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回忆的缝隙以《“一大”前后》为例
穿越回忆的缝隙：以《“一大"前后》为例
张立波
摘要面对“一大”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宏大叙事势必压倒琐屑的私人叙事，就具体的回忆而言，一种态度是努力弥合距离，另一种态度是尽力拉开距离。就前者而言，又有两种不同的姿态，一种是回忆者倾力转向过去，力图站在过去的时空中叙说，另一种则是回忆者岿然不动，只是把眼光投向过去，从而也就似乎在把过去的事物拉向回忆的当下。意识形态在文本中无所不在，与此同时，每每有某些字词逃脱出意识形态的掌控；审慎的态度和细节的关注不一定能冲破意识形态的迷障，但也至少能够提示星星点点的亮光。作为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回忆行为，每篇文章的出场顺序不是偶然的，应是体现了邀约回忆的先后顺序，此一顺序展现了历史场景中的中心和边缘。《“一大”前后》在客观上具有祛魅的功能，为对历史的新的想象和期待开启了道路。
关键词“一大”回忆历史意识形态
半数以上涉及思想行动及性情气质，因而具有自传
一、姿态的形式。但就作者具有明显的自传意识而言，陈公
博、张国焘最为典型。包惠僧的《我所知道的陈独无论是个体、体还是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都秀》
、萧三的《对赵世炎事迹的回忆》、李立三的《对世离不开过去，“过去”的存在则有赖于记忆。正如沃
尔什所说：“历史思维是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而有
①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赖于记忆的，如果根本就没有记忆这样一种东西，那
2008年版，第79页。
么过去这一概念对我们究竟还有没有意义，就很可②依据“出版说明”，为了有助于我国现代革命史的研究，中国社疑了。”①把记忆展现出来，是谓回忆。而回忆在文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陆续出
体上，属于传记写作，通常包括自传和他传两类。版了一套“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即为这套丛刊中的一中国自古以来，除了一些述志抒怀的短篇，一直
种。该书先是分为两册，1980年7月出版，第一册选编了当时少人问津自传这一文体的写作。新文化运动带来知的有关决议、党刊和革命报刊的社论、书信、报告和文章等，第识分子的个性解放，在这个过程中，自传作为表现自二册选编了一些亲历者后来所写的文章、回忆录和访问他们的
记录。后来增补了第三册，1984年6月出版。本文主要基于
第我、张扬个性的一种形式得到极大的运用。《“一大”
二册的文本，探讨回忆的姿态和意识形态，重视其间的边缘
性前后》第二册②中的文章所述，均为作者亲历，且有存在，以期为同类的文献解读提供方法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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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的回忆》等具有他传的意味；黄秀珍的《党的好儿《“一大”前后》第二册所收文本，包括书信、访谈子——王尽美同志》则属于标准的他传，该文按照时和回忆录三种类型，除了标准的访谈，很多冠有“回间的序列，分为“‘五四’前后”、“青年拓荒人”、“在第忆”标题的文章其实也是剔除了访谈形式的访谈，另一次国共合作中”、“反基督教讲演”、“团结同志的好外，仅有的一封包惠僧的信也是回复中共广州党史作风”等几部分，区区三千字，夹叙夹议，勾勒出一个组的问题，因而也可视作访谈。除了毛泽
东1936年早期共产党人的英雄形象。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邀约访谈的一方都是“组《“一大”前后》的聚焦点是“一大”，这就决定了织”⑤，访谈的现实针对性和目的性比较明确，受访该资料选编难以呈现严格的传记写作，特别是严格者或者具有光辉的革命经历，或者曾经和革命发生意义上的自传。这一方面是因为“一大”本身是一种过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关联，而今亦是在宏大的革公共行为、集体行为，任何自传势必关联和穿插着他命场景中追忆往事。周佛海、陈公博、张国焘等人的传，像李达1954年的回忆，时而出现“李达”，时而出回忆，则更多出于个人的写作意愿，更多具有往事不现“我”，自传和他传混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堪回首的意味。周佛海说：“劳动组合”是日本名词，面对“一大”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宏大叙事势必压“书记部”是俄国名词，“把一个日本名词和一个俄国倒琐屑的私人叙事。在宏大叙事中，个体如果说有名词合并起来，做一个劳工运动组织的名词，是费了什么意义，就在于他把自己有限的情感、关怀、生命很多心思才想出来的，可见得当时的幼稚了。但是等全部投入到宏大的历史事业中去，就此而言，个体苦干的精神，却可佩服”⑥。一度拥有辉煌的革命经的显现同时也就意味着退缩，显现是为了成就历史历，但早已告别革命，回顾时觉得“幼稚”却也“佩
