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的前世今生
“样板戏”的前世今生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人 李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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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FT中文网：www.ftchinese/story/001059902?page=1孙红雷老婆
 
演出开始的钟声响过之后，整个剧场暗了下来。一束聚光灯在黑暗中射向大幕，一个穿着八路军军装的男演员从幕后走出，站定，用高昂的声音朗诵道：“伟大的领袖教导我
们：成千成万的革命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激越的序曲响起,演出正式开始。
这是中国国家京剧院今年在全国巡演京剧《红灯记》的标准开场。两个小时的演出几乎一切都遵从这出“革命样板戏”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样板版本，包括开幕前的语录，只在乐队规模和武打动作方面，因为条件所限有极少的改动。（编者注：此文最上方的照片即为时期上演的《智取威虎山》剧照之一）谢楠个人资料简介图片
整场演出充满革命的、斗争的激情，在当今世界，似乎只有朝鲜的革命歌舞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七十四岁的孙元意导演从七十年代就开始参加《红灯记》的导演工作，这次复排，他也参加了。他说，这种“原汁原味”的演出能让观众进行“双重欣赏，一个是看这个戏，一个是看看当初这个戏是怎么演的。给你对时代的认识，认识咱们中国所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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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复排的由头，是纪念《红灯记》首演五十周年。
另一出至今仍具影响力的“样板戏”——芭蕾舞剧《红娘子军》——也在今年纪念首演五
十周年。中央芭蕾舞团一直以创编这出“中国第一原创芭蕾”而骄傲。《红娘子军》最近每年都会有演出，还在2009年和2013年两次在巴黎登上舞台，获得不少掌声。2014年，该团纪念首演五十周年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让它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
“春晚”的节目都要经过反复的政治审查，允许“样板戏”出现其中，意味着意识形态部门并不认为《红娘子军》的“样板戏”身份有问题。原纱央莉重装上阵
“样板戏”上“春晚”，这立刻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反对者认为，“样板戏”作为“”的产物，以这样显眼的方式出现，有为“”张目之嫌，在近几年极“左”人士不断欲给“”翻案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尤为不妥。支持者有的认为“样板戏”是水平很高的艺术作品；也有的说“样板戏”所表现的“革命内容”至今仍未过时。
这样的争论已经进行了十年。
随着“”的结束，“样板戏”从公众视野消失了有大概十年时间。1986年前后，它们开始以各种方式重登舞台。这一年，也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京剧名角李维康、耿其昌夫妇和军队歌手刘斌分别唱了《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的选段。
在“”中受到迫害的作家巴金立刻撰文写道：“好些年不听‘样板戏’，我好像也忘了它们。可是春节期间意外地听见人清唱‘样板戏’，不止是一段两段，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我真害怕一九六六年的惨剧（指“”）重上舞台。”学者王元化、作家张贤亮、邓友梅等也纷纷发言或撰文反对样板戏公演。
然而，反对意见没能阻挡“样板戏”的回归。一开始是演片段，到1990年京剧界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红灯记》作为“国粹”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整本复排。此后，《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娘子军》、《白毛女》，以及第二批样板戏中的《杜鹃山》、《平原作战》都先后整出重登舞台。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教育部决定在中小学推广京剧，选出十五个唱段，在音乐课堂教唱，其中有九个是“样板戏”唱段。文化界的葛剑雄、章诒和、朱大可等人对此起而攻之。但是，他们的反对没能阻挡这件事。再到近几年，随着“红经典”这一名词的出现，样板戏自然也就成了“红经典”的一部分，在各种“红经典”演出中频频出现。而且，在其它题材都越来越受限制的背景下，它们还被改成针对主流大众的影视作品。《红灯记》、《沙家浜》被改成了电视连续剧，请了陈道明、许晴等明星主演。《智取威虎山》被改成3D电影，由徐克导演，张涵予、梁家辉和余男主演。
谁是“样板戏”真正的推手？
“样板戏”到底是怎么来的？一般认为，“样板戏”是江青为了给自己积累政治资本弄出来的。其实这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正如历史学家高华在他的《历史笔记II》中指出的那样，“样板戏”真正的推手是。毛因“”失败退居二线，而后酝酿排除异己、巩固自己的最高话语权，“样板戏”的出台是他为实现这一目标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重要动作，而江青是在台前运作的操盘手。以下是高华对毛放江青出山这一过程的提炼：
“1962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 9月29日，毛携江青接见印尼总统夫人。这是江青在建国后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次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方刊登照片，至此全国人民始知的夫人是江青。”立春前一天绝日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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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个星期，江青就约见中宣部、文化部的正副部长，表达对文艺界政治方向的不满。但她的这第一次出击并没什么反响。于是她将目光转向上海，并在那里到知音。当时在上海主政的柯庆施擅于揣摩上意，1963年初，他积极配合江青，组织在报纸上批判文艺中的“糟粕”。同时，江青看中了上海当地创演的沪剧《红灯记》和《芦荡火种》（《沙家浜》的前身），将它们分别推荐给中国京剧院（即后来的国家京剧院）和北京京剧院，
