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脾气
中国人的脾气
摩罗
奇怪的校长和奇怪的老师
前不久听一位在高校任教的朋友说，他们学校评职称时，校长的司机竟然评上了副教授，而教书教了几十年的老师却不够资格。这些白发苍苍的老教师去校长论理，校长说，你们闹吧，你们闹明年还别想评上。
如果谁认为高校是一个清净的地方，那就想错了。高校的肮脏并不比别处逊。高校竟也已赤裸裸到如此无耻的地步了。光看这么一个故事，好象只有校长有错，别的人都是无辜的。其实未必。今天收到一位陌生朋友的来信，他正在一所高校的中文系念书。他的老师劝他们最好不要读文学书，理由是文学书只会教人不适应社会。中文系的学生不读文学书，那还干什么去呢？这样的老师和这样的高论真让我吃惊不小。他的荒唐哪里在那位给自己的司机评副教授职称的校长之下呢。
这位朋友还说，在中秋节前后，学校决意要整人，他们的班主任常常以不讲道理的方式给他们训话，还宣布，即使是星期天出校门，也必须出示请假条。有的学生想机会辩解，即有老师劝解说，你们不要辩白了，既然人家要整你，肯定是你们错了，不然人家为何要整你呢。这等于说，强盗既然要抢你，肯定是你错了，不然强盗怎么会抢你呢。——这样的逻辑真是高明之至。中国的高校老师，竟然就是本着这样的逻辑理解世界、创造世界的。
校长是这样奇怪的校长，老师是这样奇怪的老师，那学生呢，经过三、四年的训练，绝大多数也就只能是这样奇怪的学生了。给我写信的这位陌生朋友，对这样的校长和老师都还适应不了。但大多数大学生都是有能力适应这种奇怪的高校的。他们对一切奇怪的东西都不会感到奇怪。
为什么我们比别人想象的更坏
中国作家郑义在作品中描述了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发生在广西的吃人现象。瑞典的报纸将这些描述翻译发表时，立即引来了强烈抗议。几位社会学家说,文明发展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怎么可能出现吃人的事情，他们批评报纸是出于对东方民族的种族偏见，才发表了这样荒唐的文章。（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见《北京文学》1999年8期）
我读到这段文字，无法自控地激动起来。我不知道是什么打动了我。也许一半是羞愧，一半是自卑。我们做了坏事，自己不敢承认，竟然还有好心人为我们辩护。我是深知此一底细的，所以听到别人的辩护，我万分羞愧。这些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总是被我们这个惯于创造奇迹的民族，简简单单就创造出来了。我们总是处于这么不争气的境地，想来实在有点自卑。
我们为什么比别人想象的还要更坏呢？刘再复先生的这篇文章，谈诺贝尔文学奖谈得不错。比较公正。中国大多数人谈论这一问题时都显得有点抱怨，太浅薄。刘再复先生的文章不是这样。我们没有写出能博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是因为我们在精神上站得太低。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就像我们比别人想象的更坏一样，实际上我们在精神上文学上也比别人所想象的更低。那些天天念叨着要去为中国人争个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对中国人的基本文化状况和精神状况，缺乏基本的了解。
有没有合理的暴力
欧洲开拓者对美洲本土居民的屠杀，当然不可能说成是历史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应该予以严正的谴责。
从什么角度谴责最好呢？民族主义的角度当然是一个合理的角度。可是仅仅如此肯定不够。对暴力和血腥的谴责如果只取民族主义的角度，不但容易走向对民族反抗的新的暴力的呼唤和礼赞，还会导致对民族内部暴力与血腥的漠视。比如，我们谴责殖民主义者对于拉丁美洲的残杀时，决不可认为倘若没有欧洲人的介入，拉丁美洲就没有压迫与掠夺、暴力与血腥。实际上，在西方人介入之前，拉丁美洲各民族之间的、每个民族内部各集团各阶层之间的残杀与争斗，想来也是凶残而又严酷的。张梦阳先生《静斋梦录》中就提到：玛雅人“竟然是崇尚鲜血与牺牲的狂热信徒。……王国的各个部落之间还不断爆发战争，捉到战俘后就以残酷处死的方式祭天，有时把人的头皮剥下祭祀，有时把指甲撕扯开滴血，以残酷为欢乐……历经两千多年的鲜血崇拜和自相残杀，本已相当发达的玛雅文化终于走向了崩溃和没落，以至最后消亡”。民族内部的暴力并不比民族之间的暴力仁慈一丝一毫。如果说，印第安人是因为惨遭欧洲人的屠杀而濒于灭亡，那么可以说，玛雅人则是由于民族内部的残暴导致衰败的。我们反对欧洲人的暴行，并不只是反对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暴行，而是要反对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一个人的暴行，也就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暴行。
