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朝关系
近代中国与朝鲜的关系
自1910年被日本吞并后，朝鲜半岛人民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独立复国运动有的学者将其称为韩国独立运动。“朝鲜”与“韩国”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不同称谓，在二战结束前并无特别政治意义。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朝鲜半岛的爱国者们纷纷组成政党和武装团体进行反日斗争。他们的名称有的冠以“大韩”，有的称为“朝鲜”。所以，在1910年至1945年8月，“朝鲜”与“韩国”的两种称谓是混用的。朝鲜半岛分裂后，朝鲜、韩国分别与北方、南方两个政权相对应，具有特定意义。。由于日本殖民统治者防范严密，以及地理上和中国邻近等原因，朝鲜民族主义者和爱国志士长期把中国作为独立复国运动的基地。
1919年4月10日，朝鲜独立党人在上海建立韩国临时政府，领导国内及海外的独立运动。上海在朝鲜半岛独立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45年9月，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在即将凯旋归国之际把上海称为“韩国独立运动的海外发祥地”。当时的中国也是遭受列强侵略奴役的国家，中国人民也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并在为自己的民族独立进行奋斗。共同的命运遭遇把中朝两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两国人民相互支持，并肩作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支援，除对朝鲜国内人民反日斗争的积极声援外，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境内朝
鲜革命者反日独立运动的支持。同样，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支持，也表现在中国境内的朝鲜革命者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支持，甚至许多朝鲜独立运动人士直接参与到中国的革命队伍中来。在这一时期，中国朝野各政党、政治集团对朝鲜独立复国运动的政策成为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两国自身历史演变过程相关联，中国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关系呈现出了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从1919年朝鲜的“三·一”运动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朝鲜独立运动成为中日外交交涉的主要内容，当权的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均不愿开罪于日本，对在华的朝鲜独立运动进行压制。与之相反，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护法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虽然不是执政当局，但仍给予朝鲜独立运动力所能及的支持。
镁怎么读1919年3月，正当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为争回山东权益艰苦奋斗，全国反日浪潮四起，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时，朝鲜半岛全境爆发了有200多万人参加的反日大起义，要求实现韩国独立，这是朝鲜人民亡国近10年来反日意志的总爆发，极大地震撼了日本统治者。
爆发于1919年的朝鲜“三·一”运动和中国“五四”运动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在中朝两国历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也开辟了中朝关系史的新纪元。金日成认为朝鲜“以三一起义为转机，结
束了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期，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以工人阶级为先锋的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进入了新阶段”。朝鲜“三·一”运动在斗争精神、斗争方式等方面深刻全面地影响、促发、推进了中国的“五四”运动。这两场间隔时间不长的革命运动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斗争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鲜“三·一”运动爆发后，立即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声援与支持，北京、上海、天津、湖南、山东、东北等地的报刊纷纷予以报道和评述。《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公言报》、《东方杂志》以及《民国日报》等许多在当时极富影响力的报刊不断报道“三·一”运动的进展状况和日军镇压惨状，以唤起国人对朝鲜人民的关心与支持。据统计，仅从3月12日至5月6日的几十天时间里，《民国日报》有关“三·一”运动的报道就达20余篇。在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看来，援助朝鲜独立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纷纷要求北京政府承认并支持朝鲜独立。然而，执掌北京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集团却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据1919年3月23日的《公言报》报道，朝鲜人“向吾政府上书洋洋数千言历陈韩民困苦及此运动独立经过情形”，“并希望中国推念同种予以援助”，然而“政府接书后以中日睦谊正笃”，“未便置词已搁置不理”。当时中国的皖、直、奉三大军阀派系都热衷于对内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甚至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换取日本或其他列强的支持，因此，都不愿为支持朝
鲜独立运动而得罪日本。
同时，在自身利益都保不住的情况下，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也很难对朝鲜争取独立的活动给予必要的支持。5月底，韩国临时政府派赴巴黎代表金奎植向记者发表谈话说：“中国代表其满怀同情，自不待言，但其自身问题尚在困难不定之中，在和会中力量不足，又时恐日人之鬼祟手段，借题发挥加害于自身要求之问题，故不能放手扶助吾人。”
如果说北洋集团在政治上、外交上对朝鲜独立运动采取的沉默态度尚能为朝鲜爱国志士谅解，那么它对待活跃在中朝边境的朝鲜移民的反日斗争所采取的态度，就不能不引起朝鲜爱国志士的不满和反对了。
“三·一”运动后，长期在中、朝、俄边境活动的朝鲜独立党人顿时活跃起来，不仅在中国境内袭击日本领事馆及各种机关，给东北境内的日军以重创，而且屡向朝鲜境内进袭，猛烈冲击着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北洋政府以及东北地方当局迫于日本的压力，同时也是从稳定自身统治秩序和中朝交界地区安全出发，与日本军警联合镇压朝鲜独立运动，致使活动于中国东北的朝鲜独立运动一度无法在东北立足，被迫退入俄罗斯远东共和国西伯利亚南部休整。“北洋集团奉行的对韩政策虽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其结果却使韩国独立运
