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研究
一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大动力
（一）“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高劳动参与率，即总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比重较大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通常用人口抚养比，即15岁以下及65岁以上依赖型人口与16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来表示。人口红利期是指当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
“人口红利”主要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1.高劳动参与率。高劳动力比重意味着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参与率高。我国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每年有大量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这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保障。同时，我国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高校毕业生大幅增加。劳动者的素质显著提高，为我国经
济增长提供了人才保障。
2.高储蓄率。适龄劳动力比重大，同时也意味着人口赡养率低或劳动力人均负担率低，即每个劳动者需要赡养的老人和孩子数量较少。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是实现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储蓄是资本积累或投资的重要来源。所以，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改革开放30多年间，我国的投资率平均高达37.3%，世界上很少国家能长期保持这样高的投资率。这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的高储蓄率，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我国吸引大量的外资。
英雄人物的成语3.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配置效率是相对于追赶者效率而言的。追赶者效率是指追赶者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而配置效率是指在追赶者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现存资源的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要素的重新配置，从而使其效率提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劳动年龄人口构成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农村劳动力人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将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潜在的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程度。人力红利产生于后进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力资源方面的差别。这种
红利包括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从数量上说,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因此,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生于经济的落后性,因此也就是红利。在这一点上,比较优势与红利是一致的。
发展中国家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也有其红利。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存量要低得多。人力资本投资像物质资本一样,也具有报酬递减的性质,发达国家智力开发已达到较高水平,而发展中国家的智力开发水平比较低,因此,发展中国家智力开发的效益就要高于发达国家,同样一美元的教育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收益就会高于在发达国家的收益。
（二）制度红利
制度红利是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效率差距。它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制度改善的巨大潜力;二是对先进制度的借鉴和模仿;三是制度趋同。
1.制度改善的巨大潜力。后进国家的制度往往存在巨大改善的空间和潜力,相对来说，而发达国家由于制度是有效率的,制度改善的空间就要小得多。如果发展中国家愿意改革它们现有的无效率制度,就会大大提高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改善经济运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
生产力的增长。这就是后发国家可以利用的制度红利,我把它称为内在的制度红利,意味着它是产生于它们本身制度的改善,只要它们的当政者有改革的意愿和能力,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2.对先进制度的借鉴和模仿。后发国家因为处于后发展地位,还可以大量地借鉴和模仿先发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公共管理制度,因为后者在制度建设过程中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长期的摸索和试错,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发展了一套成熟的、有效率的制度和政策体系。这就为发展中国家实施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物,使之在制度建设中少走弯路,减少试错成本和时间。但是，学习和借鉴不等于就是照搬,各国都有自己的国情,照搬是行不通的,但也要防止以国情不同为由,完全拒绝学习和借鉴国外成功的制度建设经验。通过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来改善后进国家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我称之为外在的制度红利,它是通过对外开放来实现的。
3.制度趋同。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趋势越来越猛烈,国际合作、交流和协调越来越显得迫切。在这样背景下,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对后发国家改善制度效率起到了促进作用。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贸易规则,要求各国必须遵守执行,而这些规则基本上符合市场经济制度的自由竞争原则。因此,该组织促进了后进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
各国经济制度具有趋同的倾向。尽管这种趋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会造成一些冲击,甚至还会造成一些损失,但总的说来,这种趋势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自觉地向国际准则靠拢,也属于外在的制度红利,也只有通过对外开放才能实现。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计划经济国家,搞了几十年,经济发展缓慢,有时甚至停滞不前,证明这种体制是无效率的。20 世纪70 年代末发动的经济改革从根本上说是要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比在效率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制度改善空间。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这种潜力被充分释放出来了。
4.我国的实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从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到企业层面的微观管理体制,进行了持续的、渐进的但又是根本性的改革,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已逐渐被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经济体制改革使生产力得到充分解放和发展,经济运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明显提高,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切都是充分利用制度红利所带来的。中国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非常重视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把改革的目标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多地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有关法律、政策和制度,如宏观调控政策,现代企业制度,金融保险制度、社会保障体制,等等。如果说20 世纪90 年代以前的改革主要是充分发挥内在的制度红利,那么,90 年代以来的改革则主要是充分发挥外在的制度红利,即