再比如，今天的中国人常常会提到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还会附上落后就要挨打之类的解说。实际上近代以来有过两次南京大屠杀，一次发生在三十年代，是日本征服中国的一个环节。另一次发生在上个世纪末，已经入主南京的洪秀全政权，因内部权利倾轧而进行了一场大屠杀。那种血腥和残忍，决不在日本人的大屠杀之下。为什么因为这是民族内部的屠杀，就觉得没有必要予以关注呢？还有，希特勒杀了 600万犹太人，世界因此而受到强烈震惊。二战以后欧洲的文字材料中，最为沉痛的就是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和反思。可是，斯大林执政时期，屠杀了2000万苏联人，受难人数三倍于犹太人。可是，这一重大事件受重视的程度，远远比不上犹太人事件。这是为什么？也许原因之一是，斯大林事件是以一个合法政权的名义做出来的。可希特勒的政权，也是一个合法政权，他们的屠杀，也是国家内部的政治行为，为什么他受到的谴责跟斯大林的如此不一样？就因为希特勒所杀的是另一个民族吗？可是，民族的划分该认准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可他所屠杀的，并不全是格鲁吉亚人。苏联政权的主体民族是俄罗斯族，可他们所屠杀的也不全是俄罗斯人。他们还杀了波兰人、立陶宛人、哈萨克人，等等等等，这个账究竟该怎么个算法？我们不妨作一个有趣的假设。假设希特勒仅仅只是屠杀了 600万犹太人，而没有将暴力之火烧到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等等外族人和外族人的国家政权的头上，他所受到的谴责和诅咒有今天这么多吗？
人类对于暴力的态度，其实颇有一点含糊和混乱。但有一点似乎全人类已经达到了某种默契，那就是对于政权内部的暴行总是暗暗地给予漠视和理解。好象政权内部的暴行真的有什么合理性合法性似的，好象对此中暴行不得不暗暗认可似的。任何暴行都是不人道的，都是不合理不合法不合道不合德的。
为什么老要人六亲不认
有一次参加一个由某企业赞助的笔会，企业要我们参加笔会的人为他们单位的模范人物写一组表彰文章。他们所提供的一位先进教师的事迹之一是，在她丈夫患癌症直到死亡期间，她没有耽搁一丝工作，没有请过一天假。其实中国的报纸和其它出版物中，每天都在不厌其烦地重复这样的故事。但这一件是我直接听说的，算是有了一点关系，我就印象特深。多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如果这个材料所说为实，这位女教师为什么寡情至此？丈夫的生命只有一次，妻子所奉献的爱心是任何人不可取代的，而工作是任何别的人都可以取代的。 在丈夫告别世界的时候，只沉溺于自己的工作和人事关系中，是不是太自私了一点？她单位的头人为什么不能照顾一下她的实际需要，让她尽一点人情之常？
我想起另两个相关的故事。巴金的夫人患病住院期间，他的上司不同意他留下来照顾病人，命他即时回干校劳改。他因此失去了向临终的妻子表达最后的关爱的机会。汪曾祺的一篇小说中，女主人公收到老父病危的电报，单位头人不许她请假回家。不几天又收到老父亡故的电报，头人依然不许她回家奔丧。其人性之灭绝，令人毛骨悚然。那位不能更好地照顾她的临终丈夫的女教师的故事，体现了她本人和她的生存环境的浑然一体的冷酷无情。中国人的宣传为什么单挑这些寡情寡义的人和事？如果这个材料所说为虚，那中国人为什么老要编造这些无情无义的故事提供给人们作为楷模？隐藏在此种行为背后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和现实动机？
前几年的一次洪灾中，一位小学老师带一学生过河时遇到险情。十余位学生都被老师救起，惟独老师的女儿被洪水卷走了。在大约两三个月中，那个省的各种新闻媒体对这件事做了非常长久的表彰性报道。为了突出他精神的高尚和人格的伟大，记者们越来越明显地告诉可怜的观众和读者，这位老师是有意先抢救别人而放弃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样的报道倾向实际上包含着如此判断：越是能够泯灭伦理感情、关键时刻六亲不认的人，就越是伟大和高尚。作为这一逻辑的延伸，如果一个人在此情景中首先抢救了自己的亲骨肉，这个人的品格就是可疑的。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传播媒体中，这种报道倾向是唯一享有绝对权威、不可受到任何质疑的倾向。也就是说，我们的宣传机器在调动一切方式和力量，营造一个六亲不认、灭绝人性的文化氛围，以求把受众塑造为没有私心、没有伦理牵挂、没有常情常性的机器。这种人最能够在一个奇怪的文化背景下成就他个人的功德和利益，比如可以当模范，可以升官，可以受到皇上的接见和恩封等等。所以实际上这种人是最自私的人，是真正灭绝人性的人。