动大受伤害，并为日本侵略者挑拨中韩关系开了方便之门。”
但是，孙中山却给予朝鲜独立运动一如既往的支持。“三·一”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先生闻讯，立即发出承认朝鲜独立之呼吁。之后，当韩国临时政府成立并急需外交承认的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护法军政府成为其唯一的支持者。孙中山认为：“中韩两国，同文同种，本系兄弟之邦，素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辅车相倚，唇齿相依，不可须臾分离，正如西方之英美，对韩国独立，中国应有援助义务。”1921年10月，中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会见韩国临时政府专使、代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申圭植，除了对韩国临时政府表示深切同情而加以承认之外，通令护法政府所属各军校尽量吸收朝鲜子弟接受军事教育，并承诺北伐计划完成以后，将全力援助朝鲜复国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对朝鲜反日独立运动的热情支持，深得朝鲜人民的信赖与崇敬。时至今日，朝鲜半岛上许多人仍然记着孙中山的名字，中国与朝鲜半岛人民友谊之深刻，由此可见一斑。2022年各银行利息排行
遗憾的是，由于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广东政局发生骤变，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承诺之事未能付诸实施。但孙中山所确定的支持朝鲜独立运动的原则却为以后的中国国民党所继承。南方各军校及日后国民党所创办的黄埔军校都曾接纳持有韩国临时政府证明文件的学生，为朝鲜独立复国运动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
“三·一”运动爆发时，中国共产党虽然尚未诞生，但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活动家已经以满腔的热情关注这一场民族革命风暴的兴起。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纷纷撰文评述“三·一”运动。1921年3月，在长沙参与组建了中韩国民互助社，以实际行动支持朝鲜独立运动。1922年1月，中共代表与韩国临时政府代表一起参加了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组织代表大会，相约互相支持，共同合作。即使在中国共产党遭遇国民党的年代，仍有大批朝鲜革命者与中国共产党人同生死、共命运。
最新吸血鬼电影中共与韩国临时政府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临时政府中的高丽共产党人进行的。但是，中共与高共有关朝鲜独立的政治主张存在较大的差别。韩国临时政府是在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朝鲜民族主义性质的政权，它不是由一个政党组成的，而是由多党组成的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政府。作为临时政府组成部分的高丽共产党主张按照第三国际的命令来改造临时政府，通过外交承认，进而在朝鲜实行“共产主义革命”。中共不同意高共关于取得外交承认开展独立运动的主张，对之提出批评。1923年7月，中共发表的《关于时局之主张》中严厉批评了韩国临时政府依靠外强而独立的政治主张。此后，受国共分裂的影响，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也发生了分裂，共产主义者退出了临时政府。中共与云顶之弈手游阵容
韩国临时政府的联系随之减少，关系也越来越远。随着国共两党对立加剧，韩国临时政府采取了依附国民党谋取独立的策略，中共对其态度变得更为严厉。1930年3月1日，中共机关报《红旗》将韩国临时政府视为“没有任何真实的革命意义”，更把它看成是朝鲜革命的对象之一，此时中共与临时政府的立场已经完全走向对立。但是，中共对韩国临时政府策划的反日措施仍持欢迎和赞成的态度。
第二阶段，从“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在国难当头，日本对华侵略扩张企图昭然若揭之时，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对朝鲜的独立运动进行了或明或暗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迅速出现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在华朝鲜独立运动也再度活跃起来。在东北，长期坚持反日斗争的朝鲜各派抗日武装趁机重振军威，金日成建立的反日游击队、李青天领导的朝鲜革命军等各路大军，与遍及东北各地的中国抗日义勇军并肩作战，共同打击日本侵略军。在上海，朝鲜独立运动各团体——丙寅义勇队、劳兵会、独立运动者同盟、青年同盟、兴士团等组织联合会，发表通电反对日本侵略东北。韩国临时政府发表《告国内外同胞书》、《告东三省同胞书》，号召建立中朝两民族之共同战线。1932年4月29日，韩国独立党人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日本侨民天长节(天皇生日)庆祝会上，向主
席台投弹，一举炸毙炸伤日本军政要人白川义则、重光葵等多人，举世震惊。朝鲜人民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无疑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支持。“虹口公园事件成了中韩关系史上一大转机。由万宝山事件引起的中、韩民族在情感上的隔阂顿时缓解。”此后，朝鲜独立运动在国民党对日战略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国民党最高当局开始直接关注朝鲜独立运动。1933年初，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南京会见韩国独立党领袖金九，密商双方合作事宜。同时，蒋介石也表明不赞同用暗杀日本军政要员的斗争方式，而是应当先训练一批武官，为以后的独立战争着想。对此金九也表示接受。如何搭建云平台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日关系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的军事威胁与严厉监视，采取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方式支持在华朝鲜独立运动，并将援助重点放在帮助韩国临时政府培养军事人才方面。自1932年10月起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分别在南京、洛阳及江西、湖北等地举办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对外称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队第6队)3期、中央军校特别班1期、洛阳军分校训练班第17队1期、韩国独立军特务队预备训练所1期、军事委员会政训班朝鲜学生队1期。另外中央军校第10期、11期分别招收数十名朝鲜学生。据粗略统计，中国军校6年间共招收朝鲜学生415名。这批军事人才除少数留在中国军队担任谍报、策反、教育俘虏等工作外，多数后来成为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
六一儿童节祝福语短句20字复军的骨干，战后在韩国国内的军事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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