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孔子文艺思想对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有哪些积极的影响
第一讲先秦
1.孔子文艺思想对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有哪些积极的影响？
３、试从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两方面浅述孔子“诗可以怨”所形成的悠久传统。
在这４题中，第1、3题的内容比较接近，我们可以相互联系起来答题。
孔子文艺思想对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有深刻影响的，主要是他的“兴观怨”说。汽车雨刷器
（１）“兴观怨”说的提出及具体含义。这是孔子在《论语·阳货》里提出来的，文中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即“兴于诗，立于礼”(《论语·泰伯》)的“兴”，“言修身当先学诗”（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是讲诗歌在“修身”方面的教育作用。用现代的话简单地说，就是说诗歌有感发人的精神的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联想。观，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的作用，能看到世风的盛衰得失，是讲诗歌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孔子的“兴、观、、怨”说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影响了我国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参见《中国历代文论精选》“《论语》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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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兴观怨”说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兴、观、、怨”说特别是"诗可以怨"，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学和文学理论的长期发展中，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汉代出现的《毛诗大序》提出了“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讽化上”，认为下层百姓可以通过文艺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批评，而且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充分肯定了文艺批评现实的意义与作用。司马迁更是继承和发展了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在《史记·屈原传》中说屈原的《离骚》“盖自怨生”，并由此引申出了“发愤著书”说。后世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常常用它作为反对文学脱离社会现实或缺乏积极的社会内容的武器。例如，刘勰针对缺乏怨刺内容的汉赋所提出的：“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钟嵘也在《诗品》中特别强调要抒发“怨”情，他说的“怨”，多是封建社会中遭受迫害，或理想抱负不得实现，因而激发出来的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在唐代兴起的反对齐、梁遗风的斗争中，陈子昂强调诗歌的“兴寄”以及唐代新乐府的发起者白居易所强调的“讽谕美刺”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都继承了“兴、观、、怨”说重视文学社会功能的传统。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在黄宗羲的《汪扶晨诗序》及其他许多作家的文学主张中，还可以看到这一理论的巨大影响。
（３）"诗可以怨"对我国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孔子在《论语·阳货》提出了"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说诗可以"怨刺上政"（《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实际上就是说诗歌可以对现实中的不良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讽刺和批判。《诗经》中许多民歌和一些文人作品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讽刺和批判揭露，如著名的民歌《魏风》中的《硕鼠》、《伐檀》等，以及《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大雅》中《桑柔》、《民劳》等，都是"怨刺上政"的作品。
"诗可以怨"对我国后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批判现实的优良传统。后世的许多诗人的作品都有批评和揭露黑暗现实的内容，例如屈原、杜甫、白居易等人都在主观或客观上把"诗可以怨"作为自己创作的主要内容或主要追求目标。现代的许多进步诗人，如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等的批判黑暗政治的诗歌都可以说是受到了"诗可以怨"的影响。而在文学批评史上"诗可以怨"也成为批评诗歌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和论题。（参见《中国历代文论精选》"《论语》选录"）
孔子的文艺思想的核心是被儒家后学们概括发挥成的“诗教”说，其基本观点，是肯定文艺的社会作用，强调文艺应该为人的道德修养，为国家的政治教化服务，并且也能很好地服务。孔子的文艺思想表现了其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入世品格。这种经世致用的文艺观对后世在文学理论批评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为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奠定了基础，对文学干预现实、干预社会提供了理论根据。后世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批评可以说无不受到孔子功利性的诗学观、文艺观理论的积极影响。
飞机黑匣子能记录哪些信息４、试析孔子的“兴观怨”说的具体所指。
（１）“兴观怨”说的含义。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其实质是对诗歌（包括乐、舞）社会功能的认识和概括，为孔子所提出。《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
观，可以，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兴”，即“兴于诗，立于礼”(《论语·泰伯》)的“兴”，“言修身当先学诗”（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是讲诗歌在“修身”方面的教育作用（“兴”的另一含义是讲诗的表现手法，参见赋比兴）。所谓“观”，即“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注），“考见得失”（朱熹注），是讲诗歌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所谓“”，即“居相切磋”（孔安国注）的意思，是讲诗歌具有聚集士人、切磋砥砺、交流思想、使人们团结的作用。所谓“怨”，即“怨刺上政”(孔安国注)，是讲诗歌具有批评和怨刺统治者政治措施的作用。
