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奇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成书年证
严奇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成书年证
严奇岩
——以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为研究文本
内容摘要：竹枝词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以竹枝词为文本研究《百苗图》自然有其独到之处，遗憾的是学界少有人问津。《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成书年代至今争议较大，但多数主张成于嘉庆时期。该书作者和研究者都认为，白仲家、车寨苗、鸦雀苗、黑脚苗、郎慈苗和六洞夷人等族称，为《百苗图》首次启用的称谓。事实上，从竹枝词角度考证，这些族称在乾隆时期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中已出现，且其所述内容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十分相近。这足以说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中所发现的新族称是在乾隆时期。《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当成书于乾隆中期。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因排版的限制，注释无法显示。如需查看，请阅读原刊。
作者简介：严奇岩（1971- ），江西萍乡人，男，汉族，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
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史和西南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百苗图》一般是指清代李宗昉《黔记》中所称的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一系列抄本的总称（今天国内外所藏的抄本多达170多种），全书按八十二个条目并附载彩绘插图，系统地介绍清代贵州各民族社会文化状况，是一部图文并茂的珍贵的历史民族志。由于当时的印刷技术不高，书中彩绘难以批量翻印，致使嘉庆时期该书原本失传，只有各时期的戚薇的个人资料
临摹手抄本传世。正如李宗昉在其《黔记》中声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原任八寨理苗同知陈浩所作。闻有板刻，存藩署，今无存矣”。至于《百苗图》原书的文字记录部分，经李宗昉《黔记》的转引早已为人熟知。
一、《百苗图》成书年代的争议
由于《百苗图》（或称《黔苗图说》）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极高，目前国内外研究或收藏者颇不乏人，成为一门显学。但因《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原本失传，各时期抄本太多，抄绘年代相距达一个多世纪，抄绘的地点也互有区别，除个别外，均未注明抄绘的时间地点和抄绘者的人名。因此，《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成书年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成了《百苗图》研究中十分棘手的问题。而《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又是众多“苗蛮图”之源，其时间的考证自然十分重要。正如国内最早关注《百苗图》的学者刘咸认为“《苗图》之作，始于何时，此为一甚可考据之问题”。大体上，目前学术界有关《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成书年代有层叠累积说、雍正说、乾隆说和嘉庆说等四种主要观点。
1、层叠累积说。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胡进，认为《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并不完全是哪一个人通过实地调查而产生的，也不是某一时代贵州少数民族的真实写照，因而《百苗图》
所反映的内容，是层叠累积的结果。
2、雍正说。1883年伦敦出版的《横渡金沙江》一书卷2附录中国内陆会传教士Rev. George W. Clarke英译的82种人《苗图》其附记说，原稿大约写成于1730年(雍正8年)。
3、乾隆说。认为《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成书于乾隆时期的主要有以下代表：李宗放推断《百苗图》作者陈浩应在乾隆时期凌浩任职前后任八寨同知，从而断定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原本在乾隆时成册；沈福馨和邓光华也认为《百苗图》系乾隆时陈浩奉命所绘；黄才贵认为《黔苗图说》之类的写本，多出自乾隆盛世之年前后；美国学者劳拉· 霍斯泰特勒(Laura Hostetle)指出乾隆朝重视以汇集帝国境内各种人民的信息来实行有效统治，才有l8世纪中叶关于82个族划分的人种志的出现。此外，中国民族图书馆藏的《百苗图》也被认为是清乾隆盛世的稀世珍品。
4、嘉庆说。目前《百苗图》研究最权威的成果当推堪称历史民族学的奠基性工作的“《百苗图》研究丛书”。这套丛书的专家学者都认为《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为清代嘉庆时期陈浩所作。如该丛书的主编杨庭硕先生认为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撰成于清嘉庆初年，后来进一步指出是嘉庆5年。其他《百苗图》研究专家如李汉林、刘锋、杜薇等也持该观点。
此外，宋兆麟也认为《百苗图》条幅是嘉庆十六年以前的作品，但最早不超过嘉庆二年。