大业，退缩则是为了成就历史规律。这从大多数文服”，足见怀旧之意。
章的标题就不难看出。标题
中引人注目的词汇有
桂花发朋友圈配字
在有限的几篇标准访谈中，访谈者所提出的往
党、“一大”、渔阳里六号、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Oi：究
往是一些开放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没有明确答案会、觉悟社、新民学会等，这样的词所昭示的势必是
的，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些具体的历史事实的确证，
非凡的历史和宏大的意义。
是受访者对其行为、信念、感情和行动的解释。譬《“一大”前后》这样的传记写作，在根本上属于
如，刘仁静1979年的一次访谈中，访谈者特别追问：
宏大的历史叙事，无关乎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然而，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
一如现实的社会生活离开活生生的个体是不可思议
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以下的，在堂皇的历史叙事中，私人叙事总是或隐或现，
出现该注释仅标出书名、页码。
并且发挥出令人忍俊不禁的魅力。李达在1954、②《“一大”前后》(--)，第475～476页。
1955、1959年的三次回忆中，都谈到陈独秀和一个③在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时，这件事情提供了一定的参照
作用。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
女人①。被陈独秀聘请到《新青年》工作，并参与上
出席人数的考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创刊号。
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袁振英，因为反对陈独秀而。④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
他在1964年的回忆中说，“因为我觉得陈独秀是一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页。
⑤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据欧阳淞《关于党史
个不道德主义者”，“说他是一个不好的马克
资料征集工作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7期)，思主义者，实在是太客气了”②。陈公博在1944年
1951年，党中央发出《关于收集党史资料的通知》，要求收集保的回忆里谈到，“一大”期间，他所住的宾馆隔壁房间管各种革命历史文件资料。1959年，周恩来同志号召60岁以
发生了一起命案，且是情杀③。在北京共产主义小上的政协委员撰写回忆录，记下自己的经历、见闻和掌故，为编
写历史提供素材。1980年，中央决定，在中央党史委员会和党
组成立四十年之后，刘清扬谈到，李大钊让她加入共
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史资
产主义小组，她予以拒绝，原因竟是因为“和张国焘料征集委员会，开展大规模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征集了大批文
有一个感情上的沟壑”。张国焘之前向她提过恋爱献资料、口述史料和实物资料，编辑出版了系列党史资料丛书。
据包惠僧1953年8月20日的说法，“要我去看看上海革要求，她拒绝了，“因为张国焘也在小组里”，怕他“纠
命纪念馆的模型，并要我写一点有关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材缠”，于是刘清扬就拒绝了李大钊请其入党的
料”。《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要求④。⑥《“一大”前后》(二)，第4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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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展活动的两间房子是不是叫简短的发言，其他没谈什么。”④刘仁静在1979年3 做康姆尼斋?”刘仁静明确回答：“我不记得当时北大月受访时说，在召开党的“一大”以前，上海、北京、长有哪一间房子叫康姆尼斋。”①遗憾的是，大多数时沙、济南、青岛、武汉、广州等地都有宣传
共产主义的候，受访者的个性未能充分展示。访谈者常常随机组织，但没有什么名称。对访谈者提出的北京小组插话，就某个具体的情境加以追问，所企求、所激发推举代表过程、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出席“一大”、会上的也正是个性，而这样的初衷大多付之流水。更多讨论的问题及争论、在会上的发言等问题，他的类访谈或者说准访谈，从其后面的注释可以看出，常常说“记不得了”、“记不清了”，或者干脆说“不知是接受访谈整理成文的，但却抹去了访谈的痕迹，似道”。就包惠僧是否算正式代表，刘仁静说：“现在参乎仅仅是某个人物娓娓道来，他的面前空无一人，或加过‘一大’的，只有我和包惠僧还活着，无法确定到者，他是在对整个历史言说，而“历史”已然塑造成底是十二人还是十三人，只好作为历史悬案”⑤。这形。由此，主体之所以成为主体，亦只能是某一历史样的态度当是明智的，悬置和存疑不失为一种对待图景中的构成，这样的一种主体，也就不复具有主体真相的办法。