主要是向西方学习和借鉴,因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经验,必须向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学习和借鉴。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中,由于积极地向西方学习,使改革的进程较为顺利和平和,少走了一些弯路更新8.0版本,节约了制度试错成本和时间。如果我们闭关自守搞改革,对西方国家的经验一概排斥在外,一切要从头做起,一切要另搞一套,那么,怎样让电脑定时关机我们的改革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当然,学习、借鉴和吸收国外一些法律、政策和管理方法,决不能全盘照搬,各国都有自己的国情,全盘照搬是从来不可能成功的,工作检讨书范文因此,在借鉴别国经验时必须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取得成功。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越来越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深。尤其是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以来,中国经济已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对中国来说,加入WTO 既是个机遇,也是个挑战,当然是利大于弊。它要求中国必须遵守国际游戏规则,这就使得国内的法律体系和管理方法必须适应国际规则,迫使那些不适应WTO 规则的制度必须加快改革步伐。从长远来看,这加快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因此,对于改善经济运行机制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三）追赶者红利
追赶者红利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红利,称之为狭义的红利。该种优势假定先进科技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发明创造出来的,作为后进国家,无须投入如此大的资源和时间在研发上,而只需要把发达国家现存的先进追赶者引进过来,加以消化改进,就可以加速本国的追赶者进步。由于吸收、消化和模仿比发明创新花费的成本和时间要少得多,女尊男生子因此,发展中国家能够节约大量的资源和时间,而且能够比发达国家以更快的速率促进追赶者进步,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科技方面的差距。追赶者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这样,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就可以比发达国家更快。除了追赶者模仿之外,后进国家还可以实现追赶者跨越式发展。一项追赶者的发展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步进行的。比如,电子追赶者从最初的半导体,再到晶体管,最后到集成电路,经过了好几个发展阶段。后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引进国外追赶者时,就可以跳过一些中间阶段,直接引进国外最先进的追赶者。
二 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一）面临第二次人口红利期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展望 2008年修订版
由上图可知，人口抚养比将在2013年达最低值38.3%，“十二五”处于发展潜力最大的时期。2013年中国人口抚养比将出现拐点开始上升，但2010年至2035年仍低于53%的“人口红利”期标准，处在劳动力丰富、抚养负担低、储蓄率高的“人口红利”期，这将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
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出现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和相对较少的老年人和儿童，这一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人口抚养负担较轻的时期通常称为“人口红利”
期。目前，中国人口正值年龄结构较合理、适龄劳动人口比重较大，且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并有进一步转移的潜力的阶段。这种人口转型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这就要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只有通过改善全要素生产率并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能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口红利概念虽然是指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对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这两个经济增长条件产生的正面影响，但是，劳动力供给中实际上是包含着人力资本因素的。在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的前提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非要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相反，人口结构变化还创造了一些新的条件有利于扩大和深化教育，这可
以被看作是从人力资本方面创造经济增长新源泉的红利。
面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实用型人才的培养至为紧迫。对于实用型技术人才的培养应从劳动者体的增量和存量两方面着眼。中国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状况，不仅整体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年龄较大的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明显降低。例如，目前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例如，受教育年限从20岁的9年下降到60岁的6年，而与美国的差距则从20岁比美国低29%，扩大到60手机壳发黄用什么清洗岁时比美国低56%。
针对这种现状，培养人才既应该从正规教育入手，密切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连接，也要从在职培训和“干中学”着眼，提高劳动力存量的技能。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依靠人才红利。
（二）重点转向依靠制度改革红利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极大地释放了劳动生产力，扩展了社会的生产边界，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注入了强有力的“制度红利”。但不可否认，迄今为止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不彻底，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领域仍然处于瓶颈阶段，例如：要素价格扭曲，金融、电
信、能源、交通等行业的高度垄断等问题。因此，下一阶段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加快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清晰界定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配置资源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并逐步消除过度垄断。
（1）保护产权，构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公有产权制度（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的改革，扩大产权制度改革的内涵（既包括企业产权也包括资源产权）；另一方面要提升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地位，使其逐步成为市场经济得以有效运转的制度基础。因此，在现阶段，政府提供产权保护，不仅要强调对国有财产的保护，更要强调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尤其要防止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只有在要素资源支配者不再主要由政府而是由市场承担的前提下，政府提供产权保护才真正具有意义。强调政府的产权保护职能，就是要逐步确立以私人财产权为基础的市场交易制度，建立私人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之间的“契约”关系，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政府提供产权保护才具有真实的涵义；也只有在这种涵义上，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才得以最终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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