以上观点中，《百苗图》成书时间的层叠累积说可针对系列抄本，若针对《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一书而言则未免有失偏颇；至于《百苗图》成书于雍正时期一说，难以成立。因雍正时期苗疆开始改土归流，雍正七年始设八寨（今丹寨）理苗同知，鲁朝聘于雍正十年上任，为八寨首任同知，雍正时期才十三年，陈浩在雍正时期任理苗同知不可能。何况，雍正时期对苗疆地区的民族体的认知刚开始，尚不具备详细了解八十二种苗蛮的条件。至于嘉庆说，笔者也不敢苟同。李宗昉在成书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的《黔记》中声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原任八寨理苗同知陈浩所作”，但李宗昉也没有指明是嘉庆时期。在八寨县历任同知名录中，也无陈浩。至于乾隆说，学界也只是提出观点，有待进一步论证，况且李宗放推断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成书于乾隆时期的观点也被学者认定为“缺乏根据的错误说法”。《百苗图》成书时间的扑朔迷离势必影响到《百苗图》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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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竹枝词对《百苗图》研究的价值
新史料的发现是我们进行历史考证的基本前提。笔者将近年收集的清代贵州竹枝词与《百苗图》对照研究后有了意外的发现。
竹枝词以吟咏风土为主，蕴藏着丰富的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原始资料。清代
是贵州竹枝词创作的高峰时期，与《百苗图》一样，贵州竹枝词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雍正时期在贵州民族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把政治机构推进到明代称为“生界”、“化外之民”的民族聚居区，使中央王朝对苗疆地区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同时，由于各族人民在清王朝的高压统治下，爆发的起义反抗不断，如雍正、乾隆年间包利红银起义和乾隆、嘉庆年间石柳邓起义等，极大地震动了清王朝在民族地区的统治。为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管理，中央急需了解邦内各民族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年间大批文人深入民族地区观风问俗，于是出现了反映民族地区风情的两类创作：一是乾隆时期的《皇清职贡图》及其影响下的各种《百苗图》，二是文人竹枝词。
清代歌咏贵州民族地区的竹枝词主要有康熙时期田榕《黔苗竹枝词》，乾隆时期的齐周华《苗疆竹枝词》和余上泗《蛮峒竹枝词》、嘉庆时期舒位《黔苗竹枝词》、吴振棫《黔苗杂咏》、孔昭虔《乌蛮竹枝词》、道光时期张澍《黔苗竹枝词》、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清末王锡晋《黔苗竹枝词》、易梧冈《黔苗竹枝词》、司炳煃《盘江苗女竹枝词续前》、乔子木《盘南苗俗竹枝词》、吴仰贤《黔中苗彝风土吟》、颜嗣徽《牂牁竹枝词》、李世钧《苗俗杂咏》和刘韫良《牂牁苗族杂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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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歌咏民族地区的竹枝词有时以《百苗图》题咏的形式出现，图诗并茂，相得益彰。如有些《百苗图》版本中就有东苗、侬苗、锅圈仡佬和六洞夷人等图中出现竹枝词题咏。
黑钻免费领取清代贵州竹枝词反映了清代贵州社会生活面貌，堪称清代贵州各少数民族风俗画卷，是我们研究民族史、民族学不能忽视的重要材料。笔者曾就竹枝词的史料特点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作过分析，认为竹枝词与一般文献相比有其独到价值。即竹枝词与官方史书的记载对象有所区别，它更关注边缘体生活，因而竹枝词记载的清代贵州民族种类之多、内容之详实，超过同时期其他方志。
竹枝词记载的清代贵州民族种类超过同时期的方志。如历代方志文献记载的贵州“苗蛮”种类，据李德龙统计，《大明一统志》载有29种、乾隆《贵州通志》记载44种、《黔南职方纪略》载50种，田雯《黔书》有39种、《峒溪纤志》载43种、《清一统志》载31种。相比之下，清代竹枝词中记载的“苗民”种类更多。如康熙时期田榕《黔苗竹枝词》中载有25种，乾隆时期余上泗《蛮峒竹枝词》载有50种，嘉庆时期舒位《黔苗竹枝词》载有41种，张澍《黔苗竹枝词》载有34种，道光时期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载有82种，刘韫良《牂牁苗族杂咏》载有59种。这说明竹枝词更关注边缘民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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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记载内容之详实，一般文献是难以与之媲美，这对于深化《百苗图》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可以补证《百苗图》研究的不足。
如刘锋认为西溪苗是《百苗图》首创，且以后的文献不再沿用此称呼。事实上，在道光以后的竹枝词中仍可见有关西溪苗的记载。如道光时期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载“天柱县西山落晖，天柱县东雨湿衣；与郎携榼野田醉，未上灯时郎莫归”。诗下注：“西溪苗在天柱县。女裙不过膝，以青布缠腿。未婚男女携榼聚饮于野外为配，生子后以牛过聘”。又如光绪初王锡晋《黔苗竹枝词》载“青山插遍柳毵毵，人影衣香满禊潭；笑与玉郎留后约，阿侬种草兆宜男”。这是咏西溪苗的诗，其下注：“西溪苗在天柱县。女子穿花边裙，青布缠腰。三月三日，未婚男子携笙，女子携榼，相聚戏谑，约饮于旷野，歌舞苟合。随而奔之。插柳枝于山口，以避行人”。
再如《百苗图》载车寨苗“男子多艺业，女工针线”。“艺业”何解？《百苗图》文字简练，语焉不详。从字面上看，“艺业”有技艺和学业双重内涵。如李汉林认为“艺业”特指读书应试，刘锋也认为车寨苗男子“艺业”是科举，且是从汉民族带来的文化特质。但从清代竹枝词看，车寨苗的“艺业”并不是指读书应试。如余上泗《蛮峒竹枝词》的诗中注明“车寨苗男子多技，
妇人工绣，前此马三保之兵曾遗六百人于此，与苗人为婿，遂成苗”。道光时期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的诗中注明黎平、古州的车寨苗即六百户生苗“男习技业，女工刺绣”。“车寨”位于都柳江畔，清代改土归流后，都柳江航道开通，该区域内的从事林粮兼营的侗族转而从事长途贩运，生计方式日趋多样化。竹枝词强调车寨苗男子多技或习技业，因此，文中车寨苗的“艺业”是指技艺，并非指读书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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