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吉勒图案
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在家向记者展示这些年来为上访到北京留下的部分车票。
2014年11月20日中午，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李生晨就呼格吉勒图（以下简称呼格）案的再审决定，回答了记者关心的几个问题。
李生晨认为，目前媒体报道以及社会舆论多用“冤案、错案”这样的词语评价呼格案，本案正在审理过程中，只有依法做出再审判决后，才能有定论。
呼格在1996年被执行死刑后，此案的转折点出现在了2005年，一名叫赵志红的犯罪嫌疑人承认自己才是“真凶”，呼格案的申诉复查由此提上了议程。
李生晨介绍说，赵志红案件的一审是由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审理的，“赵志红案开过庭（2006年），但后来发现了新的情况，需要补充侦查，什么时候开庭要由呼和浩特市相关司法机关决定。”
李生晨表示，再审合议庭将对该案原审涉及的事实、证据以及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全面审查。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原审被告人已经死亡，内蒙高院研究决定采取书面形式审理本案，但会对审理过程，裁判理由，裁判结果依法公开。
高院启动复查程序，是因为呼格的父母李三仁，尚爱云提出了申诉。在复查过程中，发现原来定罪量刑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些问题需要再审合议庭经过审理以后，最终依法确认，“我相信，在再审裁定文书中，会将这些问题一一列明。”（凤凰网）
呼格案案情回顾：
呼格吉勒图案审结仅用62天关键物证未做DNA鉴定
新京报：18年前，内蒙古青年呼格吉勒图因杀人被判处死刑。9年后另一杀人嫌犯赵
志红向警方供述自己为呼案真凶。呼案从案发到执行死刑只用了62天，不可不谓“快”；9年之后，疑案出现，再审此案之呼声延宕至今，耗时9年之久，不可不谓“慢”。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门金玲说，若要对“严打”反思，就是无论怎样“严打”，都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因为一旦突破这个框架，就是纵容公权力去违法，而这事
实上对社会的伤害更大。
早上6点半，天气晴，呼和浩特市第一看守所门口，黑压压的人挤满一片，几十个
警察忙着维持秩序，不停警告躁动的人们。铁门内，四名死囚已坐上警车，将被押往公审
大会，执行决。看守所大门左侧，矮个子的毛纺厂职工尚爱云挤在最前面，她不停地往
里张望。“那是1996年的6月10日”，尚爱云肯定地对记者说，4名死刑犯中，有一个
是她的儿子呼格吉勒图，被判流氓罪、故意杀人罪。
大门打开，警车开出，人一阵骚动，尚爱云一眼看见儿子，上身穿的还是那件灰
夹克，下身是蓝裤子。儿子所有的衣服都是她买的，所以她很快能认出。呼和其他犯人
一样，双手反绑背后，绳子在身上勒得很紧。尚爱云原以为，18年前这一幕会随时间淡去。但是，赵志红在2005年供认自己才是呼案“真凶”后，所发生的一切，让尚爱云的记忆不停回到1996年。
1996年，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严打。在从重从快的指令下，呼格吉勒图案，从案发到执行死刑，仅用62天。
死囚的最后时光
呼市的乌兰恰特剧场，如今已被拆除，建成当地最大的广场。1996年，那里是座上下两层的剧场，呼和浩特一些重要政治活动都在那里举行。严打时的公审大会也在此召开。
当天因为有死刑犯公审，剧场很快坐满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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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警车陆续驶离看守所的那一刻，尚爱云和老伴跟着车队奔跑。老伴李三仁身体不好，跑不动，尚爱云一个人跑在前面。双脚赶不上车轮，警车跟丢了。等她赶到剧场，大门关闭，外面围满了人。
她哭着央求保安：“执行死刑的有我儿子，我要进去看看”。保安心软，开门，放她入秋文案
进入。尚爱云埋着头急匆匆往里走，抬头不期然看见了儿子。不远处，呼格吉勒图和另三
名死刑犯被押成一排，站在楼梯间。他们被反绑双手，嘴里叼着一根烟，边上站着五六个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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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爱云一下子哭出了声，儿子扭头看见母亲，“眼泪哗哗的”。尚爱云想和儿子说话，警察没允许。“我就想问他，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呼格吉勒图扭过头，不再看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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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中午，尚爱云收到领尸通知单，“老大去收的尸，头上中了两”。
