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街道的信息传播与信息交流功能(精)
中国古代城市街道的信息传播与信息交流功能
旅游管理就业方向2008-09-10 宁欣 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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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精英怎么搭配服装一 长安城的地域空间
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275-289页
中国古代城市街道的信息传播与信息交流功能
——以唐长安为中心
宁欣
摘要：唐长安城外郭城主干街道具有流动性、延伸性、公共性的特点，以及宣示、警示、炫示、舆论与信息传播功能等多项政治与社会功能，是当时城市社会的重要舞台。在相对封闭的坊市制下，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街道所发挥的信息传播与信息交流的功能，对坊市制向街市制演变的历史过程中的不容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唐宋 城市社会 街 长安 信息传播
中国古代城市在空间格局变化的过程中，坊市这种方形格局向街市这种平面大空间布局转换、封闭的坊市管理体制向开放的厢坊管理体制的转换，是中古时期的总体趋势，但以往人们过多关注了街与坊、街与市在时间和空间隔绝因素的突破，即：坊墙的突破，夜市的存在，坊内商业活动。但对街道，这种线形空间在突破坊市制度过程中的作用，作为都市地域空间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作为公共空间信息传播与信息交流的功能，却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唐朝长安城堪称中国古代城市坊市制的典范，城市规模宏伟，街道宽阔。在相对封闭的坊市体制下，街作为不可或缺的区域空间，是如何发挥社会信息的交流与传播的功能的，这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一 长安城的地域空间
唐长安城，因其宏大的规模，严密的制度和整齐划一的坊市，成为史家心目中古代城市的典范。
唐朝都城长安外城城周为36.7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1]唐长安为三重城，分为内城和外郭城。内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包括北部的宫城和南部的皇城。宫城即“大内”所在，皇城是中央官署集中区，外郭城则主要是以“坊”为区划的居民居住区和商业区，三重城功能各有分工。南北11条大街，东西14条大街，将外郭城分为114坊（包括东西两市），中央大街名为朱雀大街，南起外郭明德门，北至皇城南中门朱雀门（向北延伸至宫城南中门承天门）。以朱雀大街为中轴，将外郭城坊市分为东西两街区，东西两市，位于街东和街西中间偏北，各占两坊之地。宫城占地面积约为4.2平方公里，皇城占地面积约为5.2平方公里，外郭城占地面积约为74平方公里。
长安城的外郭城，就其区划，应该拥有三个相对独立的地域空间，一是由街道划分出的坊区，即居民居住区；二是市区，即东市与西市，属商品交易区；三是街道构成的区域空间（可简称为街区），即城内公共交通与公共活动区。都城作为城市社会的载体，具有地域
空间与社会空间两个有区别又不可分的研究领域。人们在研究长安城时，因其严密规整的坊市制，而将关注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坊与市这两个城市区划地域空间。其实，由于街区所具有的公共性、公众性、开放性及延伸性，不仅是具有相对独立性质的城市区划地域空间，在城市社会空间领域中也发挥着坊区与市区无可替代的作用。
唐长安城的街，应该有几个层级：
一是指城坊之间及城坊内主要通行道路，又可分为几个层次：一是具有轴心性质的街道，如外郭城轴心大道朱雀街，皇城内承天门街；二是以朱雀大街为轴心外郭城的主要街道，南北向有十四条，东西向有十一条，包括四面顺城街，将长安城分割成井然有序的坊市，每条街道都有相应的街名，一般是以街道所在位置的顺序命名，通向城门的街则往往以城门名称命名，如金光大街、春明大街，其它街道则以方位加次序称呼，如承天门街之西第六横街，朱雀门街东第三街；三是坊市的十字街、井字街。上述街的涵义，应是我们通常使用最广泛的。
二是具有宫廷广场性质、位于宫城与皇城之间承天门外的横街，类似于后来北京城的天安门广场。
