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名窑考古:南宋龙泉官窑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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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中国制瓷业发展的辉煌时期，尤其是莹润似碧的官窑青瓷，将瓷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页，装点得绚丽多彩。但在历史湍流的冲击下，不仅其传世精品十分稀少，而且使当时的文献记载残缺不全，从而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长期以来，人们为此而苦苦探寻着。随着20世纪80年代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的发现，北宋官窑的历史悬案最终基本得到了解决，而对南宋的两座官窑中所谓“修内司官窑”的探索却始终处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未能取得令人信服的结论。然而，对南宋龙泉是否设有御窑问题，因囿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稀若凤毛麟角和历次考古发掘的不全面，学术界普遍都持否定态度。但是，随着近年来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对南宋龙泉官窑及其属性有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必要。笔者根据文献记载考证及所采集实物标本分析，试就此问题发表一点拙见，敬请专家学者和古陶瓷爱好者赐教。
一、金人南侵导致了北宋的灭亡，这个事变对中国瓷业的直接后果是北方熟练窑工逃亡、南迁，从而促进了南方制瓷业的飞速发展。就龙泉窑而言，此时的生产规模比北宋扩大了数十倍，窑场分布，除龙泉外，还向其周边的庆元、云和、遂昌、永嘉、泰顺、文成及福建省的
浦城、松溪等地扩散，形成了一个宠大的龙泉窑系，一举而成为南宋时期全国瓷业中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北方窑工的南迁又带来北方形成的新技术、新工艺，促使龙泉窑青瓷在工艺水平、产品质量上发生突变式发展，尤其是汝窑乳浊釉制作技术传入南方后，其所结果实最为丰硕之处，既不是越州，也不是临安，而是龙泉，它为南宋以前盛烧刻划花厚胎薄釉青瓷的龙泉窑注入了新的生机，从此以后，便生产出粉青、梅子青瓷器而闻名于世。明人陆容《菽园杂记》云：“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次则有金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外则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绕等处皆有之。然泥油精细，模范端巧，俱不若刘田。……凡绿豆莹净无瑕者为上，生菜者次之。然上等价高，皆转货他处，县官未尝见也。”（见图一）①陆容所记有关龙泉制瓷业是转录南宋嘉定二年（1209）县人何澹（历官御史中丞、参知政事）修纂的《龙泉县志》中对龙泉窑制瓷情况的详细记录，因所记为当时之事，十分可信。这“县官未尝见也”的瓷器无疑就是专供朝廷使用的宫廷用瓷，说明刘田（大窑）等地分明为南宋朝廷烧制瓷器的地方。“杭州市南宋皇宫遗址和绍兴市攒宫宋六陵墓地，大量白胎厚釉龙泉青瓷的出土，就是有力的证明。”②  这些“县官未尝见也”的瓷器，是“禁廷制样须索”，或象汝窑“惟供御拣退”，还是朝廷置窑烧造，因缺乏详尽的历史文献记载，其烧制性质有待今后进一步作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有文件删不掉怎么办
在我们讨论南宋龙泉官窑问题时，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应该是出自溪口瓦窑垟窑的黑胎厚釉青瓷。 
从所搜集到的标本来看，这类瓷器造形优雅端巧，制作极其精细，除少数如觚、尊等高体型标本下段胎壁稍厚者外，一般器物的瓷胎比历代龙泉青瓷都薄，大体与表里两层釉厚之和相等或稍厚，多数在1毫米左右，而器物的口沿和圈足的边缘却薄如蛋壳，胎质细密坚实，并呈黑灰，俗称“铁骨”，釉普遍上二三道，有的多达四道以上。釉以粉青为主，有的似碧波，有的如翠玉。同时，它还具有以前官窑瓷器所没有的特征，其一为“紫口铁足”；其二为开片，从而使产品流溢着一种古朴而奇特的审美意趣。产品分陈设瓷，祭祀用瓷和实用与玩味相结合的日用瓷三大类。主要有：贯耳瓶、白菜瓶、笔筒、笔洗、觚式瓶、琮式瓶、鼎炉、五管灯、尊、碗、盘、把杯、八角杯、六角杯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青瓷“从造型设计、产品种类到施釉，都不是按照民间用瓷经济实用的原则进行的，而是完全依照上层统治阶级所需求的高贵美观去做的。”③它无疑是为了满足皇室、官僚和豪富阶层奢移极欲的需要而生产的。因此，龙泉窑这类黑胎厚釉青瓷不是仿官这一点是很明确的，若是信官，则这类产品就属商品瓷，在各地当大量出土，而考古资
料却否定了这一点。“海宁县硖石镇东山朱伯康墓，墓主是个地主乡绅，又是官僚的亲属，但墓中所出的一件龙泉窑莲瓣碗，胎壁有冲口，是一件次品，可见当时龙泉青瓷的名贵了”。④同时，在几次比较大规模龙泉窑发掘和考古过程中⑤还没有到它的发生和成长过程的迹象，也就是说，它是在某个特定时期突然出现的。虽然除瓦窑垟窑外，其他诸如大窑的新亭、杉树连山、亭后山、牛头颈和溪口的骷髅湾、李家山等窑址在与白胎青瓷混杂的堆积层中，也有类似这类黑胎青瓷，但如果把它们的标本和瓦窑垟标本稍加比较，只要稍谙陶瓷常识的人都能很容易将两者区别开来。“大窑与瓦窑垟窑两地都名为黑胎的青瓷，其胎、釉特征都有明显的区别。大窑拾到的标本胎较浅、往往呈灰或深灰，均为厚胎制品，釉层较薄。胎的厚度大于表里两层釉之和的一倍以上，即釉厚约占胎厚的四分之一”。⑥可以肯定的是，这类黑胎瓷无疑是瓦窑垟窑的仿制品。
