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青铜器，件件国宝级！
青铜是⾦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在纯铜（紫铜）中加⼊锡或铅的合⾦，有特殊重要性和历史意义，具有强度⾼、熔点低、铸造性好，耐磨且化学性质稳定的特点。
史学上所称的“青铜时代”是指⼤量使⽤青铜⼯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这⼀时期主要从夏商周直⾄秦汉，时间跨度约为两千年左右。这⼀时期古⼈创造出了极其灿烂辉煌的青铜⽂明。
今天，⼩编就为⼤家介绍我国⼗件著名的国宝级青铜器，以及它们背后的故事。
【⼀】
司母戊⿍（后母戊⿍）
商代
最重的青铜器
司母戊⿍，1939年出⼟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座商代古墓中，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时期青铜⽂化的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名称由来
考古⼯作者通过对有关青铜器的研究，以及甲⾻⽂中的记载，认为在⿍腹内壁铭⽂“后母戊”三个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以及根据铭⽂可知，后母戊⿍是商王武丁的两个⼉⼦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妇妌⽽制的。
流传历史
1939年3⽉，河南安阳武官村的吴培⽂的叔伯哥哥吴希增在野地⾥探宝，探杆探到13⽶时，碰上了坚硬的东西，挖出来⼀看，头上带着铜锈。当晚，他们了⼗七⼋个⼈，趁着夜幕动⼯挖掘，为了防备⽇本⼈发现，到天亮再⽤原⼟封住洞⼝。第⼆天晚上，挖掘队伍扩⼤到40多个村民，连挖了三个晚上，抬上来⼀个铜锈斑斑的庞然⼤物正是震惊后世的青铜器国宝后母戊⿍。
早在1937年11⽉，安阳被⽇寇占领。后母戊⼤⽅⿍出⼟后，秘密运回村中，暂时埋到了吴培⽂的院中，⽤柴草伪装好。可很快就有⼈⾛漏消息，向当时驻东营飞机场的⽇本警备队队长⿊⽥荣报告此事。⿊⽥荣很快就来了吴培⽂家，绕着⿍⼀边转圈⼀边嘀咕“宝物！宝物！”⼤⿍落⼊了当时侵华⽇军的眼中。
⽇本⼈⾛了，吴培⽂他们的⼼也提起来了，再留着⿍，可能性命难保。⼀番商量后，他们来了北平的⼤古董商肖寅
卿“看货”，打算卖掉。肖寅卿来了后，出价20万⼤洋，却要求将⼤⿍分割成⼏⼤块装箱。据资料记载，农民们还真⽤钢锯、⼤铁锤，趁着夜深⼈静分割⼤⿍。虽然是受了20万⼤洋的诱惑，但毕竟越砸越觉得作孽，吴培⽂阻⽌⼤家再砸下去，⼤家横了⼀条⼼，决⼼要把⼤⿍好好保护起来。
之后，⽇本⼈连续派兵进村搜宝。第⼀次，⽇军100多⼈将吴家⼤院翻了个底朝天，由于此时⼤⿍被村民重新埋⼊地下，⽇本⼈终于⽆功⽽返。⽇本⼈⾛后，吴培⽂将⼤⿍转移到了⾃家马棚地下。第⼆次，⽇军来了三辆⼤卡车，⼀进村，就架起了机关，吴培⽂急急忙忙检查了马棚的伪装，⼜泼了些泔⽔，成功混出了⽇军包围圈。⼀直在村外待到天⾊擦⿊，吴培⽂听到了⽇本⼈收兵的哨声，他⽴刻跑回家，直奔西屋马棚，谢天谢地，⼤⿍仍在。吴培⽂⼤叹“⼤炉有灵，天助我也。”
东厂西厂这之后，吴培⽂花20⼤洋从古玩商处买了⼀个青铜器赝品，藏在⾃⼰家炕洞⾥。不久以后，⽇本兵和伪军⼜进村了，直扑吴家后院，扒开吴培⽂的睡炕，抢⾛了那个赝品青铜器。但由于⽇本⼈仍旧盯紧了吴培⽂的⾏踪，要继续搜捕他。为了保护⼤⿍安全，吴培⽂将⼤⿍秘密托付给⾃家兄弟，远离家乡避难，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安阳。吴培⽂等乡亲为保护国宝，在吴家⼤院三次转移埋藏地，最终将其埋藏在吴家⼤院东屋，免遭⽇寇掠夺。直⾄抗战胜利。