今天读到李慎之先生为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所写的序，李序名为《发现另一个中国》，刊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 5期。序中提到关羽张飞拜刘备为兄长并决意辅佐刘备血战疆场、称霸中国之后，“各自到对方家里杀光了全家几十口人，以杜绝自己的‘回心’”。他们主动切断了与这个世界的伦理联系和财产联系，也就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无家无业的游民。关羽以“义”的形象出尽了风头，获得万民景仰。实际上他的血液里流的不是“义”，而是“忠”。其实“忠”字不过是个幌子，真正主宰他的神经中枢的，不过是他们自己天天诅咒的“私”字。要寻“奥运会几年举办一次私欲”“恶欲”膨胀到极点的畸形丑胎的标本，只须照着脸上挂满“忠”字的汉子顺手摸去即可。
桃园三结义不过是以民间伦理的仪式，将关羽等人的整个精神能量都组织到由“忠”字所体现的国家伦理之中。在这个破坏伦常关系、放弃个人权利的过程中，人性会受到深重的伤害和扭曲。这种人一旦掌握了对世界的控制权和统治权，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按自己的畸形人性来要求世界、塑造世界，强迫别人放弃一切个人权利。他们坐在宫廷里组织社会生活的过程，就是极力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变成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的过程，也就是灭绝人性的过程。而他们终极的追求，既不是什么国家主义，也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私欲主义。把一切人都变为工具，确实是为江山社稷服务，而整个江山社稷，不过是为他们个人的私欲和权欲服务。如果单从江山社稷、黎民百姓的利益出发，关羽张飞诸葛亮之流，凭什么判定只有刘备上台才能有利于黎民百姓、有利于列祖列宗、有利于江山社稷，而曹操、孙权等人上台，就肯定不利于黎民百姓、不利于列祖列宗、不利于江山社稷呢？最实际的问题在于，只有他们的义兄刘备才能真正代表他们个人的政治利益，代表他们个人的经济利益，代表他们个人的一切阴暗隐秘的私欲。所谓“义兄”者，不过是“利兄”“欲兄”而已。强调个人利益的伦理思想，所强调的是每个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它的出发点是尊重普遍人性，同时以平等的态度面对每个个人。强调国家利益的伦理思想，所强调的表面看来是大家的利益，是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但强调者的真正目的，不过是以国家民族的名义，将一切权利和利益都攫取到自己手中。当他们地位不太稳固时，就先将这些攫取物以国家民族的名义储存起来。一旦地位稳固，他们甚至连将这些攫取来的权利和利益放在国家和民族的银行里储蓄片刻的耐心都没有，顷刻之间就将他们化作为所欲为的特权。他们赤裸裸的掠夺明明白白地向历史宣称，他们纳入国家伦理中的一切歪理邪说，无不还原为个人私利沉淀在他们的百宝箱中，积聚在被称为人类的这种可怜动物的永不满足的“欲望银行”里。
在个人主义伦理观中，每个人都有权利建立自己的欲望银行，每个人的欲望银行在理论上都是平等，所以每个人都不能将别人的权利利益生命储进自己的欲望银行。而在国家主义、集体主义伦理观中，人们必须革尽人之为人的私欲，只有少数人能够以国家、民族的名义建立他们的欲望银行。这种假借集体名义专为自己设立的欲望银行，实际上就是“特权银行”。
