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工业化与三线建设的关系研究——口述历史叙事下 194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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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文韬（1999—　），男，汉族，四川资阳人。主要研究方向：共和国史。
过渡时期的工业化和三线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经历的两个重要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加之国情差异以致并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围绕过渡时期的工业化和三线建设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线建设决策、影响与评价，三线建设与区域开发，三线精神以及三线人物。而基于三线建设者的口述史资料挖掘与研究目前尚不充分。因此本文从历时性角度，观察过渡时期工业化和三线建设时期工业化的承继关系，基于C厂三线建设亲历者的口述资料，以这一缩影勾勒过渡时期工业化与三线建设的发展脉络。
一、过渡时期与工业化起步
新中国成立后，在没收原有官僚资本主义工业和在华帝国主义势力工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工业，进入国民经济恢复阶段。1952-1957年开展一五计划和三大改造，同时依托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初步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至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过渡时期我国工业化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工业分布状况呈现出沿海多内陆少，轻工业为主、重工业为辅的格局。
（一）解放前成都工业经济发展概况
成都位于内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根基深厚，民族资本产生时间较东南沿海地区晚，发展速度慢规模小，主要以轻工业为主。直到解放前夕，成都仍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
表1  20世纪初成都地区民族工业发展概况一览表
火柴业1906年成都商人成立惠昌火柴厂织布业1908年樊孔创办因利纺织厂1909年新华布厂开办1911年吴永泰帆布厂开工生产造纸业1906年朱秉塑创办乐利造纸公司
印刷业1908年开办照相楼印刷厂、成都图书局、正谊有限公司等
国内旅游景点
肥皂业
1908年成都商人创建裕德肥皂厂其他
1906年尹德钧创办成都自来水厂
1908年劝业道、周孝怀开办劝业场发电部1909年陈养天等创办启明电灯公司1909年官商集资开办四川矿务总公司
解放前我当学徒时，成都还没有什么工业。它原来是一个消费城市，比不上重庆，重庆还算是工业城市。抗日战争时期，国
民政府把首都迁到了重庆，所以有工业基础。
至1949年底四川临解放前夕，民用机械工厂倒闭者甚多，总数已由抗战时期的上千家减少到500余家，共有机床3400台，固定资产2000万元，年产总值仅910万元。到1949年成都的工业还只有“三根半烟囱”，即裕华纱厂、启明电灯公司、成都造币厂和民康染厂。至解放前，成都民族资本企业大多数还处于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向近代机器工业转变的过程之中。
（二）合作化运动：从手工工场向现代机器工业转变
新中国经过两年国民经济恢复后便迅速进入到一化三改造的现代化进程中，在此期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仍然保持传统的师徒关系，并非现代意义上的雇佣关系。此时雇佣关系的扩大与延伸则主要依靠我国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传统。
我来成都学的机械，那时没有大的国营企业，只有一个成都机械厂……那时候还是需要有熟人，没有熟人什么都干不了。我是崇州人，经介绍才来到这里，我师傅的师傅就是崇州人。如果当了师傅、小老板要招收学徒，还是去自己家乡，就这样相互连接。
诚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现代工业的阐述，“它（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我国在60年代的小作坊式工业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业相距甚远，工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且面临诸多挑战。
调查中受访者常将小作坊或私人店铺的所有者称为“资本家”，该“资本家”并非是指拥有现代化机器设备的工厂主，而是自身拥有技术且同时具备管理与指导能力的高级工人。这也反映出当时成都地区工业基础的薄弱。曾提到我国无法自主生产拖拉机的问题，然而旧有的技术工人却生产出了拖拉机。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尚在起步阶段的小规模工厂以及作坊为社会培养、输送了大量集车工、钳工、铣工技术于一身的全技工人。
那时候刚解放，我到居民区修床、卫生用具，看见什么就修什么……那时候做机械最普遍的是车工，但也会包括车工、钳工、铣工技术，私人小作坊要求什么都做，各方面能力都要有……基本上把成都市的机械都组织起来了，再加上机器工程技术人员，我们的拖拉机很快就造出来了。
这种传统师徒关系以及全技工人，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
小甜甜抖音摘　要：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复杂，为保护东南沿海工业提出了以备战备荒为中心、军工建设为主体的工业化迁移工程，即三线建设。C厂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军工企业之一，是三线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过渡时期工业化到三线建设时期的个案观察，试图在历时性线索中把握C厂的时
代和社会背景，以口述史的形式折射我国工业化进程。关键词：过渡时期工业化；三线建设；口述史
过渡时期工业化与三线建设的关系研究
——口述历史叙事下1949年-1979年的C 厂