案发后，尚爱云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儿子犯了什么罪。直到一审开庭，法官当庭判决的声音响起，尚爱云才完整知道儿子的罪行。“那是1996年5月23号”，尚爱云回忆着，几欲泪下。
在呼市中院，法院审理查明：1996年4月9日当晚8时40分许，呼格吉勒图酒后到
内蒙古第一毛纺织厂宿舍57栋平房西侧的公共厕所处窥视，当听到女厕所内有人解手，便进入女厕所将正在解手的被害人杨某某搂住，后采取捂嘴、扼颈等暴力手段，将其按倒在便坑的矮墙上，扒开衣、裤进行流氓猥亵。后听到外面有动静，便逃离现场。杨某某因其扼颈窒息而当场死亡。
审判长苏明宣布：被告人呼格吉勒图，判处死刑。尚爱云听清儿子罪行时，也听清了判决。
呼格吉勒图家人在开庭前一直未收到各种“通知”。门金玲表示理解。她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长期研究严打。
门金玲告诉记者，严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3年通过的《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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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决定》规定：“对杀人、、抢劫、爆炸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
两会开几天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及时交付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该决定是为了“从重从快”打击犯罪。
“这是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不应被侵犯。”门金玲表示。
警察感觉不对劲
呼格吉勒图被判死刑后，张帆（化名）心里一直打鼓，他觉得认定呼为命案凶手“不对劲儿”。张帆曾是呼市公安局新城分局的警察。1996年4月9日晚，他接到呼格吉勒图和其工友闫峰报警，并看到呼的第一份口供。“这份口供不支持呼为凶手。”
呼格吉勒图和闫峰均为呼和浩特卷烟厂职工。案发当晚，两人在外喝酒，闫峰先回车间，呼回家取钥匙。10多分钟后，呼来闫峰，坚持要他同去女厕，说那里出事了。后两人发现厕内女尸。
次日，闫峰出了警局。呼格吉勒图则再没回过家。
案发后，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和辖区新城区公安分局多位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公共女厕耍流氓杀人”，是严打时期须重点打击和整治的。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又出现一个犯罪高峰。1996年2月，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被杀，凶手是他护卫——18岁的武警张金龙。那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治安状况纷纷提出尖锐意见。
严打行动由此开启。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公安部牵头，成立了“严打办公室”，部长陶驷驹亲任组长，督阵指挥全国公安机关“严打”。呼格吉勒图撞上“口”。因为案件恶劣、社会影响力极坏，相关领导指示要抓紧破案。
“当时郑局长身上的压力非常大”，一位不愿具名的警察告诉新京报记者，郑润民时任新城区公安分局局长，案发地属新城区辖区。当时，这位警察在郑润民属下任职。据其介绍，“公厕女尸案”发生前不久，郑润民刚刚履新，此前他担任玉泉分局副局长。
“案子最初迟迟没有进展，郑局长大发雷霆，逮住负责的民警就是一顿臭骂：你们啥球都弄不成！”这位警察回忆说。
1996年5月3日，也即呼格吉勒图案即将开庭审理前，内蒙古自治区“严打”斗争小组考察呼市后，强调此次斗争“时间紧、任务重”，指示呼市政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要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成为全区表率。
“严打”指示之下，公安一马当先，“经常加班，一有案子就连轴转”，上述不愿具名的呼市警察介绍，当时因为时间紧，加上一些民警办案素质不高，“刑讯逼供是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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