李慎之的序还提到，“秋收起义之后，工农红军在湘南也有过‘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人’的政策，‘目的就是要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这样的情形早在水浒传中就有丰富生动的文学展现。由于人类欲望无限，“欲望银行新年爱情祝福语”总是疯狂透支，从而引起社会动荡。在以烧杀抢掠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动荡中，储满财宝和特权的“欲望银行”轰然倒塌，紧接着又在一个庄严的一时中更加隆重、更加变本加厉地重新张开它的贪婪的嘴巴和肚子。每隔若干年，这样的烧杀抢掠就在中国大地上重演一次。也就是说，每隔若干年，中国大地上就会重演一次具有历时意义但决无历史意义的“欲望银行”的聚散。所谓“欲望银行”的聚散，不过是“特权银行”更名易主而已。有人将此理解为革命，这是对革命最大的误会和歪曲。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宣传机器所鼓吹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就是这种错误的革命理念的延伸。他们不再把人们的家人杀光，但是要你必须在观念上主动地将自己的家人杀光，割断自己的血缘牵挂，让自己成为最单调最冷硬的机器。谁在这方面做得出，就把谁树立为模范。如果没有这样的出者，那就假造一些这样的人，用作全社会的模范。渐渐地，渐渐渐渐地，社会会成为灭绝人性的社会，文化会成为扼杀人性的文化，人会成为没有人性的非人。
鲁迅曾经说过，革命不是要人死，而是要人活。同样地，革命不是要把人变成机器，而是要让人生活得更丰富更幸福。中国人必须认真学习这样的常识。 令人庆幸的是，中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懂这样的常识。比如那些用宣传的方式鼓动别人六亲不认的人，他们自己其实是有情有义、专认六亲的，这年头升官发财的人，哪个不是与王公大臣沾亲带故的人。单是这一点事实，其可分析性就像人性本身一样丰富复杂。
朱学勤关注流氓文化
九十年代之初，朱大可写过一篇《流氓的精神分析》，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流氓的骚动不只是构成社会动荡，更严重的是形成一种主宰社会的精神文化。九十年代中期，王学泰先生以“流民与流民文化”为题，对流氓文化进行了扎实的研究和清理。九十年代之末，也就是1999年，朱学勤在与李辉谈话时指出：汉朝的诞生“是一个痞子刘邦和旧贵族项羽争夺秦皇失鹿的结果。可以说，从项羽失败刘邦成功，痞子文化已经进入中国文化源头，源远流长。中国的宫廷文化表面上是贵族，骨子里是痞子，前朝痞子贵族化尚未完成，后朝的痞子就又取而代之。”朱学勤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流氓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主干性地位。
这些学者对流氓文化的警惕和批评，与五四运动时期杜亚泉对流氓文化的论述遥相呼应。杜亚泉当时之所以反对陈独秀的政治学说和实践，其所担心的，正是这种学说会大规模地煽起、激活中国社会积淀千年的流氓意识和流氓文化。五十年代历史学界关于农民起义问题的学术讨论，其实也隐晦地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们在不同的时代所作的批评，都是以切身切肤的现实感受和深入骨髓的历史阴影为依据的。朱学勤的学术思想，也是以对于流氓文化和暴力冲动的警惕与批判为精神背景的。这与杜亚泉如出一辙。但是杜亚泉先生似乎没有把流氓文化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主干，朱学勤的看法看来是对杜亚泉的看法的发展和超越。这究竟是因为朱学勤这一代人比前辈更深刻，还是因为这一代人的现实感受比任何一代人更强烈更痛苦？这个问题好像很容易说清，又好像一时没法说清。
警惕完美主义倾向
丁学良在《共产主义后与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指出，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治怀着过于理想化的期待，认为一旦在中国实施了民主政治，目前中国社会的诸多弊病即可获得解决。作者作为一位在美国、香港、澳大利亚生活了多年，又考察过台湾民主政治的学者，对民主的复杂性有较多的了解。他对民主及民主政治持经验主义的态度。它反复强调英国人丘吉尔的著名说法，民主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制度，而只是所有制度中缺点较少的一种。不是没有缺点，而是缺点少一些而已。所以，民主政治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追求、不断完善、不断捍卫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可以让我们一劳永逸的东西。
英语格言说，最好的东西是好东西的敌人。中国人文化心态上的完美主义倾向是十分可怕的东西，它是专制主义重要的心理根源。“当（自认为）选择了一个‘完美的’制度以后，你是不能够批评它的。‘完美的’东西怎么可以被批评？‘最好的’制度是排它的，因为‘最好的’东西在世界上只可能有一个”（见该书 151页）。对民主政治持过于理想化的态度，不可避免地为专制主义准备了土壤。
