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全文带拼音第３期２０２２年５月现代教育科学
Ｍｏｄｅｒ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ｏ ３
Ｍａｙ．２０２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１０
［作者简介］黄欣容（１９９７－），女，浙江温州人，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
我国近５年来高考改革研究综述：过程哲学的视角
黄欣容
（复旦大学，上海 ２
００４３３） ［摘 要］过程哲学强调事物发展的变化过程，其“强调”“表达”与“理解”的思想方式可帮助我们以动态的视角分析近５年我国的高考改革研究。从纵向视角来看，高考改革研究可分为起步阶段、过渡阶段以及蓬勃发展阶段，呈现出动态的演进式过程；从横向视角来看，根据学者的研究重点、理论
的分析深度以及实践的介入程度，将研究大致分为整体性表达、联结性表达和实践性表达３个维度。以过程哲学的视角总结现有研究，一方面需要深度性和理论性的分析；另一方面亟待长期性、持续性的跟踪，以检验改革的具体成效。
广州外贸服装批发 ［关键词］高考改革研究；过程哲学；话语表达；动态实践
［中图分类号］Ｇ５２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５８４３（２０２２）０３－０１４４－０７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９８０／ｊ ｃｎｋｉ ｘｄｊｙｋｘ ２０２２ ０３ ０２４
高考一词本身源于中国文化，以中国式选拔、吸纳人才的方式，将自身与美国ＳＡＴ、英国Ａ－ｌｅｖｅｌ等国外选拔方式区别开来。高考改革不仅是国家颁布的教育政策，也是不同阶段主体接受教育、参与评估、向上入学的连续性过程，它是一种聚焦性的话题，牵涉到政府、学校、师生乃至各自的家庭利益，甚至关乎面对社会风险和变革时的决断力和执行力。
高考改革研究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方性。笔者以“高考改革”为“篇名”检索ＣＮＫＩ上近５年来的相关论文，其中模糊匹配１８９５条结果，精确匹配１
８９３条结果。两条数据总量相差无几，高考改革研究始终呈现聚焦化和专门化的特征。中国高考改革的研究热度大约持平，其中２０１５年刊发２７５篇、２０１６年刊发２５２篇、２０１７年刊发
岳飞满江红诗词全文２９９篇、２０１８年刊发３８４篇、２０１９年刊发４０３篇，２０１５年到２０１９年间刊发数量呈现上升的趋势，２０１９年研究文献数量最多，而到２０２０年相关文献数量则回落到２８０篇。数据仅仅只能代表抽象的表面，信息也仅仅局限于细小的
变化。从数量上的起伏到研究话题和视角的多元，可见高考改革相关研究是一个复杂渐进的过程。
怀特海在《思想方式》中提出了３
种思想与形成经验的模式：强调、表达、理解［１］
。其中，“强调”是生
成、获取经验；“表达”是积累、保存经验；“理解”赋
予经验以意义［２］。高考改革从现实层面的实践中来，
正是经过了生成、获取经验的“强调”过程，再以书写的方式积累和保存经验———形成“表达”。由于地点、时间、实践的不同，学者对高考改革的内容具有独特性、个体化的理解，这也说明了为何年年都有“高考改革”研究之热。
一、纵向视角：近５年来高考改革研究的发展阶段
纵览新中国高考史，其变革主要包括组织管理、
考试科目、招生类别、录取方式等各个方面［３］。本文
研究近５年内的文献，不可避免地关注“新高考改革”这一话题。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提到，上海市、浙江省分别出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４］，这实际是上拉开了新高考改革的序幕。从近５年的文献来看，则呈现出动态式、演进式的研究特征———改革试点的推进、理论、政策与实践相互交错，正带来了对高考改革的“井喷式”研究。
（一）起步阶段（２０１５年）
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之后，浙江省和上海市分别出台方案，明确了“３＋Ｘ”的新高考模式，即语文、数学、外语为三门必考科目，另外三门考试科目则从七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或者六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中由考生自行选择。