（２）“兴观怨”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兴、观、、怨，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和具体要求的概念。孔子谈论诗、文，是和当时礼教政治的道德伦理规范联系在一起的，“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这是他的基本观点。“兴于诗，立于礼”，即诗必需以礼为规范;“观风俗之盛衰”，主要是对统治者而言。《国语·周语上》记载上古时代的献诗制度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百工谏，……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汉书·艺文志》也谈到上古时代的采诗制度：“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可见其目的在于使“天子”或“王者”“行事而不悖”，改善其政治统治；“居相切磋”，所指的主要也是统治阶层内部的交流切磋；“怨刺上政”，虽是被允许的，但由于“诗教”的约束和“中和之美”的规范，这种“怨刺”又必须是“温柔敦厚”、“止乎礼义”的（尽管在具体实践中并非完全如此）。总而言之，提倡诗的“兴、观、、怨”作用，是为了“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政治目的，至于增长知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只有从属的意义。
（３）“兴观怨”说的意义。“兴、观、、怨”说，是孔子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一项重要贡献。虽然对它的具体社会内容，需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但是，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看，它总结了我国文学在当时的实践经验，特别是《诗经》所提供的丰富经验，把文学的社会功能概括得相当完整、全面，反映出对文学现象的认识十分深刻。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早期就能提出这样的理论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2、试分析孔子文艺思想的审美特征。
体现孔子文艺思想的审美特征主要是他的“思无邪”说和“尽善尽美”说。
（１）“思无邪”说。《论语·为政》篇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提出了“思无邪”说。“思无邪”的批评标准从艺术上说，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诗》三百中的作品起初不仅关涉内容（歌词），而且与音乐有紧密的关系。因此，从音乐上讲，“思无邪”就是提倡音乐上要中正平和的乐曲，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也是儒家传统雅乐的主要美学特征。从文学作品上讲，
则要求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语言，都不要过分激烈，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参见《中国历代文论精选》“《论语》选录”）
（２）“尽善尽美”说。孔子在美学思想上的主要特征是强调美和善的结合，而所谓“善”的具体内容，即
是他的仁政以及以仁义礼乐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念。《论语·八佾》中记载孔子说道：“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提出了“尽善尽美”说。尧舜是孔子心目中的贤圣之君，《韶》是歌颂舜德的古乐，称《韶》尽美尽善，这是很自然的。而《武》是歌颂周武王的古乐，说它尽美而未尽善，是孔子认为武王伐讨是以征伐取天下，而不是像尧舜那样以揖让受天下，故曰未尽善，即没有达到美和善的和谐统一。
（３）其文艺思想的审美特征也受“诗教”说的影响。不管是“思无邪”说还是“尽善尽美”说，都是与孔子以“仁义”“诗教”为核心的思想相一致的。孔子认为《诗经》三百篇，各篇的思想内容者合乎他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标准的。“尽善尽美”说强调美和善的结合，而所谓“善”的具体内容，即是他的仁政以及以仁义礼乐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因此，即便是文学的审美特征，孔子也是强调要和政治教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５、试谈孟子“以意逆志”以及“知人论世”作为文学批评方法，与先秦“赋诗言志”对于《诗》的阅读、理解有何不同？
（１）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都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孟子在《孟子·万章上》中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提出了“以意逆志”说。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说说诗者（即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历练、思想意志，去体验、理解作者的作品，不要死扣
字眼，也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如何才能正确地做到“以意逆志”呢？孟子认为必须要能“知人论世”。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其意思是说，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应该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孟子以这两种方法解说《诗》中的一些作品，比较接近于它们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后世大量的诗话词话大抵是在此原则下展开文学批评和记录读后感想的。（参见《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孟子》选录”）
（２）“以意逆志”与“赋诗言志”。“以意逆志”说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是一种理解诗的方法。《孟子·万章上》：“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认为，评论诗的人，既不能根据诗的个别字眼断章取义地曲解辞句，也不能用辞句的表面意义曲解诗的真实含义，而应该根据作品的全篇立意，来探索作者的心志。
关于“诗言志”。《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提出了“诗言志”说，关于“志”的内容，人们对它的理解是不断加深、扩展、丰富的。先秦时期人们对“志”的理解比较狭隘，所谓“志”，主要是指政治上的理想抱负。所谓“赋诗言志”，乃是指借用或引申《诗经》中某些篇章来暗示自己某种政教怀抱。《论语》记载孔子两次要观其弟子之志，亦属此种性质。它往往指诗歌所表现的与政教相联系的人生态度与理想抱负，当时人们都是从这个角度去认识
和理解《诗经》的。然而，到战国中期以后，“志”的含义有所泛化，人的思想、意愿与感情等，均可由“志”来包括。故唐代孔颖达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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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内涵的理解是与“意”相结合的。孟子的“志”指的是作者创作的动机（“在心为志”）。“志”的内涵，实际上融合了作者的情趣、意向、修养、阅历以及人生态度的总的倾向。所以，就其实质而言，实乃展现了作者本人个性的特征。所谓“意”者，则是读者欣赏作品之时生发出来的主观感觉。这里既有作者通过作品反映出来的“志”的原型，同时还有读者借助“志”的“暗示”生发出来的联想与感悟。此处随之而来的一个“逆”字便是读者欣赏作品时的“再创作”的心理过程。
后世对于“以意逆志”中的“意”，究竟是说诗者之“意”，还是作诗者之“意”，众说不一。汉代经学家和宋代理学家普遍认为“意”是“说诗者”之意。如赵岐《孟子注疏》说：“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朱熹《孟子集注》说：“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近人王国维则将“以意逆志”与孟子的“知人论世”结合起来加以解释：“顾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其术，孟子亦言之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玉溪生年谱会笺序》)他认为“意逆”虽在说诗者，但说诗者在对作品进行解释时，应贯彻“知人论世”的原则，以避免主观武断之弊。
