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执笔报告全⽂：两次全球⼤危机的⽐较！
前⾔
《两次全球⼤危机的⽐较研究》是刘鹤负责的⼀项重要课题研究报告之总结。⽂章从历史⼤视⾓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融危机，以粗线条勾画了两次危机⼤背景与表症的异同，做出了⼀些颇有见地、值得重视的观察与评论。
本次危机爆发之后，我们⼀直在思考这次危机可能延续的时间、可能产⽣的深远国际影响和我们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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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启动对20世纪30年代⼤萧条和本次国际⾦融危机的⽐较研究，本⽂是此项研究的总报告。
总的看，⾦融和经济危机的发⽣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
⼯业⾰命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频繁发⽣，20世纪30年代⼤萧条和本次国际⾦融危机是其中蔓延最⼴、破坏⼒最⼤的两次，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内⽣⽭盾积累到⽆法⾃我调节程度后的集中爆发。
1、研究的⽬的、⽅法和基本逻辑
•01. 这次研究的主要⽬的，是试图通过历史⽐较来理解过去，推测未来可能发⽣的变化。
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作任务之⼀是应对本轮⾦融危机，我们希望通过历史⽐较使⾃⼰的⼯作获得主动性。
当我们开始进⾏这项⼯作后，⽴刻产⽣了强烈的好奇⼼，对结论的好奇使我们对这项研究⼯作的兴趣全⾯上升。•02. 在⼀些⾃然科学领域，理解和判断往往在实验室进⾏，⽽社会科学没有研究实验室①，当统计数据不充分、研究对象⼜⼗分泛化时，替代的研究⽅式可能是进⾏历史⽐较。
正如在⾃然界存在着⽓候变化长周期⼀样，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只要时间的跨度⾜够⼤，也会发现历史的重复现象或者相似之处②。
令⼈欣慰的是，这两次危机之间实际间隔约80多年，如果加上上次⼤萧条之前的历史背景时间，可⽤于⽐较研究的时间超过百年。
这⼀百多年的时间内，发⽣了两次重⼤的技术⾰命，⼈类也经历了两次最⼤的繁荣与萧条的更迭，这使得这个宝贵的时间成为进⾏⽐较研究最难得的实验场所。（①⾃然科学中，⼀些学科也⽆法通过实验室验证，⽐如宇宙天体学、⽓候学、⽣命科学等。②康德拉季耶夫1925年提出，资本主义世界存在
以固定资产投资为驱动的⼤约45～50年的经济周期。熊彼特1939年提出，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存在⼤约48～60年的经济长周期。范杜因在1979年的《经济⽣活中的长波》中提出，技术创新具有寿命周期，并将长技术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弗⾥曼在1982年的《失业与技术创新——关于长波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中，着重从技术创新扩散与就业关系的⾓度对长技术周期进⾏了分析。）
•03. 本项研究的基本逻辑是历史的周期率。
我们认为，周期性是历史变化和⾃然界的本质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特点。
历史在时间跨度⾜够长时会不断重复⾃⼰，经济社会发展的周期率⾸先表现为繁荣与萧条的交替，但这种交替只是分析问题的起点①。
几号是情人节本项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试图发现在两次繁荣萧条之中那些最引⼈注⽬的事件发⽣的先后顺序和相似程度，更准确地说，这项研究是试图理解两次危机发⽣前技术和经济背景的类似性，刻画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为和⼤众⼼理的特征，描述两次危机的宏观发展轨迹，从⽽为应对危机的决策提供依据。（①参见《资本论》关于经济周期的描述。）
•04. 历史重复⾃⼰有线性⽅式，也有⾮线性⽅式，有符合逻辑的精准变化规律，也有逻辑不清的意外变化，甚⾄还有很多⽆法解释的历史困惑，这⼀切既是进⾏这项研究的迷⼈之处，也是它的难点所在。
在下⾯的报告中，我们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法，归纳两次危机的不同点，试图总结出两者的共性特点，并得出初步的政策结论。
步的政策结论。
由于历史事件和⽐较的对象极为宏观，可以⽤于翻阅资料和进⾏数据⽐较的研究时间⼗分有限，我们的描述选择了较为粗略的⽅式，描述的重点是“是什么”⽽不是“为什么”。即便是对“是什么”的描述也⼗分困难，因此这项研究⼤纲仅是更深⼊研究的起点。
2、两次危机的区别点
在提炼两次危机的共同点之前，⼗分有必要看到两次危机存在的巨⼤区别。
降温注意保暖的温馨句子⾮常明显，两次危机对⼈类社会造成灾难的程度不同。
从危机爆发初期的情况看，1929年⼤萧条造成的经济总量损失和商业破坏要⼤⼤超过本次⾦融危机。
但本次⾦融危机的后续发展演变⽇趋复杂，美国复苏过程曲折反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不断深化，经济社会政治产⽣共振，负向反馈，不确定性和风险持续提⾼。
总的来看，这次危机尽管短期杀伤程度要轻，但调整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深度影响难以估计。归纳起来，两次⼤危机有⼏点主要的区别：
•⼈⼝结构不同
⼈⼝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分重要的影响，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也会产⽣重要的作⽤。
⼤萧条期间的⼈⼝年龄较轻，中等收⼊者⽐重偏低，受教育程度也不⾼。
•技术条件不同
⼤萧条发⽣在第⼆次技术⾰命之后，⽽本次危机发⽣在第三次技术⾰命之后，在两次技术⾰命之后，⼈类技术进步的程度⼤⼤提⾼。
特别是在军事领域，核武器的发展使得主要国家具有相互制衡的能⼒，鲜有国家寄希望于通过世界战争解决国家利益争端。
相反，核⼒量造成的“恐怖平衡”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
同时，本次⾦融危机是在信息化技术⾼度发达条件下产⽣的，这会加重风险的扩散和共振，使这次危机的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且市场同步波动更明显。
•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了进化
⼤萧条后，资本主义国家吸收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保障制度在发达国家普遍建⽴，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从⽆到有且⽇趋完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了稳定器和刹车系统。
另外，本次国际⾦融危机发⽣后，基于对上次⼤萧条的认识，主要发达国家政府都对经济进⾏了快速的直接⼲预，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了经济⾃由落体的状态。
因此，本次危机对经济和社会的短期损害还没有达到上次⼤萧条的程度。