政策从出台到落地之间相隔的时间差为新一轮高考改革留出了摸索、起步的时间余地。２０１５年有关“高考改革”的研究文献总共有２７５篇，其内容是对新一轮高考改革政策的分析和后续性的预测，
主要包括高考改革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影响、高考选考科目与学生生涯教育、高考试点两地（浙江、上海）的调研。新高考改革研究初步兴起，大部分学者对其仍然抱着期待、观望的态度，也希望从更多实地调研中获取政策落地之后的改革成效。
（二）过渡阶段（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到２０１７年这段过渡时期出现两个新旧交替的现象：一方面，浙江和上海改革后的第一批高三学生将参加高考；另一方面，２０１７年第二批新高考改革将在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全面推进。新高考改革在实践的浪潮中逐渐获得体性的认同，初步适应了社会和学校的发展要求。
伴随着试点改革的深入、学校实际新问题和新矛盾的出现，研究的内涵和层次也更加丰富多样。其主要内容包括实际应对模式（走班制、选科策略、班主任制度等）、学科的“遇冷”现象、高考本体的困境和价值等，也出现了大量地方性的实践研究。可以说该时期充分兼顾了理论思辨与落地实践两方面的分析，注重将研究层次和深度推向更进一步。学者也开始初步关注政策落地之后产生的一系列现象和矛盾，并尝试加以分析。
（三）蓬勃发展阶段（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８年，教育部办公厅《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试行）》对高校专业选考科
目要求做出了明确规定［５］。这一方面架设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相互衔接的桥梁；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对高校主体专业设置上的关注。同时，增设江苏、福建、辽宁、广东、湖南、湖北、河北、重庆８个地区的试点，改革的成效也会由于管理、本土文化、学校环境的不同而迥异。由于疫情的影响，２０２０年全国高考时间推迟至七月，这使得研究的整个进程也相对落后，文献数量远少于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
高考改革的研究在前期的基础之上又迈向更高的深度和广度。学者们不但反复地摸索高考在时代潮流中的价值定位和未来走向，进一步探究新高考试点地区的现实情况，而且还生发出了更多跨学科、跨视角的研究新思路，如督导评估体系、社会信息支持、媒介话语权等。通过研究推进了高考改革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而问题的出现又会促进更多的反思和批判性研究，这种既“破”又“立”的过程，正是不断地把研究推向体系化、专门化的过程。
从起步阶段到过渡阶段，再到后期井喷式的蓬勃发展阶段，“高考改革”不仅是静止的政策文本，还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动词，它的各方面都需要面向基础教育的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则关注到了这种动态的演进过程，他认为一切存在都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永不停息的发展和变化过程当中，这种“过程性”就是事物最根本的状态。
二、横向视角：高考改革研究的话语表达
笔者从学者的研究重点、理论的分析深度以及实践的介入程度，将近５年高考改革的研究分为３种表达：整体性表达、联结性表达、实践性表达。
（一）整体性表达———关照本身
整体性表达是指以“高考改革”作为本体，对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运行逻辑、结构体系、价值取向等方面所进行主观性、思辨性的分析，它也包括了对高考改革功能的前瞻性预期、改革困境的合理化描述等。这种明确事物“是何”“为何”“如何”的逻辑假设对落地的实践研究起着先导作用。整体性的表达可以分为“内在思考”和“外在驱动”两个方面。
１．内在思考。对高考改革的内在思考主要集中于高考改革自身的内涵、意义、定位、结构等，主要呈现出学者对这一客体的差异性、多元化的理解。从高考改革的定位和分类上，余澄、王后雄阐述了新高考“从一到多”的功能导向，他们还基于历史脉络将高考改革分为高校招生、考试选拔、公平保障、风险管理以及方案性质５个方面的分类视角［６］，这实际上为高考四十多年的历史定位作了综合性、体系性的阐述，
