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小说批评
《三国演义》的受众期待与接受效果
荆学义
内容提要：本文以传播理论和接受理论为基础，对《三国演义》接受体的类型以及基本特点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阐释了《三国演义》不同受众的审美期待和道德召唤，并对
不同受众体的接受效果进行了解读。
关键词：《三国演义》受众体期待接受
一般而言，文学传播是形象的传播，它以传递美为其目的，但对于《三国演义》的传播而言，这种解读似乎又略显单薄。德国批评家耀斯就曾指出：“文学和读者间的关系能将自身在感觉的领域内具体化为一种对审美感觉的刺激，也能在伦理学领域内具体化为一种对于道德反映的召唤。”①所以，《三国演义》的传播不仅仅限于诸葛亮、关羽、曹操诸形象的传播，不仅仅限于叙事美文的传播，也是一种忠义道德召唤的传播。如果详考历代受众的期待与接受效果，《三国演义》似乎更主要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传播，一种伦理道德的传播，甚至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具有准信仰意义的忠义理念的传播。
一《三国演义》的受众类型与特征
《三国演义》的受众划分，受诸多因素影响而呈现模糊的状态，这源于三国故事的传播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体裁不一、媒介多样，既有民间传说，又有戏剧说唱以及杂史笔记。不同的文本往往面对不同的接受体，文本不同，内容深度和艺术质量也大异其趣，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指出：“我们翻开某一篇叙事文学时，常常会感觉到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同时存在，一种是事件本身的声音，另一种是讲述者的声音，也叫‘叙述人的口吻’。叙述人的‘口吻’有时要比事件本身更为重要。陈寿的《三国志》、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无名氏的《全像三国志平话》都在叙述三国的故事，但谁也不会否认他们是三本截然不同的书。这不仅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的哲学深度，显示出不同的艺术质量，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精神，而且更是因为他们代表三种不同的‘叙述人的口吻’。陈寿用的是史臣的口吻，罗贯中用的是文人小说家的口吻，而无名氏用的是说书艺人的口吻。”②不仅如此，就是在说唱文学传播范围内，不同的文本，其说话人的口吻也有区别。元代至治年间刊刻的《三国志平话》、明代成化年间的唱本《花关索传》、清代乾隆年间的弹词《三国志玉玺传》不仅属于不同时代，而且说唱特
①［德］H．R．耀斯、［美］R．C．霍拉勃：《走向接受美学》，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1页。
②［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页。
《三国演义》的受众期待与接受效果
点亦有区别。
受众的不同不仅仅限于题材、故事和媒介的相异，就是《三国演义》小说范围内，因版本的不同，其受众也不尽相同。如英国汉学家魏安对《三国演义》的版本进行研究后，就提出一种解读，认为各个版本与受众之间有一种特定的结构关系，AB系统均为官本或江南本，其读者多来自士大夫阶层，而CD系统均为闽本，其读者多来自小市民阶层。①可见江南本和士大夫，闽本与小市民显然存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关系。这种划分虽然不尽准确，但解读的基本倾向或方向是有依据的，也是基本符合明清接受体特征的。
另外，《三国演义》的接受体，基本延续了三国故事剧的受众，也大致与戏曲受众相类，而与三国民间传说和三国宗教故事的受众有明显区别，传说和故事的接受体基本是下层民间受众，戏剧受众则包含多层面的社会阶层。但小说、戏剧受众同中有别，其核心是两者对于受众文化的门槛要求区别较大，小说文本的受众必须粗识文字，而戏剧则文盲受众亦可，没有门槛限制。具体分述如下：帝王百官体《三国演义》受众体中地位最为显赫的是清帝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及臣百官。据载：“太宗崇德四年（1639），命大学士达海译《孟子》、《通鉴》、《六韬》，兼及是书（《三国演义》），未竣。顺治七年（1650），《演义》告成。”②而且“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故其崇拜关羽。”③不仅帝王如此，甚至连后宫“老佛爷”慈禧太后也是《三国演义》的忠实读者，据徐柯《清稗类抄》“宫闱类”记载：“孝钦后嗜读小说，如《水浒》、《三国志》……节取其事，
编入旧剧，加以点缀，亲授内监，教之扮演。”而百官作为受众，则不计其数，无须赘述。帝王百官的接受无疑使《三国演义》的传播具有正统性和合法性，从而也就扩大了三国故事的传播和接受范围。