•全球化的程度不同
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组织、世界银⾏的框架下，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提⾼①。
⽬前全球的货币制度以纸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替代了传统的⾦本位制度。
⽬前全球的货币制度以纸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替代了传统的⾦本位制度。
资本市场开放的程度⼤⼤提⾼，跨境投资现象⽐较普遍②，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使得单个国家的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更加交融。
•新兴国家崛起和全球经济格局不同
上次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发达国家受到严重的外部震荡，但只有消极接受的⽆奈，没有⼒量拉动全球经济回升。
⽽本次危机截然不同，全球⼒量出现了结构性变化①，在发达国家内需下滑的时候，世界出现新的经济增长发动机。
3、两次危机的共同特点
通过⽐较研究，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我们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度进⾏归纳。初步得到⼗点结论，简要描述如下：
A. 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的技术⾰命发⽣之后。
长周期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引起繁荣，繁荣⼜是萧条的原因，重⼤的技术⾰命引起⼤繁荣，毫⽆疑问也会引起⼤萧条，这是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表现。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南墙指的是什么
1929年爆发的⼤萧条是在第⼆次技术⾰命后发⽣的，⽽这次危机则发⽣在“第三次浪潮”之后①。
重⼤的技术⾰命总是使⽣产⼒得到极⼤程度的解放，这不但改变着⽣产函数和产⽣“毁灭”的创新效应，⽽且每次技术⾰命都对社会结构、地缘政治、国家⼒量对⽐产⽣深远⽽根本性的影响。
如果⽣产关系调整滞后于技术创新后⽣产⼒的发展，上层建筑调整滞后于经济基础变化，潜在的危机风险必然加⼤。
对这个问题，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做出过⼗分到位的描述，康德拉季耶夫也做过⼤量研究。所不同的是，从技术⾰命发⽣到产⽣危机的时间⼤为缩短，1870年以后发⽣的电⼒技术⾰命到发⽣1929年的危机间隔了60余年，⽽1980年以后发⽣的信息技术⾰命与本次⾦融危机之间只隔了30余年。
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的技术⾰命发⽣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变⾰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①以电⼒技术的⼴泛应⽤为驱动⼒的第⼆次技术⾰命开始于1870年，到“⼆战”结束。以电⼦计算机、原⼦能技术、航天科技为驱动⼒的“第三次浪潮”开始于1945年，1978年IBM推出个⼈计算机，开启了以信息技术的⼴泛应⽤为驱动⼒的信息和新经济⾰命。）
B. 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流的经济政策。
1929年⼤萧条之前，柯⽴芝总统实⾏了以放任⾃流著称的经济政策，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运⾏基本保持缄默，⾦融利益集团也对放松监管、推动⾦融⾃由化发挥了巨⼤影响。
在此期间，新技术的推⼴和应⽤⾸先集中在电⼒⾏业和汽车⾏业，⾃由竞争使主要⾏业的产业集中度和垄断程度⼤幅度提⾼，劳资对⽴由于经济繁荣得到⼀定缓解，⽽弱势的农业相对衰退，埋下了产业失衡、收⼊分配差距扩⼤和经济投机性增强等种种隐患。
但不管怎样，经济的放任⾃流政策创造了著名的“柯⽴芝繁荣”。
在本次⾦融危机发⽣之前，在强⼤的产业和⾦融利益集团作⽤下，从克林顿到⼩布什政府也都采取了经济⾃由化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际的经济放任程度和对监管的放松接近甚⾄超过⾥根政府的做法。
在此期间，新技术的推⼴应⽤使信息通讯产业和互联⽹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房地产业的繁荣已经出现，美国经济确实出现了⼈类社会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繁荣，⼈们乐观地认为，由于互联⽹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商业周期已经不复存在。
现了⼈类社会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繁荣，⼈们乐观地认为，由于互联⽹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商业周期已经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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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存在某种逻辑关系。
⼗分明显的是，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制造业的衰落，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已经⽆法适应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过度负债的经济模式已经充满风险（见表1、图1）。
C. 收⼊分配差距过⼤是危机的前兆。两次危机发⽣前的另⼀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见图2）
⼤萧条期间所表现出的，是私⼈占有和社会化⼤⽣产之间的⽭盾，表现形式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
这⼀次危机则与全球化、互联⽹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虚拟化程度提升、不同国家⼈⼝结构的变化有更多关系。
但最突出的表现是，⽣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配权分离，权⼒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中。
分配差距也不仅表现在⼀个国家内部不同的社会体之间，⽽且表现在传统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
在全球化和互联⽹全⾯发展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三⾓形循环，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制造中⼼，资源富⾜国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发达国家通过负债消费，拉动新兴市场国家产能利⽤。虽然形式上的变化很多，但是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的⽭盾仍然是主要⽭盾。
