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举制度对明清小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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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课题
科举制度自隋朝（605年）产生，历经唐、宋、元时代，于明清时期兴盛，清朝末年（1905年）被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三百余年。明清时期，科举考试进入鼎盛时期，在考试程序、内容、形式等方面有了更加完备具体的章程，科举制度在政治、教育、文学等方面的影响力空前增强。相当一批明清小说也受到了科举制度的影响，或吸纳了八股文写作范式，或以科举士人及相关的人情世态为对象，描写与其相关的社会状况，如《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官场现形记》等，这些小说推动了讽刺艺术的发展，其中的经典作品也流传至今。
与此同时，为达到进一步服务君权的目的，统治者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变革，对书院教育等教育机构的力量予以把控，通过考试范围、写作格式和学校教育等加强了对士人的思想控制。科举制度经过一系列演变，逐渐趋向僵化，更多的是作为统治者的政治工具和士人追求功名利禄、权钱交易的桥梁存在，消极影响日益凸显。
1 小说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演变状况明清时期是小说发展的繁荣时期，小说成为代表文学，诞生了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如《红楼梦》《三国演义》《金瓶梅》等。这些小说在文体上可以分为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在题材方面，作者文化素养、写作理念及社会身份等不同，以及面向的读者需求有所差异，导致明清小说涉及的题材广泛，包含科举小说、历史小说、公案小说和艳情小说等，其叙事方式、遣词造句等也丰富多样，形成了蓬勃的小说生态。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读者的阅读需求，其通俗化、商品化属性增强，在成为创作者部分收入来源的同时也促使创作内容自觉或不自觉地贴近市场需求，白话小说的兴盛就是一个证明。
但对明清各类小说加以审视会发现其中存在一个共同因素，即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进行人才选拔的重要制度之一，发展至明清时期走向兴盛，明清社会的政治、教育、社会风气等都不可避免地被科举制度笼罩引导。科举制度面向整个社会，除贵族阶层被剥夺部分特权，需要加入应考队伍，深研科举考试知识外，科举
制度“使得寒门子弟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1］
的特性令平民阶层对参与科举的热情也日益高涨，寄希望于通过科举改变个人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社会受科举文化的影响日益加深，科举文化的影响力大大增强。科举制度对社会各方面造成了深入影响，广大文人的科举经历为其投身于小说创作提供了动机和条件：较为充足的知识储备、对科举文化的了解、宣泄情绪的需要。相当大一部分明清小说作者拥有科举身份或接受过相关教育，对科
举制度有较高的熟悉度并受到了一定的影响［2］
。例如，《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纵然屡试不中，但仍大半生热心科举；《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出身科举世家，从小
熟读“四书五经”、学习八股制艺。对于科举内容形式的
钻研使科举士人的知识结构、写作方式都带着科举彩，同时，他们对科举制度的积极性和阴暗面都有着十分深刻的了解，这共同造就了明清小说的盛况。
2 科举制度对明清小说的积极影响从文体形式上看，出于避免考生作弊、提高评卷效率与公平性等方面的考虑，科举制度采用八股文为官方考试文体。《儒林外史》中鲁编修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
是野狐禅，邪魔外道”［3］
，表明了八股文在文学创作上的基础性作用。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
后股、束股、收股八部分组成的八股文［4］
