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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进行曲》：从抗战最强音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刘小兰
杨幂和胡歌《义勇军进行曲》，从1935年5月问世，开始在海内外广泛传播，到被确定为代国歌、入宪、立法，直到今天走过了86年的历程。《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传播的历史，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顾这一历程，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最初是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曲。电影《风云儿女》公映于1935年5月，由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电通影片公司成立于1934年，虽然存续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背景很不一般，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领导和筹划下建立的进步影片拍摄基地，共拍摄
了四部电影：《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风云儿女》以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主题，讲述了流亡到上海的青年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中断然奔向东北地区，勇敢地走向抗日前线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的故事。播音主持艺考要求
当时电影《风云儿女》马上就要上映了，但主题曲还没录好。电影公司没有自己的歌队，也没钱请专业的演唱队，就临时在厂里了几位工作人员一起参加录音。首版《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由当年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参加录制的有司徒慧敏（录音师）、施超（演员）、郑君里（导演）、顾梦鹤（本片演员）、盛家伦（作曲家）、金山（演员）、袁牧之（本片主演）
，由于司徒慧敏、郑君里、顾梦鹤是广东人，所以我们现在在电影或是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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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里还能依稀地听到里面夹杂着广东的 口音。
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首映。从电影上映第一天起，就场场爆满，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更是进一步激发了各界民众的爱国热情，开始大范围传唱，一时出现了哪里有电影放映，哪里就有歌声的盛况。
《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田汉与聂耳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现代音乐史和电影史上的一对“黄金搭档”。两人不但是忘年交，而且有着非常深厚的革命友谊，田汉是聂耳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也是他的老师和伯乐。田汉先介绍聂耳加入左翼剧联的音乐小组，1933年，又介绍聂耳入党，从此开始了两人在电影、话剧、歌剧等方面的合
作。田汉与聂耳最后的合作、也是最伟大的合作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1934年八九月份，电通影片公司，约田汉写电影《风云儿女》的剧本，田汉
把剧本大纲写完了之后，又写了一个主题曲。1935年2月，田汉等左翼人士相继被捕，这个时候电影《风云儿女》的台本
还没来得及完成，后续工作交给了夏衍。
电影《风云儿女》海报
田汉
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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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田汉的合作伙伴和信任的朋友，聂耳不顾个人安危，向夏衍主动请缨：“作曲的任务交给我吧，我想如果田先生在，也会同意由我谱曲的。”
聂耳最初在租住的霞飞路，也就是今天的淮海中路1258号3楼进行创作。他对导演许幸之讲述过这段经历：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可不答应，以为我发了疯，跑到楼上来大骂我一顿。后来聂耳经常去司徒慧敏家里谱曲。据司徒慧敏的女儿司徒恩湄回忆，她的奶奶，也就是司徒慧敏的母亲，是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的第一个听众。每一次谱曲聂耳老是从头开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他唱得多了，司徒慧敏的母亲听得多了，叫聂耳就不叫聂耳了，叫“起来”，说“起来”来了。司徒慧敏的母亲不识字，但是每次聂耳作曲她就坐在旁边，聂耳唱她也跟着唱，还感叹说：“是啊，我也是个不愿做奴隶的人呐。”
就在《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初步完成的时候，聂耳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组织上送他出国留学，准备由日本转道到苏联学习音乐。1935年4月，聂耳乘船离开上海，抵达日本后又对《义勇军进行曲》修改，最终把谱好曲的作品寄回国内。
1935年5月，电影《风云儿女》公映，当千百万的观众在电影里听到《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田汉
和聂耳都没听到，田汉在监狱里，聂耳当时在日本。当年7
会计记帐月，聂耳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被海浪夺去了生命，年仅23岁。
抗战最强音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义勇军进行曲》不仅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民族战歌，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国际 战歌。
1932年，日本人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黄浦江畔，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激起了上海人民的义愤，上海成为当时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随着电影《风云儿女》公映，《义勇军进行曲》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武器。
在《义勇军进行曲》的传播中，任光和刘良模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参加新四军的任光，当时是上海著名作曲家，其代表作有《渔光曲》《打回老家去》等，他也是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的成员，并兼任旧中国最大的唱片经营和制造企
业——百代唱片公司的音乐部主任。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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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一时间灌制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为这首歌曲的广泛传播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刘良模，著名社会活动家，也是一名爱国志士。1934年冬天，他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发起成立了第一
个民众歌咏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发行后，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要曲目。刘良模不仅在上海的广播电台里教唱《义勇军进行曲》，还到北平、天津、广州、厦门、香港去教唱这首歌曲，组织大型歌咏表演。
在当时各种众集会和歌咏活动中，《义勇军进行曲》是必唱曲目，而且往往是压轴曲目。中国餐饮业
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知名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建立
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对此国民党竟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位救国会的领导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1937年7月，国民党被迫释放了这七位爱国人士。得知这一消息，大批众前往迎接，在监狱门口，“七君子”与众共同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可见当时这首歌曲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在后来救国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中，被沈钧儒等称为“救国会的拉拉队长”的刘良模都带头唱《义勇军进 行曲》。
1936年6月，张学良在陕西办了一个军官训练班，有一天晚上，他到学员的窑洞里面去，听到外面有人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张学良问大家，你们知道《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谁写的，大家都回答不上来，张学良说写歌词的人叫田汉，是爱国文人，这首歌其实是为我们东北人写的，我们要唱着这首歌打回老家去。
1938年，丰子恺在《谈抗战歌曲》中这样写道：抗战以来，文艺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都会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段话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80多年前那段令人难忘的音乐历史，再现了当时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深入人心、广泛流传的动人 情景。
当年，
《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在国内
刘良模
传唱，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号角，在世界范围内唱响。最早把它介绍到国外的还是任光，后来刘良模又把它介绍到 美国。
1937年，任光首先把这首歌带到法国；1938年他到了东南亚，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他又把这首歌曲带到那里的华人当中去。在马来西亚有一个抗日根据地，他们曾经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作了更改，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更改成“马来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他们的游击队队歌进行广泛 传唱。
1940年春，刘良模赴美留学，把《义勇军进行曲》带到了大洋彼岸，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听到后非常喜欢，不仅学会了中文版本，还把它翻译成了英文，为了方便记忆，他把歌名改为“起来”。1940年夏天，在纽约罗易桑露天剧场有7000人参加的音乐会上，保罗·罗伯逊首次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保罗说：“我要唱一首中国人民的战歌，我要用歌声向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致
意！”1941年，保罗·罗伯逊在费城灌制了第一张中文专辑唱片《起来》，当时身在美国的宋庆龄为唱片写了英文序言，她说：中国已经从新的众传唱运动中，发现了反抗敌人的力量源泉。
二战期间，英国、美国、苏联、印度等国的国家广播电台经常播放《义勇军进行曲》，有的国家还用它来做华语广播的开始曲。后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音乐在联合国胜利之日演奏。
1949年4月，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得知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都要奏、唱本国国歌。我国代表团有些为难，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没有代表新中国的国歌，于是，大家在一起研究，决定唱《义勇军进行曲》。
可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义勇军进行曲》就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被确立为代国歌
1949年7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新政协筹备会正式发出由周恩来签发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1949年7月15日起，《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刊登了征集启事。仅仅一个多月，收到应征国歌632件，词、谱694首。
经过几轮筛选评审，大家都感到应征保罗·罗伯逊在演唱《义勇军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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