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后期(1937~1949)湖北棉纺织工业的发展
民国后期(1937~1949)湖北棉纺织工业的发展
李和山;张婷
【摘 要】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初期,因沿海地区的沦陷,湖北棉纺织企业的生产一度恢复。随着日军对内陆腹地的入侵和纺织企业的内迁,湖北的棉纺织业进入了曲折发展时期。抗日战争结束后,湖北棉纺织业不仅未能得到应有的恢复,反而陷入了崩溃的境地。文章对1937年至1949年间湖北棉纺织业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与总结,分析探讨了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
【期刊名称】《服饰导刊》
【年(卷),期】2015(000)004
【总页数】全运会闭幕式日期4页(P11-14)
【关键词】建筑安全员棉纺织工业;民国后期;湖北
【作 者】李和山;张婷
【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F426.81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海纺织企业的生产被战火打断,中国棉纺织品开始紧俏,湖北各纱布企业的生产因此得以恢复,在战前陷入困顿的湖北纺织业迎来了短暂的繁荣。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开始考虑将武汉的纺织企业迁往四川、陕西等地。1937年12月29日和1938年1月2日,国民政府工矿调整委员会两次在汉召集各纺织企业负责人开会,讨论纱厂搬迁事宜。工矿调整委员会要求武汉各纱厂首批内迁的纱锭不少于5万锭,其中震寰、裕华纺织厂3万锭,申新纱厂2万锭。由于武汉处于内陆腹地,似乎离战火尚远,更主要的原因是,正值战时生产的大好时机,棉纱价格一路飙升,竟达利市10倍。因此,武汉的棉纺织企业大多对内迁抱持观望态度,以运输困难为由推诿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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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日军溯江而上,武汉形势危急,国民政府指令湖北66家纺织工厂内迁,其中较大的有纱布局、裕华、震寰、申新、泰安、沙市等6家纱厂、布厂52家,纱锭172,336枚、布机1,412台。8月,除汉口第一纱厂因外资关系未迁移外,其它各厂都开始内迁,“裕华纱厂迁至重庆,申新四厂迁至宝鸡,震寰纱厂迁至西安、重庆,官布局、官纱局迁至宝
鸡,沙市纱厂迁至重庆,52家布厂分别迁至重庆、常德、祁阳、留筑、宝鸡、陕中等地”。[1]
由于运输途中损坏,以及日军飞机的轰炸,内迁企业损失惨重。纱锭、纺机分别损失35%、66%,“其中申新四厂原有纱锭45,000余枚,于战争中损失约3万枚,其余分迁汉中、重庆、成都等地。裕华纱厂共有纱锭3万余枚,分迁成都、重庆等地。震寰纱厂原有纱锭1万余枚,迁往陕西,为西安大华纱厂租用。日商泰安纱厂有纱锭24,186枚,织机380台,也被军政部迁往重庆”。[2]
这些内迁企业,从1939年1月起陆续开工。湖北内迁企业共计开动纱锭101,176枚,布机937台,占迁出纱锭58.7%、织机66.35%。在抗战后方,原有纺织工厂2家,纺锭5万枚,加上内迁的鄂豫6厂(鄂5家、豫1家),连同自造小型手纺机,纱锭总数不足25万枚。这些内迁工厂竭尽全力迁到目的地之后,因财力耗尽而濒临破产,“震寰纱厂把迁到西安、重庆的纱锭,分别租给大华和裕华纱厂。申新四厂迁到宝鸡的1.4万锭,也租与大华纱厂。……纱布局机器与咸阳打包厂合营,组成咸阳纺织厂”。[3]据国民党经济部工矿处统计,“沙市重庆厂,资本额100万元,纱锭10,800枚;裕华重庆厂资本额600万元,纱锭27,
000枚,布机504台;大华西安、广元两厂,资本额600万元,纱锭分别为1万枚、2万6千枚,布机400台”。[4]实际上,许多机器历尽艰辛运抵后方,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工人,以及机器损坏等原因,并未开工。而国民党政府实行纱布统制政策,厂家获利不如从前丰厚,甚至陷入亏损,导致纱锭修复工作无形迟钝。表1是湖北各厂运存后方未开工的纱锭[5]:
在大后方的湖北棉纺织企业,大部分都是由裕大华集团的裕华、大华两纱厂经营的。抗战之前,裕大华集团在石家庄设立了大兴纱厂,在西安开设了大华纱厂。三厂共有纱锭85,560枚,布机1,324台,分别占全国华商纱厂纱锭2,746,392枚、布机25,503枚的3.12%、5.19%。1937年日军占领石家庄后,强占了大兴纱厂。有了覆车之鉴,裕华纱厂对内迁准备最为充分。裕华纱厂共有43,000枚纱锭、500台布机拆迁,途中遭遇轰炸或散失,运抵重庆的纱锭有4万余枚、布机300多台。裕大华集团通过兴办银行、购储黄金等手段广筹资金,不断更新和改进生产设备、生产工艺,尽力提高管理水平,培训技术力量,千方百计逃避高捐税、减轻国民党政府统制经济政策对企业的打击,在艰难的环境下保持企业生产的进行甚至获得较大幅度的增长。以1941年棉纱产量为例,“沙市渝厂2,072件,裕华渝厂16,004件,大华西安厂10,150件,咸阳工厂2,240件”。[6]宠物龙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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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25日,日军侵入武汉,汉口、武昌、汉阳先后沦陷。湖北各主要城镇和重要交通沿线地区先后沦陷,纺织工业受到严重破坏。日本侵略军对占领区内工农业进行残酷的榨取和掠夺,湖北90%的棉产区被日军占领,大量棉田荒芜,工厂机器设备被劫走,没有内迁的少数小工厂在侵略者的欺凌和汉奸、流氓的下,生产和流通陷于停滞。日本占领者企图利用湖北的人力、物力支持其侵略战争,将劫夺的纺织设备开了10家织布工厂,又强占汉口第一纱厂,采取控制生产,实行原料分配制、产品销售统制等手段,控制武汉纺织品市场。