文人士子体在众多接受体中居核心位置的是文人士子，余象斗在《三国辩》中叙述《三国》版本时强调：“惟爱日堂，其板虽无差讹，士子观之乐然。”蒋大器弘治甲寅（1494）序中也载道：“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④实际上，梁章钜所谓“今人鲜不阅《三国演义》”中的“今人”也多指文人体，因为《三国演义》语言半文半白，民间百姓不识字者多半，无法进入阅读门槛。⑤在接受体中，文人士子的共鸣程度最为明显。袁宏道指出：“若无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则作者与读者，千古俱成梦境。”“使天下共以信卓老者信演义，爱卓老者爱演义也。”⑥这里既是对李氏的赞誉，也是文人士子阅读通俗小说时接受心理的记述。这种共鸣式接受有时竟然达到“士大夫且据《演义》而为之文，直不知有陈寿志者”的程度⑦，真可谓深度接受。而且由于文人知识结构和道德取向超越一般受众，使得他们在接受过程中成为具有影响力的解释团体，直接感染着民间受众的解读和接受。
商人市民体在受众中，商人和市民是阅读小说最为广泛的接受体，清代著名徽商道舒遵刚就曾道：“人皆读四子书，及长习为商贾，置不复问，有暇辄观演义说部。”⑧不仅商贾，就连妇孺儿童也在受众范围之内，清人王侃道：“《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条更是强调：“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
①［英］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第一章，上海古籍出版，1996年。淮扬菜最有名的30道菜
②［清］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十。
③［清］王嵩儒《掌固零拾》卷一。
5.1劳动节手抄报内容④［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页。
⑤［清］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七“金圣叹”条，《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九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40页。
⑥［明］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6页。
⑦［清］王侃：《江洲笔谈》卷下，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90年，第99页。
⑧《璐县三志》卷一百五十。
⑨同⑦。
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①林翰在《隋唐演义序》中也指出：“盖欲与《三国志》并传于
世，使两朝事实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耳。”②其时市民受众之广泛由此可见。但由于《三国演义》文字
半文半白，文盲难以阅读原著，因此百姓接受渠道往往是通过讲唱媒介，所谓“亦皆闻而如见之。”明代徐渭《吕布宅诗序》就指出这一接受特点：“始村瞎子习极俚小说，本《三国志》，与今《水浒传》一
辙，为弹唱词话耳。”③所以一般百姓，尤其文盲接受体多系讲唱渠道而来，而小说《三国演义》的
传播则往往成为民间百姓间接接受的对象。
战将士卒体一般认为城镇商人和市民是小说的主要受众，但由于《三国演义》故事多涉军伍，因而战将士卒也是不可忽视的受众体，只是接受渠道既有三国戏剧受众，也有小说受众。就三国戏而言：“北人好听戏，尤好（听）武戏，武戏多演三国也，然凡军人，无论南北，则谈吐间皆《演
义》也。甚矣，《演义》魔力大也。”④清人笔记也多有记载：“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水浒》、《三国》
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⑤战将士卒成为《三国演义》的接受体由来已久，可以认为是三国戏剧
受众的延续，其接受倾向也一脉相承。明代海南岛军营中的关羽杂剧就具有典型性，据明代《正德琼
台志》记载：“迎春日，府卫盛服至东郊迎春馆，武弁各竟办杂剧。五月十一日，卫所扮装关王会。”因此可以看出战将士卒与三国戏曲相对稳定的审美接受关系。
电视家3.0怎么安装到电视上江湖绿林体在受众体中最具特点的就是江湖绿林和农民起义领袖，他们属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接受体，但他们对于小说的接受则往往超越主流社会的文人士子和市商百姓，因为对小说的接受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行为中，邱炜萱在《五百洞天挥廛》卷二感叹道：“天下最足移易人心
者，其惟传奇小说乎！……自有
《三国演义》出，而世慕为拜盟歃血之兄弟，占星排阵之军师者多。”⑥黄人在《小说小话》中也提到：“小说感兴社会之效果，殆莫过于《三国演义》一书矣，异姓联昆弟之
好，辄曰：‘桃园’。”⑦明清时期的江湖绿林但凡歃血为盟无不以桃园结义为楷模，明清乃至近代多
数帮会组织鲜有不拜盟者，鲜有不奉关二爷者，在江湖中几成定律。可见
《三国演义》接受体之广泛，几乎囊括了明清以来社会全体成员。
二《三国演义》的受众期待
在《三国演义》传播过程中，受众的期待往往成为接受的基础，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往往与接受的程度密切相关，而接受又往往受到受众阅读期待的制约，其中审美刺激和道德召唤是构成读者期待的核心。当小说的内涵与阅读者的兴趣和取向相近或相同的时候，满足了阅读者的期待，从而进入深度接受状态，如果相反则可能在选择性阅读中惨遭淘汰或拒绝接受。