对于文章写作的逻辑性和结构工整度起到了很强的锻炼作用，士人的逻辑能力及分析推演、综合概括的能力都在八股文学习训练中得到了锻炼，并形成了一定的写作模式，其起承转合被应用于小说写作结构。王凯符在《八股文概说》中指出，“明清作家大都接受过八股文的熏染，其影响有消极的一面，但八股文写作的严格训练，为作家进行诗文写
美好的爱情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也是事实”［5］
。写出经典作品《儒林外史》的吴敬梓自小就接受系统的科举教育，对诗词小说等也进行了深入阅读，积累了深厚的写作功力。当然，明清小说在受到八股文影响的同时，也对八股文产生了反作用，部分富有现实与文学价值的明清小说结合了科举文化与文学艺术，受到了广泛欢迎，为八股文写作提供了新的思路；“游戏八股文”等的产生与流行也推动
了八股文写作文学价值的提高［6］
。从题材内容来讲，士子作为科举考试的亲历者，对科举制度的运行状况及层层关节中存在着的种种腐朽、弊病深有体会，其科举经历使他们对科举制度有着褒贬好恶倾向，使其产生情绪抒发需求，无论是金榜题名成功进入官场，还是因为各种原因憾然落榜，都自有百般心绪，如此士子也有了一定的创作动力。例如，吴承恩正是屡试不中，才借志怪小说表达自己的愤懑不满，批判腐败的科考现状与黑暗的政治，写就《西游记》。此外，科举制度逐渐僵化，导致追求功利、官场腐败、官吏无能等不
良社会现象大量出现，风气愈坏，规则愈烦琐，烦琐的规则又给了贪官污吏、汲汲营营者可乘之机，导致风气愈糟。科举考试的弊病日增，甚至于科举本身能不能通过都成了一场权财交易，“科举之得人否，全在考官”“策论不
足于取人”［7］
成为常态。在复杂的科举文化的影响下，众生百态皆显现出来，为小说创作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人物特性。当时复杂的人情世态为明清小说的创作提供了现实灵感，如《儒林外史》第三回的《范进中举》中，吴敬梓通过神态、语言和细节描写将范进从平日唯唯诺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明清小说中的科举思想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0NFUSPITP0771
论科举制度对明清小说的影响
赵雪瑞
（南京林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摘要：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期，已广泛作用于人才选拔工作，对打破阶级垄断起着重要作用，形成了八股文这一
新文体，但与此同时，科举制度对人们思想文化等的束缚也达到了巅峰，造成了学育风气扭曲、文学创作被禁锢等不良影响。明清小说中有大量对科举制度及其相关影响的描写，提供了多方面的研究材料。本文借助相关资料，对明清科举文化深入了解，探究明清科举制度对明清小说的影响。
关键词：明清小说；科举制度；影响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9-0050-02
第34卷第9期 2021年05月
Vol.34 N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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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毫无尊严到中举后兴奋至癫狂再到后来的虚伪、平庸生动地展现了出来［8］，人物形象十分丰满。虽然此小说中采用了较多的夸张手法，但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科举文化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对科举制对士人的荼毒和社会风气的扭曲进行了极具讽刺的批判。
与此同时，科举考试作为众多士子学习活动的核心目标和跃过龙门的“独木桥”，成功难度极高，需要深厚的功力，大部分士子从小就以此为目标，为科举考试做足了准备。同时，在写作格式受限的情况下，为求脱颖而出以及适应考试内容的“剑走偏锋”，避免“腹俭则辞不能骋，笔窘则意不能达”［9］，
考生将目光放到了形式创新之外的内容亮点上，致力于通过个人深厚的知识积累博得功名。他们博览广阅，对于冷门知识也有所接触，其所记忆的历史典故、名家语句等虽然未必能在应试中发挥作用，但却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来源，长期的沉淀对士子的文学审美与写作能力也存在反影响，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诞生。