国宝，在吴家⼤院三次转移埋藏地，最终将其埋藏在吴家⼤院东屋，免遭⽇寇掠夺。直⾄抗战胜利。
1946年6⽉，当时的安阳政府⼀位“陈参议”打探到⼤⿍的下落，他劝说吴培⽂等⼈把⼤⿍上交政府。时
任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主任陈⼦明和国民政府安阳县县长姚法圃带着⼀班警察，将⼤⿍从吴家⼤院东屋挖了出来。这⼀事件登载于当时的《民⽣报》：“7⽉11⽇夜派队并商得驻军X部之协助，⾄该村掘⾄终夜，于天明12⽇早晨将古炉⽤⼤马车运县存放古委会内。”此⽂中“古炉”即后母戊⿍。
曾任国⽴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倡议创建的国主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通过收购、拨交、发掘，集中全国第⼀流珍品约⼆三⼗万件，其中便包括后母戊⿍。1948年，⼤⿍在⾸都南京⾸次展出，据记载，蒋介⽯曾亲临参观，⼤⿍轰动了整个南京城。
句句深入人心的经典句子1949年国民党撤往台湾时原有意将⼤⿍运往台湾，但由于⼤⿍过于沉重，⼤⿍流落在南京飞机场，后被解放军发现，转移到南京博物院。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后母戊⿍从南京调往北京，成为镇馆之宝，并⼀直存于国家博物馆。成为了中国国家的镇国之宝。
吴培⽂抚摸⼤⿍
2005年，⼤⿍回归安阳“省亲”，已经83岁的吴培⽂在殷墟门⼝，时隔59年终于再次与⼤⿍见⾯。他⼀眼就认出⼤⿍
来“分别时兵荒马乱，再见时国富民强”。⽼⼈⼀直觉得，保护了⼤⿍没有落在⽇本⼈⼿中，是他⼀⽣之中做得最有价值的⼀件事。那⼀天，作为⼤⿍的发现⼈和保护⼈，他被特许可以抚摸⼤⿍。
⽂物特征
司母戊⿍通体⾼133厘⽶、⼝长112厘⽶、⼝宽79.2厘⽶，重达832.84公⽄，是已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雷纹为地，四周浮雕刻出盘龙及饕餮纹样，反映了中国青铜铸造的超⾼⼯艺和艺术⽔平。
它是⽤陶范法铸造⽽成的，在商后期铸造重达832.84公⽄的司母戊⿍⾄少需要1000公⽄以上的原料，且在⼤约⼆三百名⼯匠的密切配合下才能完成，这⾜以反映商朝中期青铜铸造业的宏⼤规模。
⽂物更名
2022新年快乐图片祝福最初给该⿍命名的是郭沫若，称其为司母戊⿍，他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另⼀著名学者罗振⽟也曾认为：“商称年⽈祀⼜⽈司也，司即祠字。”于是，这⼀命名便⼀直沿⽤下来了。但争议⼀直不断，有多位学者提出，“司”字应
作“后”字解，“后母戊”的命名要优于“司母戊”，其意义相当于“伟⼤、了不起、受⼈尊敬”，与“皇天后⼟”中的“后”同义。改为“后母戊”，意思相当于：将此⿍献给“敬爱的母亲戊”。
【⼆】
四⽺⽅尊
商代
最⼤的商代青铜⽅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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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尊，1938年出⼟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铺转⽿仑的⼭腰上，是商朝晚期青铜礼器，祭祀⽤品。位列⼗⼤传世国宝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化寓意