丁学良的告诫具有前瞻性，值得我们警醒。
开辟悲悯与拯救的文学模式
李佩甫先生的长篇小说《羊的门》在纯文学圈子中，是1999年反响最大的一部小说。它写得很精致，文笔也不错，当然也不乏深刻和犀利。可是，它基本上处在张炜《古船》、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陈忠实《白鹿原》的文学想象和艺术模式之中，也就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现中国人的生活面貌，揭示中国人的生活逻辑。从远处说，这也就是《三国演义》和《官场现形记》所构成的文学模式和传统。
由于有了《古船》、《故乡天下黄花》等作品的出现，我对这种思路一直有所期待。可是，《羊的门》没有满足我的期待。它只是比《古船》等作品更精致，把中国社会的腐败糜烂展示得更加充分，却没有提供更多的东西。它甚至不如我以前所读到的李佩甫的别的作品那样让我感到新鲜和深刻。中国作家几乎用了全部精力关注社会历史并所表现出严重的无可奈何，一方面固然说明了社会积弊的深重，另方面也说明了作家们精神空间的窄小和艺术想象力的衰竭。
中国文学要想取得更大更丰富的发展，必须大刀阔斧地开拓出更为宏大辽远地精神空间，必须创造出新的精神模式和文学模式。在目前的文学格局中，社会、政治、历史这一路，依然是主流。此外，还有偏重于日常生活、家长里短的一路，有偏重于揭示隐秘的感觉和内心世界的一路，还有偏重于文本自身的意义生成或消费效果的一路。
似乎不够，所有这一切都不够。应该出现一种具有突破意义的新的文学模式，它不是《三国演义》和《官场现形记》模式地延伸，也不是与它相对峙，甚至也不是作为补充，而是能够涵盖这一模式及上述一切模式。不只是将社会洞穿。而是将人类文化和人类一切游戏规则洞穿，将存在本身洞穿。不只是为人的堕落而义愤，而是对人性内部的混乱、下流、无力自持感到羞愧和悲悯。不只是期望在社会内部解决社会纷争，收拾社会残局，而是引来一团上天的辉光，给人类的心灵一些温暖和抚慰。不只是展现给人们看你现在是什么状态，而是告诉人们你应该是怎样的、你可以是怎样的、你可能是怎样的。告诉人们你现在是怎样的，这是新闻记者的事。新闻记者用陈述的方式讲出这些，将会让我们清醒。在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度，文学有时履行一些新闻的职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仅仅在新闻的层面穿行。更为根本地说，作家的切入点应该是人类灵魂。如果作家用文学的方式履行新闻记者的职责，他所展现的腐败糜烂就可能只会激起我们的恶心感。说实话，《羊的门》中的许多东西，比如那个呼伯、那些官员之间的肮脏倾轧，都让我感到恶心。文学带给读者恶心感，也许是一种不该有的失败，因为上帝让我们看清人类的缺陷和下流，乃是要我们爱人类、悲悯人类，并用我们不息的爱拯救人类，而不是要我们带着恶心感遗弃他们。
用上帝的爱，为中国文学开辟一个新的写作模式。应该认真研究由《圣经》和《卡拉马卓夫兄弟》所体现的文学态度和模式，那是悲悯与拯救的模式。还要充分消化《红楼梦》所蕴涵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以及直面人类精神困境的《当代英雄》（莱蒙托夫）《孤独者》（鲁迅）《变形记》（卡夫卡）的资源。
总之，中国文学必须从社会表象中超脱出来，朝灵魂的向度、存在的向度、悲悯与拯救的向度寻出路。迈不出这一步，中国文学就很难出现大的起。赖环境只能培养出无赖。真正的可悲就在这里。
今天的学者为什么出道太晚
昨天在姚先生家做客，钱理先生说，他最近去杭州，见到唐湜，问他关于汪曾祺和穆旦的论文是什么时候写的。唐湜先生说，那都是大学三年级写的。钱老师由此说，人家大三写的文章，今天已经成为经典了。余杰出书的时候，已经大学毕业了，可是人家老觉得他出道太早，这是为什么？我们对年轻人的创造力太低估了，实际上中学生也是可以写出很好的文章的。
我说，今天的大学生和中学生的创造力，确实不如以前的大学生和中学生。 以前的学生从一开始就是接受文化教育，今天的中小学教育，是基本上没有文化内涵的教育。人们只有进了大学以后才能渐渐接触到文化，这个起步太晚了。所以现在的读书人成长得特别慢，出道特别晚，创造力得不到好的发挥。这是由太不合理的教育造成的。
给人希望的不是希望
张宇光先生说：“在这里给人希望的不是希望，而是绝望。给人痛苦的不是痛苦，而是快乐。给人快乐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这是眼下中国最奇怪的地方。”这是最精妙的格言，值得抄写在笔记本扉页的格言。
臭虫时代