由于《三国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的文本特点，所以“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士君子“争相誊录”的文人自发传播状况，反映了士君子对小说的急迫期待的状态，那么期待的内容是什么？蒋大器的回答颇为精辟：“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
①
［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②
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第223页。③
《徐文长逸稿》卷四，转见孙崇涛《风月锦囊考释》，中华书局，2000年，第230页。④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九。⑤
［清］刘銮：《水浒小说之为祸》，见《五石瓠》，据《申报馆丛书·屑玉丛谈三集》。⑥
邱炜薆：《五百洞天挥麈》卷二，阿英《晚清文学从钞》，中华书局，1960年，第403～404页。⑦
阿英：《晚清文学从钞》，中华书局，1960年，第373页。⑧弘治甲寅仲春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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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受众期待与接受效果
矣。”⑧这里的“豁然于心胸矣”满足了阅读者的三国情结和期待，完满地体现了读者对于《三国演义》的选择和接受。
《三国演义》受众的期待不仅仅限于文人士子狭小的范围，而是具有广泛性和普及性的期待，尤其与史传文学比较更为突出，明代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对此阐释道：“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宿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隐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何病其赘耶！”显然，受众范围不同，史传为“通儒宿学，”稗官为“天下之人”，其广泛性不可同日而语。
审美期待《三国演义》受众的期待首先是审美刺激，娱乐几乎是所有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戏曲受
众的普遍期待，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经指出：“成年人的游戏的主要功能是娱乐的。”①这也是古代小说、戏曲接受的基本特点之一。酉阳野史道：“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固非国史正纲，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今世所刻通俗列传并样《西游》、《水游》等书，皆不过取快一时之耳目。”②不仅文人士子如此，就是郊野山林之人亦如是，元代胡祇遹指出：“拙者踵陈习旧不能变新，使观听者恶闻而厌见，后世民风机巧，虽郊野山林之人，亦知谈笑，亦解弄舞娯嬉，而况膏腴阀阅市井丰富之子弟。”③而官宦士人的娱乐，更多的是乐而消忧，所谓“他方巨贾，远土谒宦，乐以消忧，流而忘返。”④甚至驰骋疆场的军士也以小说、戏曲的娱乐期待为主，“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⑤这几乎是各个受众阶层共同的期待特点。
审美期待因人而异，也因而异，不同的个人和体有不同的审美期待，如就《三国演义》而言，审美期待最为经典，也最具深度，而且表现出普遍意义的是文人接受体，其中毛宗岗颇有代表性，他的《读三国志法》涉及多层面的品评与期待，细加玩味，主要集中于对历史人物形象和小说叙事结构两个方面。
首先，对于古今人才的期待，尤其对三国人物形象的期待是毛氏期待的核心，所谓“古史甚多，而人独贪看《三国志》者，以古今人才之众未有盛于三国者也”，其中“三奇”阐述得尤为详细：
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
转朱阁低绮户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者莫若云长。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
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听荀彧勤王之说而自比周文，则有似乎忠。
“三奇”是深埋毛氏心底的理想，《三国演义》人物形象是他心中楷模，因而也是一种期待，期待着安邦治国的贤相名将的出现。毛氏的期待不仅仅属于个人，而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定的历史语境，历代文人甚至黎民百姓无不景仰定国安邦的理想人物，期待贤相名将的文治武功，期待着国泰明安。何况“名高万古”的诸葛、
“绝伦超”的云长，更是期待中的期待。而对奸雄形象的期待，则是国
①［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82页。
②［明］酉阳野史：《新刻续编三国志引》，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90年，第775页。
③《紫山大全集》卷八《优伶赵文益诗序》。