D. 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
技术变⾰和分配差距扩⼤造成的⼼理压⼒，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安抚民⼼。
上次危机美国总统作出“每家的后院有两辆汽车、每家的锅⾥炖着⼀只鸡”的承诺；⽽这次危机发⽣前，两任总统都承诺提⾼住房⾃有率①。
欧盟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税收占GDP的⽐重持续下降，但社会福利⽀出占GDP的⽐重持续上升，社会福利安排出现过度化倾向，但绝⼤部分政治家难有决⼼和胆量压缩福利。
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众的福利预期，加⼤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的奋⽃决⼼，是效果极其负⾯的腐蚀剂。
致命问题是，⼀旦⼤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社会⼼理很快发⽣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
与此同时，超出收⼊能⼒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在⽬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对这个问题，桥⽔投资基⾦的戴利欧先⽣在“和谐的去杠杆化”⼀⽂中，对政府和民间的去杠杆化过程做了精彩描述。
⽂章认为，每隔70年左右的⼀次⾼负债都伴随着⼀次经济危机（见图3），在这期间⼯资增长都超过劳动⽣产率的增长，负债增长都⼤⼤超过税收能⼒。（①在1995年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发布的《国家住房战略》中，克林顿提
出：“要实现住房⾃有率在本世纪末达到历史最⾼⽔平”。2004年10⽉⼩布什在华盛顿竞选连任的演讲时提出：“任何⼀个家庭搬进⾃⼰拥有的房⼦都会感到美国⽐其他国家强”。）
E. ⼤众的⼼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相信可以⼀夜致富的理由。
E. ⼤众的⼼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相信可以⼀夜致富的理由。
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分配出现的巨⼤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理状态出现变异。
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情，使⼤众都开始追求⼀夜暴富，⼈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社会⼼态浮躁具有普遍性。
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杠杆率为实质的⾦融创新助推下，⼤量举债进⾏⾼风险投机，产⽣了巨⼤的资产泡沫，⼤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这次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
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们不是出理由使⾃⼰理性，⽽是出理由使⾃⼰相信盲⽬冒险的正确性。
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类这种⾃我膨胀的说服⼒量和缺乏理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提出⼀个相关的质疑：经济学关于理性⼈的假设是否具有永恒性？
F. 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
在两次危机之前，最⽅便的⼿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
⼤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
在经济泡沫导致消费价格上涨的压⼒下，货币当局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从⽽捅破了泡沫，改变了投机者的⼼理预期，使得迟早发⽣的事终于发⽣（见图4）。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1929年⼤萧条还没有明确的宏观经济理论指导，⽽本次⾦融危机则是宏观经济政策长期服从于政治选举⽬标。
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货币当局对宏观经济形势都缺乏准确的理解，⼤萧条时期美联储的决策者基本没有总需求管理的意识，⽽这次美联储则对已经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与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所应该执⾏的货币政策认识很不到位。
G. 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挑战，市场⼒量不断挑战令⼈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在⾯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反复和倒退①。工业洗地机哪个品牌好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危机在⼈的⼀⽣中往往仅会遇到⼀次，决策者缺乏经验，⼜总是⾯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
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乎是普遍的⾏为模式，这⼀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同时，在市场⼤幅波动中获益是⼤⾦融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些国家软弱的政府政策⾯前，国际⾦融市场⼒量往往起
到“树欲静⽽风不⽌”的作⽤，这种⼒量⼜与在野的政治⼒量相结合，使得当政者处境岌岌可危。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量从来都是⾼度政治化的⼒量。如果仅从经济⾓度认识问题⽽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的判断性错误。（①2012年欧债危机持续发展，法国、希腊、西班⽛等国的民意普遍左转，民族主义和极左、极右势⼒明显抬头，⼤选之年政府不得不迎合民意，许多有利于债务问题解决的政策难以实施，欧债风险迅速上升。）
H. 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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