的原初意义。就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易礼容1979 回忆总是“从后”的，或者说，它只能是“从后”年接受访谈，他欣然地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的。回忆的主体和回忆的客体之间，存在时间和空十来年，我和同志的关系颇密切，我所作的工间的距离。就具体的回忆而言，我们很容易发现两作多是他领导的他的工作情况我也有所了解”。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努力弥合距离，一种是尽力拉紧接着，他津津乐道：“现在在世的人，了解他这段情开距离。就前者而言，又有两种不同的姿态，一种是况的，最多的，可能要数我了”⑥。兴奋之情溢于言回忆者倾力转向过去，力图站在过去的时空中叙说，表。作为读者的我们很容易体会，保持必要的距离另一种则是回忆者岿然不动，只是把
眼光投向过去，是较为可取的态度，既要保持和往事的距离，也要保从而也就似乎在把过去的事物拉向回忆的当下。持和现实政治的距离。有了距离，就会比较淡然和“一大”召开不过八年，参加者的记忆已经模糊坦然。在这个方面，刘仁静堪称典型，往事于他而不清。董必武1929年写给何叔衡的信中说：“关于言，俨然是别人的往事，他本人则仅仅是个旁观者。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我已记不甚清，只尽可能的写董必武也是如此。陈望道关于党成立时期的回忆、出来。”②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的含混与模糊很好贾石亭关于党创立时期山东地区情况的回忆、赵世理解，但时间仅仅过去八年，却已“记不甚清”，大约兰关于旅欧支部的回忆等则比较散漫，给人以碎片也是因为“一大”召开的前前后后，当事人对其重要化之感，似乎无意讲述故事，只是提供支离破碎的性缺乏足够的体认。1959年8月5日，中央档案馆场景。送来有关党的“一大”的几
份文件，请董必武帮助鉴别。董必武看过其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
二、意识形态
会”等三份文件后，认为“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
翻译出来的，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一大”前后》第二册共有75篇文章，标题中冠比较可靠的材料”③。有“回忆”二字的就有37篇。通常情况下，回忆和记“一大”代表中，包惠僧1979年去tit，刘仁静忆可以混用，并且，既能作为动词使用，也能作为名1987年去世。他们两位有幸活到“文
革”之后，随着词使用。回忆作为名词使用时，意在记忆的具
体内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也获得充分的重视，二位应邀做过多次的回忆。相
对于①《“一大”前后》(二)，第208页。“”前的
回忆，此时的回忆显得从容随意。以党②《“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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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可转让存单的“一大”为主题，包惠僧继1953年、1954年、1961 ③《“一大”前后》(三)，第109页。
④《“一大”前后》(二)，第380页。
年的三次回忆后，1978年11月9日再度接受访谈。
⑤《“一大”前后》(二)，第211页。
他说：“在一大会上，只是代表湖南作了一次⑥《“一大”前后》(二)，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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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记忆作为动词使用时，实则等同于动词的回忆。播，这样，也就为“～九二。年三月马克思学说研究王会悟1959年3月所述《“一大”在南湖开会的情会的发起以及上海、北京、长沙、汉口、济南、广州等况》中说，“船的式样大小，据我记忆不到14公尺”，地先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打下了基础”。最后罗章这里的“据我记忆”更为恰当的表述即为“据我回龙总结道：“今天，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忆”。回忆和记忆如果说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那就我们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产生、发展在于这样的前提预设：记忆是客观的，回忆是主体性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很有意义的”。首尾照应，的；记忆是认识论或实证论的，回忆是实践论或存在所谓的“我记得”③也就只能是“照应”中的“记论的。记忆难以避开意识形态，在积极自觉的回忆得”了。