明确了高考改革在岁月辗转中坚守的原则和底线。
大部分学者还阐述了高考改革在新背景下的价值取向。一方面，是对价值取向的发展性阐述，如钟秉
林和王新凤基于４０年高考招生的政策文本，总结出高考改革具有渐进性和连续性的特点，呈现出注重科学性、自主性、选择性和公平性的基本价值取向［７］。莫莉认为改革中将必修与选修分层、分类，成为课改新常态，高考选拔方式、考试科目、评价方式等价值取向将发生变化［８］。另一方面，学者则谈到了不同价值取向的取舍。边新灿谈到高考改革“公平选才”和“科学选才”价值取向的矛盾和统一，采用何种分配教育机会的标准是两种价值取向的分歧点［９］。高考改革必然会由于时间、地点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不断变革和发展自身的价值取向。总体而言，这种价值取向由单一走向多元、从固定走向灵活，判断标准的不同使得采用何种取向成为当下决策者和教育者共同探讨的话题。
２．外在驱动。相对于内在思考的预设，对高考改革的外在研究和预测则更受到学者的青睐。这一方面是学者关注到了高考改革在整个社会中的功能性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高考改革本身就充满实践性和策略性———它不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文本，它需要立即付诸行动。因此，学者更倾向于阐述改革与社会、教育的关系，从中获得高考改革本身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勾画未来蓝图与发展路径。
首先是关于高考改革的问题和困境研究。无论对高考改革的概念和结构界定得如何完备，政策预估有多么全面和完美，一旦投入社会，总会产生各种难以预测的问题，现实需要与政策标准之间的张力也就得以凸显。赵静宇等学者系统性地分析了高考改革中基础教育公平的问题、基础教育与高考衔接的问题、学业水平考试功能定位的问题、命题新理念落实的问题、评分质量提升的问题［１０］，这实际上是从宏观到微观的全局性把握。郑若玲以高考与社会的关系为基点，认为社会功能凌驾于教育功
能之上，高考的本质功能未达到完全的发挥［１１］。张济洲和黄书光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高考改革的“阶层之困”，社会阶层隐蔽的再生产使得高考的公平和价值取舍再次成为难题［１２］。这种改变容易遭遇文化惯习的阻滞。研究认为困境主要集中于两个层次：一是高考与社会的关系，从中能够牵涉到高考科学与公平、社会资本影响等问题；二是高考与普通高中的关系，从中能够牵涉到育人模式、人员分配、学生抉择等问题。
其次是对高考改革去向和路径的预测和期待。对高考改革问题的探索就如同连续到靶点，一次次地树立靶心，而能否真正“击中要点”则关系到一系列的路径规划和现实选择。李宝庆从伦理意义出发，认为需要改革决策者的文化批判与责任伦理建构、树立高考改革意识与坚定价值取向，同时辅以价值伦理与社会伦理为两翼［１３］，充分强调了社会道德在改革背后的有力支持作用。邵光华等学者从改革政策本身出发对选考制度做出了相应的预判，例如将物理科目作为“特殊”科目对待、英语只给等级不给评分等［１４］，为新高考的未来走向提出了建议。
（二）联结性表达———联动体系
怀特海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内在相关的。现实事物的共同体是一个机体，一个机体就是一种关联。实际存在物由于彼此摄入而互相关涉，这种共在事实就叫“联结”［１５］。所谓联结性表达，是将高考改革置于更加广阔的场域之内，探求其运行、变化过程中牵涉到的一系列内外因素，并分析其与“他者”机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和模式。联结性表达可以分为“国际视野”“学段影响”“社会功能”３个方面。
１．国际视野。虽然高考改革是扎根中国本土的过程，但国外招生制度的研究能够为其提供理念、实施乃至评价上的支持和启迪，这就将高考改革这一机体放在全球教育范围内，以国别为判断标准进行比较性、对比性的研究，对高考改革的理解也将处于不断拓宽视野和边际的过程中。