④［元］黄文仲：《大都赋》，徐征等主编《全元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⑤［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瓦舍”。
人挥之不去的“忠奸斗争”情结，所以“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的曹操，同样成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期待、文学形象上的期待。
正是由于三国人物形象满足了这种期待，才引起共鸣，进入深度接受状态，所以毛氏感叹：“故读遍诸史而愈不得不喜读《三国志》也。”“收不胜收，接不暇接，吾于《三国》有观止之叹矣。”李渔批本《三国志演义序》中亦惊叹道：“是所谓奇才奇文也”。①何以有此期待，李贽批本《三国志序》的回
答颇为精辟：“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关、张之义，尤宜尚也。”②同样属于贤相
名臣情结，显然是历代中国文人士子和黎明百姓的一种期待。
其次是对于美文的期待，对于小说叙事结构的期待，对于作品内涵的期待。如毛氏盛赞：“《三国》一书，乃文章之最妙者”；“古事所传，天然有此等波澜，天然有此等层折，以成绝世妙文，然则读《三国》一书，诚胜读稗官万万耳”；“于其可知，见《三国》之文之精；于其不可料，更见《三国》之文之幻矣”；“试令读《三国》之文，能不汗颜”！如果细加玩味，这里的礼赞是对文本的一种期待，既包涵修辞结构，也涵盖主题立意。显然只有这样的美文才能够为读者提供期待的范本，提供期待的经典，提供难以获得的阅读愉悦。
这种期待也凸显在毛本对《三国演义》的增删润饰上，如毛本在刘备二访诸葛亮时的草堂中门增加了对联“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以彰显诸葛亮的人格魅力，毛宗岗批语“观此二语，想见其为人”更是体现了他的一种贤相期待。实际上也同样体现在毛批本《凡例》的十条增删意见中，凡例即是按照毛氏的理想重申褒贬理念、重塑三国人物，重叙故事结构，也同样是深埋毛氏心底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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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人物形象和叙事结构的期待。道德召唤《三国演义》的接受似乎与一般明清小说不同，承载了更多的道德教化期待，而
其娱乐审美期待反倒退居其次，以至于文人士子往往“每以身心性命，托于残编断简之中”③。身心
性命寄托无疑属于道德召唤层面，这种士人的期待与传统的
“文以载道”如出一辙。明、清士人的期待就源于这种道德至上的观念，类似的认识在小说序跋中比比皆是，明张尚德在《三国志通俗演义
序》中指出：“孰为稗官小说，不足为世道重轻哉。”④可以看出稗官小说在当时文人受众中具有较高
的期望值。明人杨明琅的期待则是“一读此谱，则英雄在君侧矣”，“一读此谱，则干城腹心尽属英雄”⑤。可见其感染力量之大，期待情绪之深。
明清文人受众的道德期待，特别关注善恶与民风，清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指出：“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谈稗官者，可进于史，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
以维持不坏也。”⑥所谓“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⑦在关注
社会风气之际，也涉及文人自身的期待：“三国人物，扶舆磅礴，清淑郁积之气，发为忠奸。……别具
英雄排遣，不至座谈穷庐。”⑧至于更为直接的道德感化作用，明清序跋比比皆是，值得关注的是认
为小说道德教化甚至超越儒释道的作用，钱大昕的认识颇有代表性：“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
教也，……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⑨稗官小说的教化作用超越儒家，如此期待也是《三国演
义》传播特点之一。
①卡塔尔气温
清两衡堂刊本《李笠翁批阅三国志》卷首。②
明建阳吴观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③
袁同礼：《明代私家藏书概略》，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3页。④
［明］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90年，第271页。⑤
［明］杨明琅：《叙英雄谱》，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90年，第287页。⑥
［清］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90年，第490页⑦
［清］顾家相：《五余读书廛随笔》，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90年，第701页。⑧
［清］高蹇侯：《三国英雄略传序文》，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90年，第491页。⑨［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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