中，意识形态更是首当其冲。如果说李达和罗章龙的回忆受到意识形态的影李达写于1955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响，陈公博的回忆亦不例外，只不过是别一种意识形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文开门见山指态或意识形态的别一种表现罢了。1944年，业已
成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五四运动后，由于工人阶为汪伪政府要员的陈公博写就回忆录《寒风集》，其级的阶级意识的提高，由于马列主义的介绍、研究与中一节题为《我与中国共产党》，语气不乏讥讽和自宣传的相当普遍，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先导，中国共我讥讽。五四运动那天，陈公博“本来没有预备参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思想的准备与国际的声援等加”，出于新闻采访的兴趣，才随众到了新华门。天客观与主观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①从国内外形气燥热，他原本打算忍耐着“看到终
祝福语场”，因为许先生势到主体意识，从理论宣传到行动先导，高屋建瓴，命令大家不要走开，惹得他“莫名其妙的反应”，便独
精简概要，新中国初期的主导意识形态话语全盘托自离开队伍，走到南池子雇了一辆洋车，回公寓看书出。由此而来的行文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写，就去了。五四运动“鼓不起”他的兴奋，“一大”给陈公可想而知了。李达的这段论述亦可视作《“一大”前博的坏印象更是“不少”，短短的四五日会期，就使得后》的编排基础和话语背景，辐射这一资料选编的基陈公博发生“极大的反感”，他后来脱党，这些恶劣的本构成。印象就是“起因”④。面对诸如此类的回忆，固然不所回忆的事情无论是昨天发生的，还是半个世排除当年的确如此，陈公博一开始就对共产主义没纪前发生的，具体的回忆行为则是此时此刻展开的。有太大的兴趣，只是由于种种偶然才一度参与，但也“我们现在回忆以前发生的事情。由于这个关系，今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正是由于后来告别了共产主义天在我们回忆的时候，出现在脑海中的不仅仅是以运动，所以刻意凸显自己起初的淡漠和先见之明。
前发生的事情本身，而且反过来在回忆这一刻，一部以确定的顺序来安排要记忆的事物，全神贯注，
分我们自己的感觉和思想也混杂在回忆之中”②。将其用不寻常的符号加以标示，经常重复并加以思
感知、记忆、情感和理解缘于人的建构而非客观存考，是托马斯主义记忆理论的四个规则⑤。《“一大” 在，建构赖以发生的文化或亚文化背景提供了意义前后》第二册所收文本，除去写于解放前的6篇，
除生成的有力框架，在同样的法律、教育和活动方式去张国焘的1篇，其余68篇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有计下，人们容易产生相似的理解，由此，建构不是随心划、有组织的回忆，初衷是为现实的政治提供历史的
所欲、杂乱无章，而是井然有序、条理分明。罗章龙证明和合法性。其中，14篇写于“”后，5篇
系1978年关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回忆，开“”前所写、“”后又予以修订。泛泛而谈，新
篇即云：“六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
①《“一大”前后》(二)，第6页。
运动”。“思想解放”这一用词，显然是1978年的中②德拉埃斯马：《怀旧制造厂》，李练译，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国社会与政治的主流话语。他紧接着又回到了李达108页。
的论说方式：“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③《“一大”前后》(二)，第193页。
④《“一大”前后》(二)，第419页。
成功的经验中，还认识到了一条真理：只有马克思主
⑤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义能救中国”。因而就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社2010年版，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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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立后到“”前的回忆旨在建构历史，进入而像是事实本身正在向人们说话。”⑤之所以说李达改革开放新时期，回忆的意义则在于拨乱反正，重构的回忆充斥着意识形态，除了意识先行的构架，就是历史。“”后的文章篇幅有限，就使得《“一大”前叙述本身的逻辑使然，这一逻辑最终引导并塑造了后》所呈现的回忆景观，基本上停留在“”前，这李达的记忆，成为李达多次回忆中逐渐硬化的历史大概也符合改革开放之初“回到十七年”的追寻①。事实。并且，不了解“”后修订的5篇文章的原