美国学者大多关注到其招考制度的多样化特征。例如“免试入学”政策为我国高考发挥良性教育与社会功能提供了借鉴［１６］。美国多元化的评价体制对我国评价录取标准、评价主体乃至监督机制的变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１７］。在英国方面，有微观上对科目自选支持体系的研究［１８］，也有宏观上对英国招考从“线性制度”到“模块化”变革的概述［１９］。有学者则认为，日本多元化的入学体系使得招考选拔性功能丧失和考生学力下降［２０］。发达国家的高考制度主要呈现出多元化和自主化的特征。但任何一项制度设计都不可避免地拥有局限，相对“民主”的招生制度下是选拔标准的模糊乃至对学生学力的忽视。对于中国高考改革而言，如何在国内外联动中把握自身的独特性和适应性则是至关重要的议题。
２．学段影响。高考制度一端连接高中教育乃至初中、小学的基础教育，另一端则连接着层次迥异的各类高校并源源不断地提供人才资源。制度的变迁不仅牵动高考本身，也将重新规塑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现实定位。
在中学教育阶段，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高考改革
后中学教育的困境、影响和变革。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多元选拔格局实际上推进高中多元育人模式的形成［２１］；另一方面，高考改革带来了遵循惯习、功利取向、管理薄弱、评价浮躁等教学的困境［２２］，高考新政与当下学校育人模式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问题。高中学校和教师不仅要否认已经适应的育人模式，还要重新建构与高考目标相一致的育人模式［２３］。学者们都谈到高考改革选择性、自主性的理念对中学教育尤其是课程与教学上的冲击，整体的变化基调是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应试走向素质评估。在高等教育阶段，高考改革牵扯到了高校招生、生源素质、学科发展等方面。边新灿认为，高校能够录取到知识结构符合要求、专业思想巩固的学生［２４］。袁旦等人发现新高考改革政策感知对大学生专业承诺、专业决策自我效能、学习动机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２５］。可见，高考改革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围绕着“专业”这一关键词，衍生出“专业科目选择”“专业知识”“专业承诺”等一系列的话题。
３．社会功能。高考制度承载着维护社会公平竞争、促进社会代际流动的重要功能［２６］。高考是社会政策的一部分，也是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流动的助推器。因此，不可忽视高考改革在社会联动中发挥的平衡、整合乃至优化功能。目前研究聚焦改革下的升学选择与信息博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升学机会、市场升学咨询、学校升学指导等［２７］。也有学者另辟蹊径，基于文本分析高考改革利益相关者的媒介话语权分配问题，呼吁促进媒体层面新高考改革媒介话语权的赋权增能［２８］。这实际上是从微观政治的视角来探索高考改革的权力分配和社会秩序问题。
（三）实践性表达———现实经验
高考改革的本体性研究如同完美无缺的框架，落地改革只要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就能够达成预期的目标。现实是，高考改革总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困惑和矛盾，实践中的误区正是研究的价值性和可贵性所在。正如怀特海认为，“恰当的检验不是最终的检验，而是过程的检验”［２９］。有了丰富的改革实践经验，人们对高考制度就能够具有更加透彻和明晰的理解，研究才不至于流于表面、抽象的系统架构，才能更加经得起时间和现实的检验。实践性表达主要分为“地方转型”“现实策略”以及“学科态度”３个方面。
１．地方转型。第一批高考改革在没有经验背景之下勇敢踏入深水区、试验田，承担着来自社会、学校乃至家庭各方的压力。学者们关注到了两地的改革实况，采用实地调研（问卷搜集、访谈等）的方式获取第一手的信息。文东茅等学者基于浙江高考改革试点的调查认为，浙江省考试招生体系还需要长期、持续的建设过程［３０］。周彬基于上海和浙江高考试点的实践研究，指出了两地高中以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为宗旨，在育人模式、育人方向、学科建设以及学校管理上的多元转型［３１］。
星星都亮了２．现实策略。高考理念和模式的转向使得现实情境不得不在学校制度、课程教学、育人价值等方面进行开放性的尝试和探索，而这种“摸索”的经验正是生成实践性表达的宝贵源泉。