《山东文学》1998年11期刊登了王开岭的文章《向“现场直播”致敬》，文中讲述了一个苏联故事。1967年8月23日,宇航员科马洛夫驾驶“联盟一号”飞船从太空返回地球时，发现减速伞无法打开。这意味着两小时后，飞船将以极快的速度撞击地面。最高苏维埃召开紧急会议，立即决定向全国进行电视现场直播，将这一场悲剧告诉全国民众，并让死难者家属和全国民众为这位不幸的科学家送行。
这个故事让我激动不已。我禁不住讲给那些大学生听。讲完之后，我问这些大学生，假如这个减速伞打不开的事件发生在中国的宇航船上，又假如你是中国的决策者，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一位学生说，她也会像苏联当局一样选择现场直播，因为正可以利用宇航员为国捐躯的事件，教育广大人民要热爱祖国，要像临难的宇航员那样毫无惧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另一位学生说，苏联当局能够那样做，说明他们相信科马洛夫在那两小时内不会有什么对不起国家的表现。
——以上是去年冬天写下的一段文字。写到这里就突然中断了。将近一年时间过去了，今天再读学生们的说法，我再一次感到震惊不已。当时课堂上的失望和悲哀又一次涌上心头。没有一个学生为科马洛夫的生命想一想，也没有一个人想到科马洛夫的母亲、妻子和孩子。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只会牵挂着高高在上地教育他人的伟大事业，竟然狠心到要利用科马洛夫的血肉之躯作活教材、活教具。他们千方百计教育一切人都高高兴兴地把自己的生命献出去，然后自己们同样高高兴兴地享受他人的牺牲和贡献。中国人竟然残忍至此。
三十多年前那一场别开生面的现场直播说明了什么，的确是另一些民族永远也不能理解的。那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全体起立，与一位平凡的生命庄严诀别，并为这个临终的生命作最后的抚慰和祈祷。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场告别仪式，这一事件充分体现了这个民族面对生命的虔敬和面对死亡的严肃。在这样的时刻，所有官场上的空话假话都是最可耻最下流的游戏。中国学生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和想象，恰好体现了中国人这种令人恶心的游戏态度。这些可怜的学生还远没有走上社会，就已经给中国的教育糟蹋成这样。教育本来应该比社会本身更具有想象力，应该给社会提供新鲜血液和资源。可是中国的教育已经没法为改造社会恶习、匡正文化弊病、振拔国民信念提供一丝一毫资源。
这个故事使我想起了九十年代之初发生在浙江千岛湖的一起人命案子。一台湾游客在千岛湖的一艘游轮上全部遇难身亡。浙江省处理此一事件的官员马上宣布这只是一起技术事故，而决不是刑事案件。既然要说假话，就必须隐瞒真情，所以他们把不让死难者家属与死难者遗体见面当作一件政治大事来对待。在与家属见面的会议上，一位副省长板起面孔打官腔，仅仅因为家属要看一眼死难的亲人，他竟然觉得蒙羞受辱，愤然退会。直到这件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浙江当局才承认这是一件刑事案件，作案者将这些人的钱全部抢走，然后将他们关在船舱里全部烧死。承认这是一件刑事案件，不算给中国人丢脸，哪个社会没有一些坏人干出谋财害命的勾当呢。给中国人丢脸的是处理这件事的态度和方式。成百的家属千里迢迢赶来与他们的亲人诀别，对他们的死亡负有责任的人竟然可以不让他们见上一面，让那些悲痛者再一次蒙受打击和痛苦。这些孔夫子的后代，对基本的人伦感情竟然如此不尊重。他们不但忘了死者为大的古训，对生者的苦也没有一点同情。中国人对于生命的态度像石头一样冷硬，中国人对于生命的理解像一只臭虫那样愚昧。对比起苏联人全体起立为一位临终的生命祈祷的故事来，该作何感想呢？
要中国人懂得生命的尊严，实在是太难。可怜的王开岭，他向中国人讲出这个俄国人的故事，当然是白费心血。有一个调查材料问人们，一只受伤的小鸟正在路边哀叫，你会怎样处置。受调查的幼儿园里 70%的孩子说，踩死它。那个材料没有分析原因。我看原因很简单，因为那只小鸟不能教育广大人民热爱祖国，一点利用价值也没有，不踩死还留它干什么呢。
我们大约处于公元前900亿万年的时代，那时侯地球上最伟大的生命—臭虫—正在隆重诞生，然后迅速而又无耻地蔓延开来。
地地道道的东方奇文
钟桂松先生《茅盾在1957思想政治教育考研年》一文，介绍了茅盾1957年在大会上批判丁玲和冯雪峰的发言。茅盾说：“我不明白丁玲为什么不愿意彻底坦白交代，回到党的怀抱，洗心革面，……对丁玲的态度，我实在很失望。她今天的讲话很不老实。她还在那里打算用抵赖的方法混过关去。她为什么面对着这许多铁的事实，还企图狡赖？”在批判冯雪峰的时候，茅盾说：“冯雪峰过去在上海的反党的阴谋，是骇人听闻。我在会上听了许多同志所揭发的事实之后，过去的一些历史问题，这才完全弄清楚。原来抗战前夕，上海文艺界不团结的现象是雪峰的野心与胡风的野心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结果。”