初面貌，作为读者的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意识形态在文也就无法判断“”后的回忆对“”前的回忆
究本中无所不在，与此同时，我们也相信，每每有某些竟有怎样的一些调整。字词逃脱意识形态的掌控。李达回忆说陈独秀在实证的层面上，记忆的准确性和回忆的可靠1920年11月去广东做教育厅长，是应孙中山之邀，性似乎是基本关怀。李达1954年给上海革命历史而在其他人的回忆中，则是应陈炯明之邀，我们也能纪念馆信的末尾写到：“以上是就我的记忆所及写出够断定后者属实。考虑到陈炯明和孙中山在正史中来的，但都是真实的”②。记忆有“所及”，也就“有所判然分明的地位，不妨给出这样的一个推测：尽管李不及”，由此，所谓的真实性就不免会打折扣。况且，达极力抨击陈独秀，却也不能不通过把他和孙中山人的记忆本身具有某种选择机制。这种机制一方面而非陈炯明联系起来，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甚至基于个体培育感觉、趋利避害的天性，另一方面缘于可以说，这一正面形象是对意识形态叙述的不自觉
社会境况的要求和引导。李达在1959年的回忆中的抵抗的一种效果。写到：“已经四十多年了，好
多事记不起来了。这四就作者来说，保持审慎的态度当属明智之举。十年总算是摸索出来了。”③这样的结尾发人深省。跟李达的自信相比，包惠僧表现得极为谨慎，他在一方面是“好多事记不起来”，另一方面是经过四十1961年写给中共广州党史组的信中坦承：“事隔
三年“总算是摸索出来了”，二者间内在的关联未免有十多年，恐怕我的记忆，不够全面”⑥。充分注意关些蹊跷。随着所谓的道理被摸索出来，好多活生生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共产主义小
组的事情自然被淡忘、搁置和抑制。在有意无意遗忘等关键史实的众说纷纭、不一而足，则有助于读者避的同时，个人之间的恩怨依然分明：“‘一大’时有很免历史的简单化和程式化⑦。《“一大”前后》的“出多人是很坏的”，张国焘和刘仁静“自以为是”，张国版说明”指出：“回忆材料，由于时隔多年以及个人后焘跟他是死对头，专门和他“别扭”，陈独秀也是他的
“对头”。在李达的回忆中，“当时只有主席是最突出
①按照文艺界和思想界的概括，1976年到1989年是社会政治变的，认识清楚”，而主席来开“一大”，就是李达写信叫革时期，也是当代文学过渡与转换，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时期。他来的，后来，李达去湖南搞自修大学，则是主席让并且，在1985年前，侧重对前一阶段文学、文化和思想的修复，
试图回到“”前十七年，进而回到“五四”。参见陈思和《中他去的④。
xboxlive游戏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洪子诚《中国李达的本意是撰写回忆录，提供原原本本的历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史原貌，但他明显的修辞和情节描写，使得他的叙述②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具有强烈的文学彩和感染力，因而也就在历史和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页。
③《“一大”前后》(二)，第55页。
叙事的天平上倾向于叙事而非历史。陈独秀动辄④《“一大”前后》(二)，第54页。
“拍桌子，砸茶碗”，张国焘“眼霎眉动，诡计多端”，这⑤  Ros ali nd C o w a r d a n d John Ellis，Language a n d Materialism：样的写作堪称是现实主义的。当代的批评理论业已D e v e l o p m e n t s in  S e m i o l o g y a n d t h e T h e o r y of th e S“巧e c t，
B o s t o n：R o u t l e d g e&K e g a n P au l，1977，P．49．
揭示：“在现实主义写作中，能指和所指的等同关系
⑥《“一大”前后》(二)，第432页。
被建vr_起来，而这一关系是现实主义文学赖以表现⑦陈望道1956年回忆说：“一九二。年四、五月间，成立‘马克思主真实性，也就是一个有关世界的极其自然的看法的义研究会’，后来就是党，并未改用别的名称。”同一年，施复亮
前提。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写作都是绝对的透明回忆说：“党的上海小组成立于一九二O年六月问，一开始就叫
‘共产党’，它的机关刊物也叫《共产党》。”次年，沈雁冰回忆说：体，而是说叙事这样一种主流的话语有能力将它自
“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己变成真实本身。叙事看起来不像是作家的声音，思主义研究会。”《“一大”前后》(--)，第23、3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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