蓄的资金仍不敷借贷，这就需要从其他途径寻支持，维持合作社发展。
社外所供给的资金，来自于华洋义赈会和金融机构的放贷。“不过各银行的放款仍籍义赈会做一个代理分放机关，故合作社的社外资金来源，还是以华洋义
赈会为唯一凭恃。”[14] (p53)华洋义赈会自决定兴办信用合作社后，即于1922年6月拨款5000元作为合作社放款基金，此后又继续追加，迄1931年止，先后共增拨6次，总额共为92200元[8]。华洋义赈会数年的信用合作试验，逐渐引起了城市商业银行的注意，特别是它连续八九年将资金放给农村信用合作社，都能如期收回，很少呆帐，增加了商业银行向农村放款的信心。受20年代末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影响，银行业在寻投资出路时，开始关注急需资金的农村，于是纷纷寻求与华洋义赈会合作，
开展对农村合作社的贷款业务。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1931年2月，抱着试探态度，将2万元交给华洋义赈会，以备同义赈会的钱搭成放给合作社。[13](pl67)此例开创了城市商业资本流入农村的先例，也带动了银行界放款农村合作社的信心。上海银行参加华洋义赈会的合作放款，前后达10万元。中国银行也自1933年3月参加2 万元，后改为5万元；金城银行也参加5万元。[19]这种局面持续到1935年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年4月，上海银行、交通银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四行储蓄会、四省农民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新华银行、国华银行等10家金融机构在上海组建了“中华农业合作银团”，推举上海银行邹秉文任团长，并在北平、汉口等市设立办事处。大量的城市资金投向农村，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金融枯竭问题。
合作社放款主要有信用放款和抵押放款，放款对象仅限于合作社社员。合作社
试办初期以抵押放款为主，1928年以后信用放款增多，占放款总额的70%以上[14] (p55) o放款数额在最初的一二年里，属于探索阶段，除一二大户外，全部在20元以下。一直到1926年，放款数额才始见增大，放款在20~50元的占到20%以上，50—100元的占到2%左右。[8] (pl31)
至于放款用途，华洋义赈会规定仅以下列七种为限：（一）用于购买耕畜，置备较大农具，或修盖房屋等事；（二）用以耕植（包括食物、饲料、种子、月巴料、家畜及小农具的购买，地租工资的支付等）；（三）用以防止水旱、改良土壤、垦荒等事项；（四）用以举办婚丧教育等事；（五）用以整理旧债；(六）用以经营农村副业；（七）用以补充储金准备金的不足。[20] (p465-466)
在最初几年几乎有一半社员不用丁•所申明的用途。不过，自1926年起，华洋义赈会每年派员前往各社举行社务考成一次，社员借款用途是否与所申明用途相
符成为考成内容之一，这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借款的滥用。1928年以后，社员
借款实际用途，已与申明用途渐趋一致。根据研究者考察，社员借款至少有66% 以上用于生产经营上，3%左右用于婚丧，25%用于偿还旧债，其他用途约有5%。
[1] (pl37)此种借款用途分配比例说明“生产即信用之基础”，体现了合作放
款的最大原则。
信用合作社组织的目的，一方面在供给农民资金，一方面在限制，因此
合作社的放款利率力求最低。华洋义赈会放款给各合作社的利率，在1927年
以
前为年利六厘，1927年5月后重新修正，按社务成绩优劣、承认时间长短和还
款分期次数多少，确定利率高低。大致承认时间较短的利率较低，分期还款次
数较多的利率较高。各合作社对于社员的放款利率，义赈会规定：承认一年以
下之社，放款利率最高不得过年利一分二厘；承认二年以上四年以下之社，放
款利率最高不得超过年利一分二厘五；承认五年以上七年以下之社，放款利率
最高不得超过年利一分三厘；承认八年以上之社，放款利率最高不得超过年利
一分四厘。[8] (pl43) 1932年11月对放款利率又加修正，“总会放款利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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