三是外郭城内以主要街道为界限的区域划分，即以南北纵向排列的坊为一个街区，如朱雀街东第三街，朱雀街西第五街等。这种街区，也是行政区划和治安区划的一种组合。
坊、市、街三大区域，坊与市规划为平面方形封闭式空间，因此，管理方式也是相对封闭式的。东西十一条和南北十四条的主干街道是开放和可延伸的区域。[2]在84平方公里的唐长安城中，宫城和皇城共占十分之一强，外郭城占十分之九弱。那么，具有最大化公共性质和公众意义的外郭城主要街道所占的空间和比重是多少呢？据考古发掘，长安外郭城主干街道（即南北十一条和东西十四条），东西向的街道勘探出皇城以南的十条，南北向的街道位于皇城以南的部分基本都勘察清楚，按照已勘察出的数据统计，外郭城主干街道的总面积大约是10平方公里，占外郭城总面积的七分之一强，八分之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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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长安城的街道管理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已另文撰述，本文从简。唐长安外郭城的主要街道，可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又，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卷之二，
有详细归纳，可参见。拙文：《诗与街的对应 ——白居易“歌钟十二街”所引出的话题》（《中国历史文物》２００５年第５期）亦有简要归纳。还可参见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叶骁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二集所收《唐长安城平面实测图》，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妹尾达彦：《长安 都市计画》，（日）讲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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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利用街道传播与交流信息的方式1
二 、利用街道传播与交流信息的方式
街道作为古代城市社会官方和民间传播信息的渠道，具有信息传播和交流的功能，是自然形成的。街道的信息传播功能有两个层面，一是官方带有强制性或导向性的信息传递，二是街道上的活动会传递公开和隐含的社会信息。它的覆盖面主要集中在外郭城。
根据有关史料，可以将唐朝长安城的信息传播和交流的类别分为官方、民间和官民互动三种。
1、街鼓制度：
唐初马周建议设置，成为定制。
《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乙夜，街使以骑卒循行嚣謼，武官暗探；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而止。”[1]
《大唐新语》卷六：“（马）周所陈事：六街设鼓以代传呼，飞驿以达警急。”[2]
《中华古今注》巻上[3]：“街鼓唐旧制，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马周请置六街鼓，号之曰冬冬鼔。”
可知，街鼓的功能是通过鼓声官府向居民传递开闭城、坊、市门的信息，代替金吾将士巡警外郭城街道时昏晓传呼。
街鼓的示警作用紧急时刻也会被市民所利用。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十月，吐蕃犯长安，武将王甫“诱长安恶少数百人，集六街鼓于朱雀街，大鼓之。吐蕃闻之震慑，乘夜而遁”。[4]
街鼓代替“金吾昏晓传呼”，应该说警示信息的传递作用更强，也更方便。
唐人做《六街鼓赋》[5]咏之，并成为京城的重要标志。
街鼓制度，后世置废不一。现在北京城的钟鼓楼就是街鼓的沿袭。
2、行刑徇街示众：
山东青岛旅游景点古代刑人，为警示众人，往往当众行刑，以期达到最大效果。唐朝长安城宽阔的主干街正是具有最大公众效应的空间，警示就成了街的重要功能。唐长安城内具有公众性的行刑场所，记载比较明确的有子城西南隅独柳树，[6]东西两市，朱雀街[7]，崇仁坊，京兆府前街，街东安国寺前街，等[8]。在子城中行刑，有时还特地“集百寮往观之”。[9]
唐后期对重要案犯，为强化惩戒力度，往往采取——献（告）庙社、徇于两市，最后押赴固定刑场独柳树问斩。