张文韬  孙　悦  常　乐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12（三）三大改造的结束与成都X厂的建立
“一化三改造”后，成都地区的工业总产值由建国初的
10832万元增长至1958年的68055万元，工业总产值较最初翻了6倍；到1958年，成都地区公有制经济占总工业产值的94.7%，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在这期间，轻重工业所占比重逐渐平衡。其中轻工业的比重由原来的85.1%降到了1958年的53.1%，而重工业的比重从原来的14.9%升至1958年的46.9%。这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向好发展，极大改变了成都地区工业落后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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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的合作化运动使得大大小小的私人小作坊汇聚成了工业合作社，“我所在的私人店铺，在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就到了成都市火车头合作社”；而政府的投资引导，则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化大型工厂的建立，“我们火车头合作社迁到驷马桥新厂房的时候下马了，隔壁有一家私人企业，华业汽车修理厂。我们制造能力比较强，工人多，像车工、钳工，各种工种都比较多，对汽车发动机的修理也较多。政府看过后就把两个厂合并起来，组成了成都X厂。组织起来后很快就生产出拖拉机来了。”因此，成都X厂的建立正是“一化三改造”的产物。
受访者也指出了合作化运动中的一些细节，“资本家”（或“小老板”）由于生产规模不大，所以他们在雇佣工人或招募学徒时，身份是老板或师傅；而他们在面对自己的生意时，身份是自己的员工。在这种因资本的积累而重视生产，且又亲身从事劳动的情况下，他们往往成为了行业内的“专家”。
工厂合并了以后，他们（华业汽车修理厂的老板）还是有事情干的。他们两弟兄，其中一个是工程师，最后都给他们安排了工作的，大概是管理方面，不是说合并了以后就不管他们了，政府这一点还是安排得当。小单位来的老板根据情况都给安排工作，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些小老板基本上都是内行，如果不是内行，做生意怎么可能做得了呢？
从成都X厂建立前后的经历中折射出它不仅仅是合作化运动的产物，在吸纳了过去旧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积极因素——“全技工人”和“小资本家”，将他们为我所用，变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当中的有力支
柱，而且为进一步工业化——三线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一化三改造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为成都这个落后的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迈出重要的第一步。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化
八大之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开展、人民公社化一系列经济建设活动。生产建设活动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导致生产过热、积累率过高，再加之农业歉收，出现了国民经济困难局面。党中央于1961年开始调整经济建设，实施“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
（一）三线建设前夕成都地区的“积累与消费”
到1960年，成都地区公有制经济占比从1958年94.7%上升至98.3%，“八字方针”实施后，又降为1963年的94.0%。在当时的情况下，追求“一大二公”的局面影响了我国计划经济调节生产的能力。从轻重工业比例来看，重工业在成都地区的工业生产总值中，从1958年的46.9%上升至1960年的57.7%，到1962年下降为42.0%。指出了发展重工业的两种情况及它们各自带来的效果：现在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快些，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重工业是我国工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但为了发展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却带来了物极必反的效果。
（二）成都X厂的“下马”
困难时期成都X厂也面临了停产的情况。在多次改建厂址及政府指导下厂内原有的工人们开始生产齿轮，使得成都X厂成为后来三线建设时期C厂的前身，并提供了一部分技术支撑。
厂当时是选在火车南站但被叫停，工厂不能离城市太近就搬迁到牧马山。在困难时期整个工程停下来了，到63年我们就做齿轮，买了一款苏联厂子的设备，生产螺伞。
在“一化三改造”结束后到三线建设的前夕，我国工业正处于曲折发展的阶段。1958年八大的召开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良好开端，但之后的现代化建设没能够一帆风顺。从我国在困难时期为保障工业化建设付出的努力，以及在1961年提出的“八字方针”来协调农、轻、重三个产业的比例和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这些都为三线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三线建设时期工业布局分析——C厂的组成
三线建设是特殊时期的历史产物。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64年8月召开会议，指出国际形势严峻存在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为加强战略准备决定逐步改变生产力布局，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地区。自1965年，东北及东南沿海的企业陆续向三线地区搬迁，首先以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为重点建设地区，后扩展到河南、湖南、湖北等省。