走班制是高考自由选科政策下的产物，它已经成为当下研究的一大热点。大体来说，学者们遵循了“现
象—策略”的阐述思路。首先是对走班制产生的问题进行分析。例如认识上的误区、师生价值观的混乱、管理上的困难、同伴体的松散、文化上的阻力、德育上的困境等［３２］［３３］。问题的层次可以分为文化道德与实践困难两个方面。其次是对走班制的建议和策略分析。学者主要围绕不同的教育主体和角叙述，比如：学校建立管理和监督机制；教师主动提升专业知识和技能；学生树立学习信心，参与深度学习；公众消解文化障碍，形成价值认同；等等。另外，走班制的出现必然会带动班主任制度的变革，裴娜提出语数外固定班集体的学校可采用班主任和年级辅导制，而对于这三门也走班的学校，可采取辅导教师制［３４］。高中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也被纳入研究的视野。自由选科对学生的未来生涯规划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陈宛玉等人认为，生涯教育是新高考改革制度下学校的必然选择，其内容主要包括培养生涯规划意识、加深学生自我认知、协助探索专业职业、指导生涯决策和管理等［３５］。刘静认为，结合生涯教育需要着眼于学生当下的特殊需求，也要面向未来培养重要品格［３６］。相比较陈宛玉的研究，刘静对生涯教育的思考更加细致而深入，她不仅阐述了生涯教育的内容和旨归，也结合大量多地的现实经验，在生涯教育的实施路径上做出了顶层设计。
３．学科态度。自由选科带来的另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学生如何选、依据什么标准选。改革政策的原意是让学生能够充分发展个性和自我兴趣，给予学生更多发挥的空间。然而政策落地到具体的个人时，则又将从不同的情境中延伸出各种思虑。学者们发现学生选科过程中存在着共性的问题：第一，选择的结果受学生个人背景（如性别、生源地、兴趣、成绩）、科目性质（文理分科）、高校专业、他人
压力等多方面的影响［３７］［３８］［３９］；第二，学生无法真正实现完全的“自主”选科，选科过程呈现功利性、策略性取向，“田忌赛马”“趋避冲突”现
象频现［４０］［４１］。遗憾的是，众多学者仅仅是针对现象提出了一些对策，而对“功利性选科”现象背后深层次、复杂性的原因并没有加以进一步的说明。
选科的功利性取舍也将改变学生对不同科目的态度。有学者注意到了高考学科的“遇冷现象”，例如政治、物理科目遇冷的困境［４２］［４３］。事实上，学科的遇冷和学生的现实情境、科目的赋分机制、同辈的竞争压力等因素息息相关，这是一个关联性的问题。选科不是一种天然赋予的想象，而是诸多利益的博弈场。不同学生在不同阶段都有最迫切的需求，无论是跟从、追逐，还是犹豫、摒弃，都是每一个个体活生生的动态机制。
三、近５年来高考改革研究的总结
首先，需要深层次剖析改革现象背后的原因，增强理论厚度。从过程哲学的视角看，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现实体（ａｃｔｕａｌｅｎｔｉｔｙ）是“世界籍以构成的终极的现实事物”［４４］。高考改革作为一种现实意义上的机体，其内部有多重复杂因素，这是整体性表达的前提，同时它与世界其他“机体”也在互相联动、不可分割。因此，高考改革现象的背后遵循现实社会复杂的运行规律，很难用三言两句的结论简单概括。无论是整体性表达，还是联结性表达或实践性表达，现有研究不但很少
依据已有的理论假设进行阐述，也没有形成一套逻辑自洽的体系。比如，学者谈到“功利性选科”的现象时，很少说明背后深层次、体制性、心理特征的原因，以及各种现象的理论源头究竟在何处。寥寥几篇文章如鲍威的“阶层壁垒下的升学信息”、李宝庆的“改革困境与出路”，分别结合社会学和伦理学理论，使得整体内容更能够体现高考改革的有机性和联动性。
其次，关于长期性、跟踪性、检验改革成效的研究仍然是尚未深入开拓的领域。过程哲学指出有机体的根本特征是活动，其本身就是持续创造、实践并不断赋予全新意义的过程［４５］。高考是联结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一座桥梁，其改革和研究受制于整个教育阶段受教育者的“当时当下”。一方面，目前的研究对象大部分是高中教育阶段的学生，对高中以下阶段的基础教育研究还比较缺乏；另一方面，对高考改革的长线性追踪研究，如改革以后的相关成效（新高考的高中生进入大学后的适应性、学习成效和表现等）则还未受到足够重视。因此，研究者们需要进一步延长研究周期，放远研究视野，以增强研究的代表性和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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