史载，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平淮西，十一月丙戍朔“御兴安门[10]受淮西之俘。以吴元济徇两市，斩于独柳树”。[11]又，文宗大和八年（834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甘露之变发生，贾餗、舒元舆、李孝本被捕，“先赴郊庙、狥两市，乃腰斩于子城西南隅独栁树下”。[12]又，昭宗龙纪元年（889年）二月，擒秦宗权“上御延喜门[13]受俘”，“以之徇市、告庙
社，斩于独栁”。[14]
可以想见，由于以长安为典型的都市，居民数量众多，主干街道宽阔整齐，“刑于都市”也好，“斩之于朱雀街”也好，或是“徇于两市”，都是在街和市的最具公众效应的场所，展示犯人、强化惩戒效果的一种方式。
帮派名字这是唐后期警示效果最强的刑人方式。虽然有的记载只是“徇市”，但这样一个行刑路线，可以说充分利用了街、市向公众传递警示、惩戒信息的功能内。先在皇城内左献庙、右告社，然后出皇城[15]经主要街道游行（徇）到两市示众，再押回皇城到西南隅刑场问斩。选定行刑场所，选择行刑路线，都是为了取得最强的公众效应，坊市制下，一个“徇”足以达到最强效果。此后，历朝历代仍然采取“徇”（现在的“游街”）的方式，以达到最强的警示效果。在皇城内献庙、告社周行一圈，可能走这条路线：（1）出安上门——走春明大街——进东市北门徇市——出东市北门——走春明大街——过朱雀门步入金光大街——进西市北门徇市——出西市北门——进皇城含光门——斩于皇城西南独柳树刑场。出入皇城也可以走顺义门（西）和景风门或延喜门（东），沿皇城东（西）墙外街向南再走春明或金光大街。无论哪条路线，民众都会奔走相告，争先恐后，一路跟随，如无限制，还会赶赴
刑场，观看最震撼人心——人头落地的现场。于是官府追求的警示效果、民众渴望的惊梀场面，在这种徇市、徇街活动中得以实现。如隋末，李渊斩阴世师、骨仪、崔毗伽、李仁政于朱雀街道，于是“京邑士女，欢娱道路，华夷观听，相顾欣欣”。[16]
对重要的死刑犯人采取游街——闹市处决的方式，应该说是最重的处罚，充分利用街与市，将官府所期盼的公众视觉效应发挥到极致，从而传递了最具震撼力的政治警`示信息。
3、天门街（即朱雀街）祈雨
以皇帝的名义由官府出面在主干街道上的活动，虽然形式和目的各异，但往往带有政治彩，向公众传递的是一种政治姿态信息。
《乐府杂录·琵琶》载：“（德宗）贞元中，遇长安大旱，诏移两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斗声乐。”[17]
皇帝组织的祈雨，选址在天门街，就因为有宣示的意义，主要是做给民众看的。虽然最初属于官方行为，但后续活动确延伸到民间，成为商人扩大宣传的方式，应是政府的导向和鼓励。街道，越来越频繁和广泛的被用作公众和商业等活动的场所，街市的征象已经显现。
类似的还有一则：
《太平广记》卷二六○“黎干”：“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干以久旱，祈雨于朱雀门街。造土龙，悉召城中巫觋，舞于龙所。干与巫觋更舞，观者骇笑。弥月不雨，又请祷于文宣王庙，上闻之曰：‘丘之祷久矣。’命毁土龙，罢祈雨，减膳节用，以听天命。及是甘泽乃足。”[18]不是舞龙本身，而是围着龙舞。那么，舞的时候，应该是在公共场所，京兆尹也加入舞，在街上舞，有观者，目的是为了取得公众效应，而形式却持续影响着民间社会。
4、统治者的示范
还有皇帝亲自参加的在主干街道进行的一些活动，也具有典型意义，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如：
唐太宗迎经像。据《酉阳杂俎》续集卷六《寺塔记下》[19]记载，玄奘从西域取经东归，唐太宗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迎经像入大慈恩寺的活动。大慈恩寺位于朱雀街东进（晋）昌坊，迎经像路线应该是：从外郭城西开远门入城，向东直抵皇城西安福门外，皇帝在安福城楼上观看，然后向南拐，沿皇城西墙（通安化门大街），到金光门大街后东拐，走金光
门大街，沿途经皇城含光门，到朱雀门外，南拐，沿朱雀大街南行至延平—延兴门大街，东拐，行至皇城街东第二街，南拐，直达晋昌坊东[20]。当然，到朱雀门后，还可以有几条不同的路线，[21]虽然具体路线并无记载，但可想见，不管选择哪条路线，彩车千余辆的车队，浩浩荡荡的行进在主要街道上，有皇帝御临观之，有信徒百姓沿街瞻仰，场面何其壮观，当然是能够达到最大的限度的向公众传递了以皇帝为代表的官方对佛教态度的信息。2022国庆节放假调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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