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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网上数据来看人贩子集中在中国西北部，还有华中的一些偏远山村和沿海大城市(这些大城市一般是第一现场)。
和之前曾写过的妇女拐卖不太一样的是，儿童拐卖的地域性特征并不是完全从经济落后地区拐卖流入到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提到地域问题，这里必须先谨慎地强调一下这并非是“地图炮”:这三十年来，儿童拐卖在各个省份都有发生，阶段虽然细分起来有所不同，但确实也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地域性。河南是公认的拐出和拐入都非常高发的地区。除了作为重灾区的河南，总体的趋势上，拐卖流出的五大省份是云南(几乎可以排在河南后面)、四川、广西、贵州和新疆。
举例说，学者王锡章对山东省(这是被拐卖儿童的最主要流入省份之一)从2009年到2014年的儿童拐卖案件统计后发现，云南、四川、广西和贵州来的被拐儿童加起来，占据了已知案件总量的72.6%。正是因为了解到了这样的规律，在这些拐卖高发区域的省公安厅，已经相继设置了专门的打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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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遭遇拐卖最后流入的六个最大的省份包括: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和安徽。各个研究的说法具体起来可能略有不同，但是一般不出这个范围(这里参考了王金玲的研究，我认为概括得最为准确和全面)。比如说，在2013年关于133个公开报道案例的分析中，被拐卖儿童的最后流入地最靠前的几个省份确实也就是:河南(24.82%)，山东(12.41%)，福建(11.68%)和广东(9.49%)(李春雷、任韧，张晓旭，2013年)。
最容易被人贩子盯上的孩子
封面制作比起暴力拐卖，超过一半的小孩，是被自己的父母或亲人卖掉的。有学者对山东省近年侦破的拐卖儿童案件的统计中，有高达72%是被亲人卖的，而以暴力手段偷抢小孩来拐卖的人贩子仅仅只占了1%。
卧室墙漆效果图大全为什么会有儿童拐卖:儿童作为商品的市场
对非亲生儿童的需求是一直存在的，而且也不会消失。已经有很多针对“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判死刑”这个说法的批判了，这里不再赘述。实际上只要讨论国内儿童拐卖问题的人，都必定会指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买方市场庞大”。如果不能摧毁旺盛的买方市场，也当然
无法斩断儿童拐卖的利益之源，“愿天下无拐”也终将沦为一句空话。表象之下，到底是什么人需要买孩子?
为什么需要买儿童
中国传统上很少有西方和伊斯兰世界那种严格的奴隶制，但在农业社会中，对体力劳动者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对人身、特别是未成年人的买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存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无论在中西社会童工基本上都已经绝迹，很少再有因出于对未成年人劳动能力而形成的儿童买卖了。相对的，儿童买卖中的需求，主要还是来自于收养需求。
事实上，几乎绝大部分深入研究过国内儿童拐卖现象的人，都会告诉你，遭遇拐卖的小孩，大部分最后的归宿都是被买家非法收养。巨大的买方市场后面，既有国家在儿童收养渠道和安置制度上的欠缺和不完善，也有社保制度不足造成的“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和计划生育政策“只生一个好”的冲突。以非正常渠道收养这些被拐儿童的买主，既包括失独家庭、未生育家庭，也包括已经生育和有子女的家庭，乃至未婚未育的个人。买家的需求一直都有各种变化，理由也远远比想象得更为错综复杂。
正因为绝大多数被拐小孩的买家，都怀着想要收养的目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被拐孩子的年龄越小则价格越高。收养人一般倾向于认为越小的孩子越容易“养熟”。想要个男孩“延续香火”“传宗接代”，这当然是最常见的理由，这也是为什么男童的价格要大大高于女童。养老机构缺失、医疗保障不够、无法满足养老生活需要，所谓的“养儿防老”最后在实践中变成了“买儿防老”，背后是不够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不过，非法收养的原因和性别选择倒也并不一定挂钩。除了续后和养老，买孩子常见的理由还有:想要增加人数壮大家族势力的(比如农村征地补偿款分配中常常会重男轻女，因此买男童来保障家庭的土地分配利益)、想要儿女双全或者平衡家族人口性别比的(担心男孩子太多或者嫌弃女孩子太多)，或者是想要个孩子在年纪大以后帮做家务或者帮干活照顾自己(可能更倾向女孩，所谓“养女伺服”)，以及通过“引进”收养的子女来巩固婚姻关系(或者提高自己的家庭地位)，等等。中国女子组合
另外还有一种收养目的，姑且称之为给自己的亲生子“备份”吧。以被拐卖儿童最主要流入地的福建省为例，历史上如闽南地区，一直都有收养、交换养子养女的习俗，来规避或者降低亲生孩子可能遇到的风险。养子要承担起征兵服役、出海打鱼等高风险和繁重的任
务，养女则作为“童养媳”，或者被买卖婚姻来换取彩礼钱以弥补亲生子的结婚开支，甚至被安排“换婚”(说得好听点叫“亲上加亲”)，即嫁入对方家庭作为交换，让对方家庭的女儿嫁过来做媳妇，解决亲生子的婚姻大事。这种性质的收养行为在八十年代以前的某些地区，不但常见而且公开化。直到今天，学者在田野调查时候仍然会发现这种风俗的少数残留。
虽然并非本意，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儿童拐卖的市场。非法收养作为一种民间对限制生育政策进行调适的手段，满足了包括失独家庭在内的对孩子的需求。在计划生育未全面推行的时候，家庭之间的收养和送养一般是自愿互换或送子。等到九十年代中期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在地方上被严厉执行时，“只准生一个”无法满足很多家庭对多个孩子的需求，导致了民间非法收养儿童现象变多。
以被拐儿童的主要流入省份山东和福建的调查研究为例，“超生受罚”的政策，加上重男轻女的性别选择，在当地变成了:如果超生时生下的是男孩，就留下;是女孩，则送养掉。因此当地家庭非法收养的女孩，基本是本地居民超生未上户的“黑户”儿童，而且大部分也并不好称为“买卖”，倒几乎都是送掉的。而收养的是男孩的话，则大多是外地拐卖而来后购买收养的。而且收买外地拐卖而来的小孩，这个趋势从九十年代开始，越来越明显。学者的
调查也都证明了这一点(王锡章，2015;王金玲，2014)。这种非法的收养行为，通常都较为隐蔽，邻里亲朋也都会相互帮忙隐瞒收养事实，加上亲养亲卖的情况一般不会报案，都给办案追查造成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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