四⽺⽅尊以四⽺、四龙相对的造型展⽰了酒礼器中的⾄尊⽓象。⽺成为青铜重器着⼒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先秦时期，⼈们对⽺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被后世演绎为孝敬⽗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诗经·召南》中也有“⽂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的说法。⽺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少从汉代开始，⽺就与吉祥联系在⼀起，汉代⽡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铭⽂将“吉祥”写成“吉⽺”。
流传历史
发掘出⼟
1938年4⽉的⼀个上午，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的转⽿仑⼭上(后来属炭河⾥遗址公园)，姜景舒、姜景桥、姜喜桥兄弟三⼈正在半⼭腰垦荒栽种红薯。忽然锄下“当”的⼀声⾦属碰撞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件硕⼤的⾦属器物出现在姜景舒兄弟眼前。他们不知道这个墨绿⾊、带有4只卷⾓⽺头的东西为何物，猜想肯定是个宝贝。
如获珍宝的三兄弟，不停地打量着这件宝贝，并⽤⼯具敲敲打打，不⼩⼼竟将器物的⼝沿敲掉了⼿掌⼼⼤⼩的⼀块碎⽚。姜景舒把它抱回家后，⽤⽼式的杆称称了重量，⼤约64市⽄，虽然并不清楚这件宝贝到底有何价值，但不凡的外形和如⿊漆般的⾊泽，让姜景舒以为挖到了“乌⾦”，倍加珍惜。
姜景舒挖到宝贝的消息很快在镇上传开了，由于长沙历来就是青铜⽂物出⼟的宝地，⽂物贩⼦在乡村往往布有很多眼线，因此黄材镇万利⼭货号的⽼板也在第⼀时间得到了消息，他当即开出了四百⼤洋的价钱要购买这件后来被称为“四⽺⽅尊”的稀世珍宝。那时的姜景舒还只有17岁，⽣活在⼀个有10多⼝⼈的⼤家庭⾥，家⾥就靠爷爷做⾖腐、⽗亲做短⼯的微薄收⼊度⽇，听说这件东西能卖个好价钱，也就只能忍痛割爱了，毕竟在当时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在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后，四百⼤洋最后到姜景舒⼿上就只剩下⼆百四⼗⼋块了。姜景舒在卖掉宝贝时还下意
识地将那⽚敲下来的碎⽚留下来做纪念。1976年，他将残⽚献给了国家。
战乱流失
四⽺⽅尊在被黄材镇的古董商买进后，很快辗转到了长沙县靖港镇某商号，⼀些⼼怀不轨的商⼈通过⽂物贩卖的渠道秘密放出消息，打算密卖宝物，内定起价⼆⼗万⼤洋。
当时的长沙因⽂物盗掘⾛私现象严重，政府部门对出⼟⽂物⾛私现象的查处也⼗分严厉。四⽺⽅尊出⼟的消息很快被长沙县政府得知。为防⽌奸商贪利将国宝卖给外国⼈，长沙县政府⽴即派警员前去查处此事，并将四⽺⽅尊没收，上交了湖南省政府。宝物充公之后，被放在了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办公室⾥，张治中虽然知道这是个宝物，但并不知道它有什么价值，竟把宝物作为笔筒放在⼏案之上达3个⽉之久。
不久，⽇寇进逼长沙，四⽺⽅尊被送到了湖南省银⾏保管。1938年11⽉，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省银⾏均迁往沅陵。为了不让完整的长沙城落⼊⽇寇之⼿，当局决定实⾏“焦⼟政策”。11⽉12⽇，延续两天两夜的⼤⽕，烧毁了长沙城近80%的建筑，史称“⽂⼣⼤⽕”。这把⽕不但烧掉了长沙城，也使四⽺⽅尊在战乱中遗失了。为什么要说普通话
固件升级战后追寻
