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曹注研究
总第27期General No.27
《孙子》曹注研究
梁 舟 熊剑平
摘 要：因为对前人注释《孙子》时的“烦富”和“失其旨要”不满，曹操决定以“略解”的方式对其重新进行注释，却也因此而引起若干悬案。曹操注释《孙子》，具有简略、切于实用、方式多样等特点，受到了普遍欢迎和广泛重视，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于《孙子》的流传和推广等，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当然，曹注也存在若干缺陷，比如言之过简、错注等，需要我们认真加以鉴别。
关键词：曹操 注释 《孙子》  特点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2095-9176（2020）03-0022-010
汉代末年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因为不满前人注释《孙子》时的“烦富”和“失其旨要”［1］，遂决定亲自为《孙子》另外作出一种注解，号为“略解”。他的这个行为，一度引起若干悬案，随着一些文献的
出土才渐渐揭开谜底。他的这个注本则流传至今，一题《魏武帝注孙子》，一题《孙子略解》［2］，具有重要的文献学等价值，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对《孙子》这部古代兵书的流传和推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今仍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孙子》的重要参考书。
一、曹操注释《孙子》的缘起及若干悬案
曹操在给《孙子》作注时，同时留下了一篇小序。在这篇简短的序言中，曹操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而（耳）。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曹操注释《孙子》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出于对这部兵书的喜爱和赞赏，第二则是因为对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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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05-01开斋节的风俗有什么
作者简介：梁舟，女，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熊剑平，历史学博士，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孙子〉新研
究：以银雀山竹简为中心》”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17FZS066。项目负责人：
熊剑平。
往《孙子》的注释文字不满，认为它们都是文字烦富不得要领。因此，他决定以“略解”的方式对《孙子》重新作注释。
曹操注释《孙子》，使得一部著名的兵书和一位著名的军事家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但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若干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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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悬案，曹操有无删减《孙子》篇目之事？新电脑如何分区
对此，在笔者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认为，《孙子》在有汉一代基本是以十三篇的面目在流传。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曾经两次提到“十三扁（篇）”［4］，可知汉朝初年《孙子》的篇目数为“十三”。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曾两次提到“十三”这个篇目数。而且，1978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汉代木简中，有一枚竹简赫然写有：“孙子曰：夫《十三篇》……”［5］.这告诉我们，在西汉末期，“十三篇”当为《孙子》非常确定的篇目数。如此看来，《汉志·兵书略》中所著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应该是另外一部书。而《孙子》在《汉书·艺文志》应当另有著录。至于著录何处，笔者认为，应该是在《汉志·诸子略》，是“《孙子》十六篇”。 至于“十三”与“十六”之间的数目差异，很有可能是误书所致。［6］到了东汉时期，《孙子》篇目数应该仍然未发生变化。当时的学者高诱在注解《吕氏春秋·上德篇》时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孙武也，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7］这说明，
当时所流传的《孙子》和今本，在篇