瓦窑垟窑黑胎青瓷无论是产品种类、器形设计、工艺特和生产技术等方面均受到北宋中原诸多名窑的影响，尤其受汝窑影响最深。或者可以说，这类黑胎青瓷就是出自北方窑工之手，是北宋汝窑青瓷在龙泉的延续。理由有： 
1、从搜集到的残件标本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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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窑垟窑产品中的陈设品有许多是仿商周秦汉青铜器及玉器造型，这与北宋官窑受徽宗朝帝王提倡的仿古复古风产大量仿青铜器和玉器造型相一致。
2、“汝窑无大件器皿，器皿的高度没有超过30厘米的，一般的在20厘米左右；盘、碗、洗、碟等圆器的口径一般在10—16厘米之间，超过20厘米以上是极个别的。”⒂而从瓦窑垟现有的残件看，与汝窑的这一器型规格完全一致。
3、一些学者对瓦窑垟黑胎青瓷产品是官窑瓷持否定态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不论大窑、金村还是瓦窑垟都见不到支钉型支烧的窑具。”⑦事实却恰恰与此相反，笔者搜集的出自窑垟的一件黑胎小盘残片（见图 三），就是用五支钉窑具支烧而成的，它显然承袭了汝窑的烧制工艺。
思援弓缴4、笔者另有一件瓦窑垟的三足洗残件，经复员后可知该洗为敞口、直壁、口底相若、下承以三足。里外满釉、呈天青，釉面有较细纹片。胎骨较薄，胎为黑胎，仿汉代铜洗式样。该洗从外型上看与汝窑三足洗如出一辙，区别只是汝窑三足洗为香灰胎，而该洗为黑胎（“铁骨”），这种区别显然是由于汝窑胎土原料和龙泉窑胎土原料不同造成的。
综合以上分析，龙泉瓦窑垟的黑胎青瓷在器型设计、制作工艺、烧成技术、施釉方法等方面直接来源于北宋中原诸名窑，是“袭故京遗制”而生产的，并在继承“遗制”的基础上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无疑是官窑产品，而瓦窑垟则可以肯定是南宋御用官窑。
二、关于南宋龙泉官窑的设置时间，由于缺乏明确的历史文献记载，要探讨此问题似乎比较困难。但只要我们认真地研读一下现存的历史文献，就可以从中探寻到它的踪迹。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云：“今处之龙溪出者粉青，越乃艾。……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⑧《云麓漫钞》成书于开禧二年（1206）年。这条记载不仅说明龙泉窑掌握生产粉青瓷技术早于效坛下官窑。而且，一个“近”字则明确指出了郊坛下官窑是在1206年前不久设立的，因此可以断定，龙泉官窑在1206年前早就建立了，这或许可以作为龙泉官窑设置的下限时间。至于上限时间，笔者认为，应该是在绍兴十三年（1143年），或稍后。
因为北宋灭亡后，赵构于建炎元年（1127年）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至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的十二年间，女真贵族仍没有停止他们野蛮的掠夺战争。随着金兵铁骑的长驱直入，高宗皇帝及大臣们选择了唯一出路就是逃亡。于是从河南商丘至建康（南京）、扬州（江宁）、临安（杭州）、越州（绍兴）、明州（宁波），直至入海至温州、
台州，最后返越州、临安，一路颠沛流离，风云难测。在此大难临头，金瓯难保之秋，朝廷是不可能设立官窑烧造“极其精制”的瓷器供自己享用的。再者，此时的南宋王朝处在一个政局动荡、财帛拮据的岁月，朝廷力尚简朴。绍兴十一年，高宗对臣下说：“朕于宫中，凡玩好之物，未尝经目，止要赐勋旧贤劳尔。”⑨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又怎么会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来设置官窑呢？
“绍兴和议”后，江南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这时的南宋朝廷则偏安于江南一隅，过起了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不禁祭祀、陈设、饮食需要大量瓷器，而且统治者还将不少瓷器用于赏赐，搭烧的瓷器已满足不了需要，于是便设立官窑烧造宫廷用瓷。在这种情况下，龙泉设立官窑烧制御用瓷器是完全有可能的。
首先，如上文所述，南宋初年，北方大批窑工“随驾南来”，纷纷涌入浙江，主要集中在龙泉窑的各个窑场继续从事瓷业生产，这当中自然包括汝官窑的窑工，这就为龙泉设立官窑提供了大量的人才资源。其次，设置官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工匠、管理机构外，还涉及原料、燃料、地形等许多因素，而龙泉比较于其他地方，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三，从现存的遗物标本看，瓦窑洋生产的黑胎青瓷就是“袭故京遗制”烧造的，实际上是北宋汝官窑在龙泉的延续和发展。
南宋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的相对稳定，生产力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生活的日益奢侈，仅靠龙泉官窑生产的优质瓷已远远不能满足其需要，加之龙泉距临安路程相对比较远，带来如运输困难等诸多不便。于是，便在龙泉官窑中抽调精堪窑匠，在郊坛下增设新官窑“自烧之”（郊坛下官窑与瓦窑垟遗物标本极其相似，难分彼此就是力证）。从此龙泉官窑日渐衰落并逐渐被世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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