在其他日占区,棉纺织业也急剧萎缩。据《大冶县志》记载,“民国25年(1936年),皮家大屋村兼营纺织的农民105人,民国37年只35人”。[7]阳新县本为鄂东地区的棉纺织业重镇,在日军入侵后生产受到重挫。据《阳新县志》记载,“1936年,专业织户1.1万户,从业2万余人,织布机1.4万台,年产纱1,250万斤、棉布417万匹。1937年,年产纱786万斤,棉布262万匹、染布50万匹。1938年10月,日军入侵,城内纺织厂(作坊)迁往乡间。石玉湾等处纺织户坚持开机,产品销往江西武宁、修水一带。1941年,全县仅产棉纱39.6万斤,棉布13.2万匹。1946年,全县产棉布20万匹”。[8]1939年10月,日军攻陷沔阳。《荆州府志》记载,“1937年前,年产三四百万匹。……1941年,沔阳县有织布机530
台,其中铁机110台,年产棉布11万米”。[9]宜昌棉纺织业历史悠久,在日军1940年6月占领后,从业者大都外逃,棉织业仅维持会开办贫民工厂1家,机台时开时停,纺织业频临绝境。
在国统区,手工机器棉纺织代替了动力机器棉纺织业。襄阳一带本为中国著名产棉区,手纺织业也是农村普遍副业。抗战全面爆发后,樊城、老河口、南漳、谷城等地陆续开办手工织布厂,“其中谷城县手工纺织规模最大,员工334人,每年需要棉花2万公斤,棉纱3.3万公斤。1939年,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在谷城开办”。[10]1939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在谷城县茨河开办的鄂北手工纺织训练所,是鄂北最大的手纺织工厂。1940年“开办第五战区妇女工作委员会纺织厂、枣阳县兴华纺织厂等几十家工厂。1943年,由于军民共需,刺激了民间纺织业的发展。境内生产纱布的乡镇84个,织机4万多部,年产土布171万匹,棉纱555万公斤”。[11]谷城县成为鄂北各县工业之中心,纺织工厂多半集于此处。共有纺织厂七、八处,工人四百余人。除纺织工厂外,“农民家庭使用土法纺织者为数亦多。即谷城一县,年产土布约十二万匹。土纱除可供鄂北各县纺织外,并销行巴东河南南阳一带。”[12]老河口市场周围的光化县,“战前纺户473家,战时897户,纺车897台,1941年棉纱产量31,870斤,1942年上期17,696斤”,“战前织户116家,1942年
立冬吃啥上半年,织户301家,织机304台,1941年棉布产量29,500匹,1942年上期19,370匹”。[13]
原本不产棉花、棉纺织业素不发达的恩施,在战时成为湖北省政府驻地。人口骤增,纱布供不应求。湖北省建设厅开始积极推广手纺,1939年在恩施城北三十里的红庙设立手纺人员训练所,1940年更名为湖北省建设厅手纺织工厂,“内设七七式手纺机三十台,每月可产纱1,000斤;宽铁机9台,月产布300匹左右;窄木机每月产布约250匹,全厂员工月120人”。[14]湖北省参议会长石瑛在恩施城北30余华里的乡间,创办了巴施麻棉纺织合作社,有“宽铁木机与窄布矮机共33台,铁木毯机一台”,“计有男工60人,女工20人”,“窄木机月可产窄布300匹,铁木机无出品,铁木毯机月可产1,000匹,七七改良纺机(14锭)有10台”。[15]
此时,国统区湖北民营棉纺织工厂的资本,只有50万元左右。这些工业大多数是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因为湖北在面临前线的区域内,因此“投资手工业的人,不敢冒险求其发展,所以因陋就简,不能与后方各省民营工业相提并论”,“1940年开2家,1941年4家,1942年1家”。[16]到1942年,全省生产土布3,712万米,但仍只占战前土布产量的1/7。特别是“国
民政府对纱布施行平价、限价、征购等管制政策和高税政策,使商人和农民不愿脱售,1943年花纱布管制局在随州等地只收购土布1,239万米”。[17]
抗战胜利前夕,湖北境内仅有织布厂、织产602户,织机300余台。抗战胜利后,湖北省建设厅立即派遣工作组回武汉接收日伪产业,利用所接收的12个企业的部分设备和恩施手工纺织厂的部分资金组成“湖北省汉口纺织厂”。原内迁各厂,也归来重整旧业。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整、装机,到1946年8月才先后复工,“开动纱锭共77,200枚,织机228台,纱锭运转数为战前的22%,布机为6.7%”。[18]震寰和沙市纱厂的部分设备迁回湖北,裕华和申新四厂于原地重建,“震寰纱厂于1946年迁回武汉布机200台,纱锭5,000枚。沙市纱厂迁回沙市,1946年12月安装纱锭8,400枚,次年7月开工。裕华纱厂和申新四厂在武汉重建,均于1948年开工”。[19]“到1948年底,全省纱锭数为13.93万枚,仅为1936年的4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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