数和字数上大致吻合。尤其重要的证据是，曹操在他的《自序》中，并没有为我们介绍他如何删减篇目之事。令曹操发出感慨的，只是那些“训说”《孙子》的文辞“烦富”和“失其旨要”。曹操没有批评《孙子》本身的文辞 “烦富”。他手里的本子，和同时期高诱所持之本，应该没多大差别。曹操对《孙子》的赞许如此之高，如果对其有删减之功，他不大可能对此只字不提。而且，假如果真是《孙子》原文烦富如八十二篇，曹操就一定不会对其发出“孙武所著深矣”［8］之类的赞叹。曹操为 《孙子》作 “略解” 的这种举动，之所以不幸被不少人误认为曾有过删减篇目之事，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曹操的《自序》解读得不够细致，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受到了《汉志·兵书略》所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的干扰。曹操是一位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行事著文都极有主见，如果删减篇目之说成立，经他删减之后的十三篇还是不是先秦时那十三篇，我们不免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故此，我们认为，曹操不应该会有删减《孙子》篇目之事发生。
第二个悬案，曹操是不是注释《孙子》的第一人？
答案应该同样是否定的。
清代学者孙星衍在校订《孙子十家注》时曾写下这样一段话：“秦汉已来，用兵皆用其法，而或秘传其书，不肯注以传世。魏武始为之注，云‘撰为略解’……”［9］孙星衍将曹操当成第一个为《孙子》作注音乐俄罗斯
的人，而且他的这一说法影响很大，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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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很多追随者。［10］但是，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尤其值得商榷。从曹操所留下的“序言”中，我们可以得知，在曹操之前就应该产生了一些比较“烦富”的注释《孙子》的文字。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座西汉古墓中，在《孙子十三篇》等兵书出土的同时，还出土了《四变》和《吴问》等不见于现存史籍的一些重要佚文。这些佚文体例不一，显示出很明显成于众手的特点，但其性质几乎都可断定为注释《孙子》的文字。［11］詹立波曾经撰文指出，《四变》那一部分文字，是在解释《孙子》的《九变篇》；《黄帝伐赤帝》那一部分，有一些文字是在解释《孙子·行军篇》中的“黄帝之所以胜赤帝也”［12］。简文《四变》是最明显的注释体例的文字，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它是对《孙子·九变篇》中的部分文字所作出的解释。由于有《四变》这些文字存在，我们认为，《孙子》注释年代的开启，要远比我们想象的早，所以曹操并不是注释《孙子》的第一人。［13］第三个悬案，曹操有没有见到银雀山竹简这批注释《孙子》的文字？
在笔者看来，相对前面两个悬案来说，这似乎才是一个真正难以解开的历史悬案，至少目前无法解开谜底。
曹操用“略解”来为自己的著作命名，所针对的就是那些“烦富的训说”。曹操一定是见过了这些“烦富的训说”，才会发出“失其旨要”之类的批评声音。但是，曹操所指称的“烦富的训说”究竟是哪些，他在《自序》中并没有明确说
明。除了曹操之外，汉代有没有其他人曾经对《孙子》作过注释，我们也无从知晓。由于时代久远，即便曾经有过注释文字产生，可能也是因为“烦富”和“失其旨要”等原因而逐渐散佚。曹操有没有读过银雀山竹简这批注释体文字，我们暂时不到答案。郑良树曾对曹注和《四变》进行过一番比较研究，发现二者注释《孙子》的方式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他得出的研究结论是：曹操“似乎没有读过《四变》这篇文章”［14］。愚见以为，郑良树所做的这种比较，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但其推测之论则颇嫌大胆。从曹操《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注解《孙子》之时，所抱定的主意，正是要与前贤决裂，与那些烦富的训说告别。那么，他所作的注释怎么可能会与《四变》这样的注释文字到共同点呢？既然如此，说曹操没有读过《四变》这样的文字，证据就稍嫌不足。
二、曹注《孙子》的主要特点
曹操认为别人的注释都“失其旨要”，于是决心与前贤决裂，一举抛弃前人烦富而又不得要领的注释风格。所以，曹操相关《孙子》的注释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下面尝试进行一些总结。
曹注的第一个特点便是语言简略、要言不烦。
前面说过，曹操因为不满前人注释《孙子》时的“烦富”和“失其旨要”，因而决意以“略解”的方式为其重新作一次注释，
故此，“简略”便成为曹注第一个同时也是最为鲜明的特点。曹操注释《孙子》的文辞，基本是从简从短，惜墨如金，绝不作无谓的长篇大论。正是本着这种简略的原则，曹操的注语有时甚至简短到一两个字。比如《谋攻篇》有一句：“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该句中的“引”字，在理解上是有一定难度的。对此，曹操所作出的解释是：“引，夺也。”在这里，曹操只是用了区区一个“夺”字，就对一个难解之句作出了非常简明的解释，为我们解读《孙子》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再比如《谋攻篇》中的另外一句“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句中“伐交”一词，曹操所作出的注语为：“交，将合也。”在这条注语中，曹操也只是用了两个字，外加一个虚词“也”字。这同样是一条非常简略的注语。当然，如果我们翻开曹注本就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简略的注解文字俯拾皆是。故此，曹操将自己的注解之作命名为“略解”是非常恰当的。十一家注中，包括历代为数众多的《孙子》注释家，能够将注语做到像曹操这样简短的，似乎再不到第二家了。当然，曹操的注语虽然简略，但多能切合孙子本旨。后人注释虽然详细，但仍有背离孙子原意的。比如，对于“伐交”一词，李筌、杜牧等人的注语越来越烦富，却似乎离孙子本旨越来越远。众多注家多把“伐交”解释为“外交战”，这其实是望文生义。“交”的本义，应该是“两军对峙示威”［15］。对照其他注家，曹注多少能给我们一种“大音希声”的感觉。