1938年四⽺⽅尊出⼟、截获的消息，曾轰动三湘，其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均在长沙。解放后，向来关⼼⽂物的周总理，于1952年亲⾃责成⽂化部派⼈追查四⽺⽅尊的下落，经多⽅查询，最后得知四⽺⽅尊在随湖南省银⾏内迁沅陵的途中，车队遭到⽇机轰炸，运载四⽺⽅尊的车辆不幸中弹，四⽺⽅尊被炸成了20多块。之后这些碎⽚就⼀直被丢弃在湖南省银⾏仓库的⼀只⽊箱内，⼗⼏年⽆⼈问津。
重获新⽣
得知这⼀信息后，经⽂化部指⽰，相关部门迅速通过专家会诊、攻关，经过将近⼀年的时间终于把破碎的四⽺⽅尊修复了。所幸，修复后的四⽺⽅尊⼏乎看不出破损的痕迹。这样，经过战⽕洗礼的四⽺⽅尊才⼜得以重新⾯世，并成为了我国国家特级⽂物。
国国家特级⽂物。
1952年，湖南省⽂物管理委员会专家蔡季襄在中国⼈民银⾏湖南省分⾏的仓库中，到这个破碎的宝贝。⼜过了两年，修复四⽺⽅尊的重任落在了国内⽂物修复⼤家张欣如⾝上。张欣如上世纪30年代便在河南省开封市的“倾古斋”学习古玩修复，1954年4⽉，张欣如调⾄湖南省⽂管会，当年5⽉，便接到任务修复四⽺⽅尊。清洗碎⽚、烙铁焊接……每天，张欣如都把30多公⽄的⽅尊放在腿上，⼀⼿扶着，⼀⼿作业，丝毫不敢分⼼。两个多⽉后，四⽺⽅尊终于修复成功，再次展现出3000年前的瑰丽⾝
影。美中不⾜的是，尊的⼝缘部分始终还缺⼀块残⽚。原来，农民姜景舒在卖尊给古董商时，曾有意识留下锄掉的⼀块碎⽚作纪念。这事⼉于1976年才被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喜发现。为此，⾼⾄喜远⾛宁乡县，千⽅百计寻到姜景舒两兄弟。⾄此，尊⼝上的云雷纹残⽚才终于完璧归赵。
1954年，湖南省博物馆成⽴，1956年省⽂管会将四⽺⽅尊移交省博物馆收藏，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四⽺⽅尊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以后就⼀直留藏在该馆。四⽺⽅尊作为全国排名第三的⼗⼤传世国宝曾多次出国展览，并作为中国古⽂物的精华和古代青铜⼯艺的杰作编⼊中⼩学历史教科书和各类教材。
⽂物特征
四⽺⽅尊是中国仍存商代青铜⽅尊中最⼤的⼀件，其每边边长为52.4 厘⽶，⾼58.3厘⽶，重量34.5公⽄，长颈，⾼圈⾜，颈部⾼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夔纹和兽⾯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所在，尊四⾓各塑⼀⽺，肩部四⾓是4个卷⾓⽺头，⽺头与⽺颈伸出于器外，⽺⾝与⽺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上。
同时，⽅尊肩饰⾼浮雕蛇⾝⽽有⽖的龙纹，尊四⾯正中即两⽺⽐邻处，各⼀双⾓龙⾸探出器表，从⽅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尊是⽤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整体浇铸。整个器物⽤块范法浇铸，⼀⽓呵成，⿁斧神⼯，显⽰了⾼超的铸造⽔平，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传世国宝之⼀。
【三】广西大学预科班
青铜⼤⽴⼈像
三星堆出⼟
商代
最⼤的青铜⼈物雕像
1986年，在四川⼴汉南兴镇的三星堆，出⼟了⼀座中国最⼤、最完整的青铜⼤⽴⼈像。像⾼262厘⽶，重逾180千克，两⽿间相距138.5厘⽶，铸造时间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现存最⾼、最完整的青铜⽴⼈像。就全世界范围来看，三星堆青铜⼤⽴⼈也是同时期体量最⼤的青铜⼈物雕像，因此还被誉为“世界铜像之王”。
⾝份之谜
这尊“纪念碑”式的⼤⽴⼈雕像，⾼⿐梁、⼤眼睛、深眼眶、⼤⽿朵，其相貌与中原⼈差别很⼤，究竟象征什么⾝份呢？