文章作者还列举了茅盾的其他一些发言，证明茅盾的温和。我相信茅盾的温和是事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性命，常常不得不伤害那些无辜的朋友，对此我们可以给予同情和理解，因为那些下流无耻的勾当都是环境逼出来的。如果我们对人们的要求不太苛刻的话，无须对茅盾先生有什么责备。
文章的奇怪之处在于作者的结论。作者说，茅盾这种温和的诽谤所表现出的文化品格，“却让后人敬佩！”文章结尾处作者还说：“20世纪记住这位文学大师辉煌的文学成就的同时，也应记住这位大师艰辛的从政往事和让人敬佩的人格与文化品格。”这真是地地道道的东方奇文。
我没有责备茅盾先生的意思，实际上我们都像他一样软弱和可怜。他在许多方面毫无疑问做得比许多其他人更得体。他的人格和文化品格，自有其可敬之处。但其可敬之处决不在这谩骂与诽谤之中。他对丁玲和冯雪峰的批判，虽然费尽心机，尽可能避重就轻，但无论怎么说，这些伤害毕竟是伤害，这种谩骂和诽谤，毕竟是谩骂和诽谤。他有什么资格说丁玲是“狡赖”琪琪格是什么意思、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抵赖”？那一条事实是能够证明丁玲罪行的“铁的事实”？他凭什么要丁玲“坦白交代”？胡风那时侯已经是钦定的要犯，把冯雪峰跟胡风相提并论，这已经很有点不温和了。两年之前，在批判胡风的大会上，吕荧走上主席台，说他不认为胡风是什么反革命分子。主持会议的郭沫若和茅盾赶紧把吕荧揪走了，此中几分是为了保护吕荧，几分是为了维护酷政和保护自己？在苏联的高潮中，高尔基针对作家的悲惨境遇，愤怒地对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说：‘我不仅要谴责个人恐怖，更要谴责国家恐怖！’……”。茅盾也像高尔基一样，是介乎政界和文界之间的人物。如果说他的表现让人敬佩，那么高尔基和吕荧的表现该怎样评价？我们说不要苛求酷政中人们的软弱是有道理的，但是称赞这种软弱就未免糊涂，如果把这种软弱说成是高贵伟大的人格，那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难道把人们打死的人是坏人，把人们打伤的人竟然是高贵的好人么？
糊涂和滑稽都可以产生喜剧效果，可是滑天下之大稽就走得太远，超过了常人的颖悟力和审美习惯。中国人的喜剧逻辑越往前发展越叫人看不懂。
我们是贝类
许羡苏在《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集中介绍了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后的情感反应和避难经过。“几天后我来到西三条看老太太的时候，她说鲁迅先生从刘和珍和杨德死后，好几天饭也不吃，话也不说，而且终于病倒了，又不肯看医生。”对于一件身外之事，鲁迅先生反应竟然这么强烈，他的心里确实是装着这个世界的道义的，他为基本道义的彻底沦丧而痛不欲生。像鲁迅先生这样被此一社会事件伤害得如此深重的著名知识分子，好象只有鲁迅一人。
张承志说：公司名称“‘五四’以来，名士如云，惟他因那血的影子而心绪黯淡。”“在历史流血的关头，并非每个中国作家，都这么不能忍受。‘惨象，已使我目不忍睹；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这些话，对于当时和现在的中国文人，都不过是应时文章，涂抹而已”（《再致先生书》，见《读书》1999年7期）。张承志的感觉很准确（但他的另一些议论则未必精当，比如他称赞对鲁迅的理解等。毛对鲁迅的理解是不充分不全面的，他对鲁迅的评价是政治的而非文化的更非哲学的。）。
鲁迅是一个真正的仁者，所以他最容易被罪恶所伤害。许羡苏文章云：“当执政府卫兵在门楼开的时候，请愿的人就向外逃跑，但铁门已经预先关上了出不去……”这样的统治者不是要照顾到社会各方利益，达到社会平衡，甚至也不是要平息事态，而是铁了心一定要以人民为敌，一定要像关门一样把人民打死。生活在这样的世间，呼吸在这样的体之中，还能保持灵魂的平静，这是必须没有灵魂的人才能作得到。
在临去世的那一年，鲁迅曾说：“疲劳到没有法子的时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现世的作家，要模仿一下来试试。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贝类一样，外面非有壳不可。”（《我要骗人》，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6卷485页）鲁迅先生的意思是，他不是贝类，他的灵魂没法用贝壳包裹起来，所以他难于做到。