当与银雀山竹简这些注释文字进行比较之后，曹注的这个简略的特点更是彰显无疑。《四变》这篇注释体文字，很可能不是一个足本［16］，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看出，它是在对《九变篇》中的文字进行逐句的解释。在显示出兵学造诣相当水准的同时，也在篇幅和文字上初步显出“烦富”的特征。而《黄帝伐赤帝》是对《孙子·行军篇》中“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一句所作出的解释。这篇简文长达数百字，而且显出一副活脱脱的兵阴阳家的面貌，与主张“不可取于鬼神”和“必取于人”（《孙子·用间篇》）的孙子是背道而驰的，这应该是既“烦富”，同时又“失其旨要”了。可以说，看到了这种烦富的注释体文字之后，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曹注“简略”的特点，同时也更能体会到曹操当初作注时所费的心血，深切感受到曹操一切从简的初衷。
曹注的第二个特点是注重实用、平易质朴。
曹操是一个在乱世之中崛起的豪杰之士，有着多年领兵作战的经历，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际作战经验。因为这个缘故，曹操越发体会到《孙子十三篇》的用兵艺术，进而发出“孙武所著深矣”之类的赞叹。孙子之学本为实用之学，是在实战中总结出来，又可付诸战争实践进行检验的具有操作意义的学问。作为一位军事家，曹操对于这一点当然有着深切的体会。由于这个缘故，曹操应当算是孙子的一位隔世知音。曹操深知，烦富的注语无益于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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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可称一代文豪的大文学家曹操，并不打算在注解《孙子》之时炫耀文采，无意将注释文字变得玄虚费解，而是力求简明质朴。可以说，曹注得以广泛长久流传，除了自身文辞优美和据其多年御军经验，“对十三篇多有发挥”［17］等因素之外，“简明质切”也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因为注重实用，曹注自觉地与荒诞不经的兵阴阳划清界限。《孙子十三篇》本是抱定主意“必取于人”（《孙子·用间篇》），与“假鬼神以为助”的兵阴阳无涉。但是，孙子后学还是多少受到了时风浸染，逐渐有了兵阴阳的窜入，于是就有了类似银雀山简文《黄帝伐赤帝》这样荒诞不经的注解文字出现。
曹操在注释《孙子》时，是自觉与兵阴阳家的理论划清界限的。在曹注中，我们同样看不到任何荒诞不经的东西。如果对比李筌的注解，我们可以更加明显地体会到这个特点。而这种“必取于人”的精神，显然也是能与孙子求得相通。所以，难怪曹操能获得诸葛亮的“其用兵也，仿佛孙吴”［18］之类的评语。可以说，这与曹操一贯重视“博览书、特好兵法”［19］以及精心研读《孙子》，有着密切的关联。
曹注的第三个特点是方式多样、不拘一格。
在摒弃玄妙的说理文字的同时，曹注中引入了一些本人御军作战的实际战例，而且言辞简略，同样起到了很好的注解作用。比如《谋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曹注曰：“以十敌一则围之。是将
智勇等而兵利钝均也。若主弱客强，不用十也。操所以倍兵围下邳生擒吕布也。”这则注语中，曹操用“擒吕布”这个亲身经历的战例，很好地解释了“十则围之”这一战法。再如《九变篇》中有“城有所不攻”一句，对此，曹注曰：“城小而固，粮饶，不可攻也。操所以置华费而深入徐州，得十四县也。”在展示自己统一北方的功业的同时，也起到了很好的注解作用。
当然，曹注中这样用战例来注解的案例并不是很多，但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孙子》是一部兵书，说到底是用来指导领兵作战的，而且其主要阅读对象是武人将佐。所以，在历史上有不少注家都喜欢用战例来注解《孙子》，而且这渐而成为注释《孙子》的一个重要方法。但，追本溯源，曹操很可能是其肇始者。
曹注中多次引用了《司马法》等古兵书来注解《孙子》。比如《谋攻篇》中有“全军为上，破军次之”一句，曹注曰：“《司马法》曰：‘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这条注语在完成注解《孙子》的任务之余，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古代军制的信息，同时也提供了相关古本《司马法》的信息。又如《军争篇》中有“故三军可夺气”一句，曹注曰：“《左氏》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里是引用《左传》这部史书对《孙子》进行注释。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兹不列举。
曹注注解方式多样，还体现在他不拘泥于形式，有时会对《孙子》作适当的补充和发展，也可称之为“新的发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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