⽬前，学术界有⼏种不同的意见：⼀种意见认为，青铜⼤⽴⼈是⼀代蜀王形象，既是政治君王同时⼜是巫之长。另⼀种意见认为是古蜀神权政治领袖形象。还有⼀种意见认为其形象酷似汉语古⽂字中“⼫”字的字形，应将其解读为“⽴⼫”。这种观点所提到的“⼫”，⼤体来说，具有主持祭神仪式的主祭者和作为神灵象征的受祭者的双重⾝份。
我们倾向于认为，他是三星堆古蜀国集神、巫、王三者⾝份于⼀体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物，是神权与王权最⾼权⼒之象征。⼈像⾝佩的⽅格纹带饰，当具有表征权威的“法带”性质。其⾐服上的⼏组龙纹装饰似有与神灵交感互渗的意义，其所穿之⾐很可能是巫师的法⾐。
⼿持何物？
青铜⼤⽴⼈像最神秘的地⽅是其左右⼿中⼼轴不在⼀条直线上，它到底⼿上拿的是什么呢？他⼿中是否原本持（抱）有某种法器？
有⼈认为是琮，有⼈认为是权杖，有⼈认为是⼤象⽛，还有⼈认为是类似彝族毕摩（祭司）的神筒或签筒，也有⼈认为他是在空⼿挥舞，表现的是祭祀时的⼀种特定姿态。
雕铸⼯艺
⼈像⾼180、通⾼260.8厘⽶，重约180公⽄，雕像系采⽤分段浇铸法嵌铸⽽成，⾝体中空，分⼈像和底座两部分。⼈像头戴⾼冠，⾝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纹和⽬纹等，⾝佩⽅格纹带饰，制作之精美细腻，迄今为⽌，在夏商周考古史上绝⽆仅有。
其双⼿⼿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脚戴⾜镯，⾚⾜站⽴于⽅形怪兽座上。其整体形象典重庄严，似乎表现的是⼀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物正在作法。其所站⽴的⽅台，即可理解为其作法的道场——神坛或神⼭。
【四】
⽑公⿍
西周
铭⽂最多的青铜器
⽑公⿍，西周晚期青铜器，因作器者⽑公⽽得名。清道光⼆⼗三年（1843年）出⼟于陕西岐⼭，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三宝之⼀。
流传历史
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公⿍”
清朝时期
清代道光⼆⼗三年(1843年)，⽑公⿍被陕西岐⼭县董家村村民董春⽣在村西地⾥挖出来。有古董商⼈闻名⽽来，以⽩银300两购得，但运⿍之际，被另⼀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最后运到县府，被古董商⼈悄悄运⾛，张燕昌之⼦张⽯瓠曾巧见此⿍。后⽑公⿍辗转落⼊古董商苏亿年之⼿。
咸丰⼆年(1852年)，北京⾦⽯学家、收藏家陈介祺⼜从苏亿年之⼿购得，并赏给苏亿年1000两，此⿍深藏于密室，鲜为⼈知。陈介祺病故后，1902年其后⼈卖出此⿍，归两江总督端⽅所有，1911年11⽉27⽇端⽅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命军所杀。
民国时期
民国期间端⽅后⼈因家道中落，将⽑公⿍典押给天津俄国⼈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英国记者⾟浦森出美⾦5万元向端家购买，端家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极⼒呼吁保护国宝，⽑公⿍辗转⾄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收藏家、后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中，存⼊⼤陆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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