3 科举制度对明清小说的消极影响
bigbang新专辑首先，金克木先生在《八股新论》中直接点明八股为“害文学”［10］。一部分原因在于致力于钻研科举考试的学子深受八股文严格的格式标准、工整对仗的要求以及《四书》《集注》的范围影响。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发展到后期甚至严苛到不符格式规定即作废的地步，蒲松龄在某次考试中就因为“越幅”被取消了考试录取资格。而知识分子基本上都进行过八股文的学习，他们深入钻研并将其铭刻于心。在长期的积累下，他们深受其影响，在进行其他文体创作时会不自觉地带入八股格式，虽不尽然相同，但依旧存在许多共通之处。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其他文体地位受到八股文主流文体的威胁，为求发展，主动吸收了八股文的部分内容。例如，受八股写作制式的影响，小说创作中也吸纳了八股文的写作结构模式。而这对于部分思维能力、创新能力较弱的士人而言，可能会使其形成模板化的文学范式，不利于其文学创作活动的开展。
其次，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对于人生的决定性作用及社会思潮对科举的推崇导致许多文学作品背景、人
设和情节等与科举息息相关，相当一部分小说都以科举生态为描写对象，出现了大量题材、情节走向雷同的小说，这对创作者的文学创作水平提出了考验，若作者文学功底不足，作品就很容易因缺乏新意而流于俗套。尤其是在才子佳人小说中，男主角大多都是赶考书生，科考即他们命运的转折点，贫寒学子一举及第便从此一帆风顺，佳人在怀，前程似锦。在这些小说中，歌颂爱情时往往脱不开蟾宫折桂后不负糟糠，有情人历经风雨后终见彩虹；而负心人抛妻弃子另觅贵女也是学子通过科举跨越阶层后常见的桥段。如《玉娇梨》中主人公苏友白中举后遭强权威逼，但一心系于心上佳人，终得圆满。《儒林外史》这种长篇讽刺小说中也存在相关情节，如匡超人在重新考中之后被李老爷招婿，稍作犹豫便有了“停妻再娶”的想法［11］，原配妻子的去世对他来说倒成了一种解脱，这就是常见的为谋求前程和美娇娘，抛弃原配的情节发展。另外，由于小说作者个人的“科举身份”参差不齐，有些小说作品是积愤之作，只是借小说发泄负面情绪，其文学价值有待考量；有些则是在落榜过程中逐渐麻木，甚至于思想堕落，导致部分小说对于科举中的丑恶行为诸如舞弊等有所粉饰。例如，在《人中画》的《风流配》中，会试时司马玄将个人所作送给吕柯，成了吕柯功成名就、姻缘美满的钥匙，这类明明白白的舞弊行为却被作者赞扬为“义举”［12］。
最后，“文学的兴盛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更离不开教育文化整体氛围”［13］。出于政治需要和思想文化控制需要，统治者在发展官学教育机构之外，还采取种种
手段掌控了书院等民间学校，大力推广科举应试教育，着重教授“四书五经”等经典，潜移默化地操控
士子的思想，辐射整个社会。士子在中举前始终为应试内容所环绕，家庭、社会环境也催动其专心钻研科举考试，视考取功名为出路，轻视小说、戏曲等文化形式。在此背景下，多数读书人抱着升官发财的想法，热心于通过科举考试走上康庄大道，“书生读书不为修身养性，做官不为百姓生计”［14］，在文学创作上的积极性减弱，功利性占据上风。而部分落榜士子无法通过做官获得俸禄等收入，也没有谋生之道，只能选择通过贩卖文章、写小说诗文等维持生计，这种情况下作品质量的保障只能依靠士人个人的文学追求和写作能力。然而，在生活困窘的情况下坚持创作出如《红楼梦》一般的高质量的文学作品极难，大多数人的创作只是增加了小说作品的数量，不过是迎合市场的商业产品，士人难以做到具备丰富的文学创作素养，更遑论从事高质量的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创作，读书人创作优质文学作品的动机与能力大大降低。
4 结语
科举制度对明清小说的影响广泛且深刻，使明清小说拥有了新的文学面貌，小说发展到明清时期日益繁荣，甚至于成了明清时期的代表性文学离不开科举制度的作用。同时，明清小说也保持了其相对独立性，还对科举文化产生了反作用，推动了科举文化的发展。虽然科举制度早已废除，但我们从二者的相互关联中仍能得到一些启示，可以为当下的学习教育、文化创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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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雪瑞（2000—），女，河南焦作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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