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四川成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形成了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在布局上则沿四川盆地边缘形成“大分散”格局。但四川地区工业基础薄弱，缺乏专业人才。在国家“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下，数百万车间技术工人、知识分子、官兵和普通劳工奔赴三线支援建设。而C厂正是1965年三线建设时期，由内迁的天津Q厂、成都X厂组合成立的合并厂，在成都X厂的原址——成都南郊牧马山扩建成立。
图1  成都拖拉机厂经历示意图
天津Q厂成立于1956年。下设内燃机一厂到内燃机十一厂，共十一个单位。此外厂内还设置汽车队、卫生站等。天津Q厂建立的基础是公私合营时期由众多做汽车零件的小作坊、小工厂合并而成，包括生产机刷和齿轮加工的机刷厂、铁工厂、水暖器制作厂等。合并后的天津Q厂不仅可以生产用于日常生活所需的零件，也为军用车辆、坦克等生产配件。1965年，Q厂整体搬迁至四川成都牧马山，与成都X厂合并，成立C厂。
poe供电M厂作为C厂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在1965年三线建设初期，由杭州齿轮箱厂一分为二内迁至四川岷江的企业，由抽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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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500多名骨干平地起家组建而成的包建厂。所谓“包建”，即指将原厂一分为二，一半内迁支援三线建设，一半留在原地生产。由于包建厂需要异地完成基建，因此享有一些国家照顾政策，如厂内职工的妻子、子女在农村即可一起内迁，并转为城市户口等。M厂以生产齿轮箱为主，属于军用产品。上世纪80年代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多数三线企业搬出大山，M厂因为生产成本过高、交通运输不畅亦搬出岷江，于1986年并入C厂。
四、结语
我国过渡时期工业化与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化具有一定的承继关系，这既是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与经济结构下的产物，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塑造了工厂内部的生产关系和微观社会形态。通过1952-1956年的三大改造，小作坊以合作化的方式改造成较有规模的大型工厂， 以此形成规模效应，这一过程实质上完成了生产关系质的飞跃，也实现了资源整合。与此同时，传统小作坊所培养的一批全技工人是此
后工业化中所需技术人才的基础。我国过渡时期的工业化发展恰恰需要这一社会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准备。
三线建设最初目的在于战备需要，在实施的同时也带来了其它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缩小了沿海与内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以四川地区为例，在三线建设过程中优先发展中等城市，如广元、绵阳、德阳、攀枝花、乐山等，这不仅对四川经济发展和城市体系的完善有着重要意义，并有助于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三线建设时期工厂选址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造成布局缺乏规划、车间彼此孤立、项目互不配套，导致经济效益低下，不利于生产合作和生活需要的弊端。这使工厂成为相对独立的微型社会，部分学者将其描述为“文化孤岛”。同时我们也需认识到：没有工业上的合作化运动，就不会有现代大工业的出现；没有农业的合作化运动，工厂也不可能出现在偏远的农村。这种相对独立的微型社会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周边的生活环境，进而催生出“厂办社会”的形态，是这一特定时期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产物，但也不得不承认随着改革开放带来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这一组织形态已然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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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需把现代农业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等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推进农村产业创新链。一是加强与高校合作，寻求科技支持。比如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具有强大的农业科研优势，挖掘农产品价值。二是聘请“土洋”专家到一线指导，提升农产品及其加工的价值。三是把高科技运用于农村三业融合发展，推动智慧农业平台建设，实现“农产品生产环节的智能化选育种、精准化种植、可视化管理，流通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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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时，利用“互联网+农业”公共服务平台，与各地合作打通产销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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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20-02-06.[2]习近平.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0-04-24.
[3]王雄.乡村振兴战略理论与实践[M].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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