并强势参与了将此剧改为京剧的过程。
在推出江青的同时，毛也开始在不同场合批评当时的文艺作品不接近工农兵，不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几次用他一贯生动而又尖刻的语言说，中国的舞台已被“死人”（指古人）和“洋人”控制。1963年12月，他在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批示中写到：“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此前一个月，在另一个场合，他已经语气尖锐地说，如果文艺部门不能改变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局面，就要“把它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它们发工资。”
在毛敲响的隆隆战鼓声中，江青扛起了“文艺改革”的大旗，开始统领京剧现代戏的编演和加工。1964年6月到7月，全国京剧现代剧观摩演出在北京举行。6月23日，在周恩来主持的各代表团的座谈会上，江青用跟毛一样的腔调，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言论。几天后，毛就表态，说江青“讲得好”。同时，他以看戏的举动，表示对江青的支持。江青认为已经被她加工得比较成熟的戏，他肯定去看。这一年内，他几次观看《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和《芦荡火种》，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并建议后者改名为《沙家浜》。
此后，江青又领导加工了京剧《海港》，芭蕾舞《红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组曲《沙家浜》，毛亦全力支持。他本对西方艺术形式兴趣不大，但是看完《红娘子军》还是慷慨地给予赞誉：“革命是成功的，艺术是好的，方向是对的。”
“样板戏”到底宣讲了什么？
这些又“成功”又“好”的戏到底是什么样的作品？
“样板戏”的故事涉及到中共党史的不同阶段：二十年代的农民革命、三十年代的红军、抗日、四十年代内战、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六七十年代的建设时期。它们确如所要求的，反映了工农兵的“革命生活”，塑造了一批工农兵英雄形象–-铁路工人、人民公社大队支书、农民武装领袖、新四军指导员、解放军剿匪先锋等等。这些基层党员不但自己绝对忠诚于“党的事业”，而且都扮演着教育别人的革命带路者的角。《红娘子军》里的吴清华、和《杜鹃山》里的雷刚本来都因为“受压迫”而满怀复仇之心，他们在党代表洪常青、柯湘的谆谆教导下，将自己的仇恨融入整个“无产阶级”的仇恨，从而放弃“狭隘的”个人目的，转而投入到“为人类谋解放”的崇高事业中。在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海港》和《龙江颂》里，英雄则提醒众要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并领导大家抓出了阶级敌人。
在现实生活中，也教育全国人民“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种“斗争哲学”笼罩下进行了十年不间断的内斗。结果是“人性被扭曲……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尊重、友爱、互助——没有了，只有猜忌、仇恨、伤害”，学者王元化在八十年代接受上海广播电台采访时说。而“样板戏”，在当时和大字报、标语口号、批斗游街一样，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
“‘样板戏’重在表现斗争，而且都是敌我斗争，”王元化说。“既然成千上万的无辜者被打成反革命，那就需要通过斗争哲学，使人大胆怀疑，（让大家感到）满眼都是敌情。”他还说，那些表现1949年以前斗争的作品，在当时也有现实意义。台上对日寇、伪军、土匪这些敌人的无情斗争，通过艺术的魔力，使得观众在现实生活中，坚定无疑地把被诬为“反革命”的无辜者当成敌人残酷、无情地去斗争。
王说，“文化大革命”使人不再成为人，它使大众异化为兽，在这方面，“样板戏”“功不可没”。
在众被异化为兽时，少数人却被美化为神。王元化认为，后面这一点是“样板戏”除斗争哲学之外的另一个主要特征。
“样板戏”中，英雄们的性格没有任何个人彩，没有任何缺点，千篇一律地集高大完美、集英勇和机智于一身，一如宗教故事中的神人和先知，是需要被无条件崇拜的人物。
但是，被崇拜的英雄们也有他们崇拜的目标，那就是。他们平时不断用“思想”教育众、领导众。当遇到危难时，就会成为英雄们精神力量和智慧的来源。
《杜鹃山》里，柯湘面临多名队友被捕、奸细猖狂、敌人随时可能进攻的情况下，沉郁地唱道：“面临着胜败存亡，我的心沉重。”然后，她“望长空，”又“望长空”……音乐突然豁然开朗，因为她“似看到，万山丛中战旗红，毛委员指航程，光辉照耀天地明！想起您，力量倍增，从容镇定”。于是她有了解决方案：“依靠党、依靠众，坚无不摧、战无不胜，定能够力挽狂澜挫匪军，壮志凌云！”
《沙家浜》里，阿庆嫂的情报送不出去，急得“浑身冒火无主张”。在连续问了三个“怎么办”之后，她想起了伟大领袖，《东方红》的旋律响起，阿庆嫂深情唱道：“！有您的教导，有众的智慧，我定能战胜顽敌渡难关。”
到底是的哪条教导提供了灵感，语焉不详。柯湘只说了个原则性的“依靠党依靠众
”，而阿庆嫂，连这个原则都没提，只是想到了“”这个概念，一切就迎刃而解了。在表演、灯光的处理上，英雄们想起时都要双目灼灼、面映红光，并伴以表现心潮起伏的深呼吸。
他们就是这样像崇拜上帝一样崇拜着。
每出戏的最后，英雄们要么在武装斗争中拯救了人民，要么用自己的牺牲激励了身边人完成他的遗志。《红灯记》、《红娘子军》等剧里都有英雄慷慨就义的壮丽场面，而且也都被渲染得如同圣徒殉教。
毛看过样板戏中的绝大部分，对于里面如此狂热地歌颂他的主题和唱词没有任何意见。他提出的关于剧情的修改意见，都着眼于使之更好地反映他的理论。他看了《芦荡火种》后，建议改名，要求加强军民关系的戏。他更重要的意见是关于戏的结尾。这出戏的最后一场本来是“新四军”化妆混入给胡司令闹洞房的众，消灭了敌人。但毛看了之后认为不好，说“要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斗争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最后一场要“打进去”。于是，结尾改成了新四军打入胡府，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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