（３）孟子的“以意逆志”说的理论意义。孟子的“以意逆志”说说明：1.孟子看到了诗歌语言有其艺术的
特殊性；2.孟子注重文学作品的整体性与统一性，反对把作品任何的构成因素孤立起来作机械的理解。3.孟子意识到了文学作品的接受者在批评鉴赏活动中的主体能动作用。
中国古代“诗言志”说的实质，就是把诗看作是人的心灵的表现，此基本确立了中国文艺的民族特点，与西方把文艺看作是对现实的摹仿和再现，存在显著的区别。
６、分析孟子“知言养气”说的“养气”的基本内涵。（见《发展史》页４７－４８）
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说：“我知言，我善养我浩然之气。”提出了“知言养气”说。孟子认为，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才能写出美而正的言辞。这里的“养气”当是指培养自己的高尚思想情操和道德品格。“养气”了，才能“知言”，即知道如何写出好作品。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要从人格修养入手，培养自己崇高的道德品格。“知言养气”说的“气”抓住了人的内在最本质的蕴涵，因而被后人广泛地引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并引导作家从“养气”入手去指导创作，其影响都是积极的。（参见《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孟子》选录”）
７、《庄子》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创作论的重要贡献。
《庄子》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创作论的重要贡献主要是他的“虚静”说和“物化”说。
（１）“虚静”说“虚静”，最早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虚静”的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庄子·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的“坐忘”就是“虚静”，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弃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然而也只有达到虚静，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庄子的“虚静”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的“虚静”说的影响。（参见《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庄子》选录”）
（２）“物化”说。庄子的“物化”说是与他的“虚静”说联系的。庄子认为“虚静”是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从创作主体来说，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这是能否创作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而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说，必须要达到“物化”的状态。什么是“物化”呢？在庄子看来，进入虚静状态之后，人抛弃了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就会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不再受自己感觉器官的束缚和局限，而达到认识上的“大明”。作为创作者来说，主体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体的“自然”（天）和客体的“自然”（天）合而为一，这就是进入了“物化”的境界，这就叫做“以天合天”，处在这样状态下的创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参见《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庄子》选录”）
８、试谈谈《庄子》言意关系论对于诗歌意境论的启迪。
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方法，有自己的民族传统特点，这就是重在言外之意，要求有“文外之重旨”(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使文学作品能让人体会到“味在咸酸之外”(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既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更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意境论的核心内容。刘禹锡提出创造意境的关键是要做到“境生于象外”(《董氏武陵集纪》)，司空图要求诗歌具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极浦书》)，即是就其意在言外的特而说的。这正是受道家和佛家对言意关系认识影响之结果。
言意关系的提出，本来并不是文学创作理论问题，而是哲学上的一种认识论。人的思维内容能否用语言来作最充分最完全的表述，这是和人能否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相关连的。先秦时代在言意关系上儒道两家是对立的。
支付宝实名认证怎么取消儒家主张言能尽意，道家则认为言不能尽意。《周易·系辞》中说：“子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意。’”《系辞》所引是否确为孔子所说，已经不可考。然而《系辞》作者讲得很清楚，孔子认为要做到言尽意虽然很困难，但圣人还是可以实现的。后来扬雄曾发挥了这种思想，他在《法言·问神》篇中说：“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道家则主张要行“不言之教”，《老子》中说：“
五一节的由来简单介绍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则发展了这种观点，他在《齐物论》中指出：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道”是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说明的。《天道》篇说，圣人之意也无法以言传，用语言文字所写的圣人之书不过是一堆糟粕而已，故轮扁的神奇凿轮技巧，不但“不能以喻其子”，其子“亦不能受之于”轮扁，“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因此，他认为言本身并不等于就是意，而只是达意的一种象征性工具。
《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辩是这种争论的继续，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篇中就是用《庄子·外物》篇的观点来解释言、象、意三者之间关系的。所以他说：“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佛教、特别是禅宗，也和庄学玄学一样，注重言不尽意，对文学的影响就更大了。
但是，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言能不能尽意，直接涉及到文学创作是否有价值、有意义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主要受“言不尽意”论的影响，但又并不因此而否定语言的作用，更不否定文学创作，而是要求在运用语言文字表达构思内容的时候，既要充分发挥语言文字的作用，又要不受语言文字表达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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