鲁迅先生做不到的事情，我们随随便便就做到了，就因为我们是贝类。
诗人与刽子手
“刽子手制造血腥的现实，诗人制造血腥的文字。”诗人老威在1990年的狱中书信里写下了这句话。下面一句话可以作为这句话的补充：刽子手因为制造了血腥的现实而黄袍加身，诗人因为制造了血腥的文字而成为了血腥的现实。
袁绍为何转怒为喜
关云长降曹操后，连斩袁绍手下颜良、文丑二将。袁绍大怒，要诛杀刘备。刘备说，他要派密使去给关云长通报情况，关云长一旦知道刘备投于袁绍军中， 必会星夜赶来，辅佐主公共诛曹操，以报颜良、文丑之仇。“袁绍大喜曰：‘吾 得云长，胜颜良、文丑十倍也。’”
袁绍的转怒为喜，蕴有中国思维的一个小小的秘密。袁绍痛惜颜良文丑二将时，仅仅只是感到他在军事上蒙受了损失，增加了他谋求千秋霸业的困难。其中几乎没有一丝一毫对部属生命的关怀与爱惜。如果关云长来投，以他关公的功夫和才能，必可成为他袁绍谋求霸业的最得力的工具。为了得到关云长这样得力的工具，牺牲颜良文丑当然算不了什么。为了另一个更加重大的利益，他也可以牺牲关云长这样的工具。只要对伟大的霸业有用，别说区区颜良文丑关云长之类，即使杀尽天下万民，也是在所不惜的。
袁绍他们的心理状态，对生民和历史的影响实在太大。他们一旦内心有“喜”，必是万民涂炭的时候。主公袁绍的思维逻辑，早就成为了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心理。中国人爱说“有功”、“有用”，此言背后的标准和心理动因，完全等同于袁绍诸公。一部中国文学史，很大一部分就是袁绍曹操刘邦项羽张献忠洪秀全宋江吴用们一会儿转怒为喜、一会儿转喜为怒的情绪史。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读者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之中，选择《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权谋与暴力之书作为经典中的经典，是因为读者的心理结构和思维逻辑与袁绍宋江们太同一了。（2000年3月4日）
中国人的奇怪脾气
中国人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脾气。其中有一项就是只许自己谈钱，而不许别人谈钱。当别人傻乎乎地谈论学术、思想、文化而决不谈钱的时候，他会对你恭恭敬敬，到处说你是个好人，即使夸张你的优点他也是有度量的。你得到了他说你好，他得到了由你的好所转化成的经济效益。但是你一旦也有了一点经济头脑，也会算一点账，还会思量着利益共享的时候，他立即会说，人怎么会这么靠不住，连某某某这样的人也会这么庸俗，这么肮脏，整天就只知道钱钱钱。商人谈钱是智慧问题，文人谈钱是人格问题。——那些想免费吸尽文人骨髓的商人就是这么说的。
更为奇怪的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竟然很相信这样的歪理邪说，一点也不想有所质疑。在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中，知识分子几乎为此讨论了十余年，犹豫了十余年。破除知识分子的金钱禁忌，就像破除中国女性的贞操禁忌一样不容易。中国人总是自愿地被这些奇怪的绳索所束缚。其实这也是中国人所受到的奴役所造成的观念误区。奴隶最不敢要求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不是不愿意，实在是没有能力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于是就现出一副不屑于谈论拥有权利、拥有利益的样子，谁敢于强调权利和利益，知识分子体也许或必定要跟着奴隶主的腔调攻击你人格底下。这实在是太上当了。
其实，那些不让别人谈权利的人，都是心中最看重权利而且企图独占天下一切权利的人。所谓“商人谈钱是智慧问题，文人谈钱是人格问题。”的歪理邪说，不过是“官家谈权是治国安邦，民家谈权是犯上作乱”这一真正的歪理邪说的逻辑延伸而已。那些攻击别人注重金钱的人，只不过是想制造一个大家都不屑于谈钱的氛围，以便于他将天下所有的金钱悄悄塞进他一个人的腰包。比这种脾气更为奇怪的是，这么简单的道理，那些人竟然老以为别人肯定得无法参破。更更奇怪的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有的人真的即使连连上当几千年也还是无法领悟。这些可怜的人构成了那些口念圣咒的掠夺者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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