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疫情的四个基本看法
关于疫情的四个基本看法
ID：我是⽥海
五常指的是什么导读：所谓的岁⽉静好，那是因为有她他们在负重前⾏……祈愿健康、平安！
根据当前不断增长的疫情数据和每⽇⽹络上不断爆发的添堵新闻，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武汉疫情）严重性和对国家形象及发展进步的伤害性，或已远远超过所有善良或乐观的底线预期。
疫情可怕，疫情引发的混乱和恐慌更可怕。⽽最可怕，也是特别需要警惕和预防的：正处在爬坡和转型期的现代中国，在此次公共安全危机处理过程中⼀旦因压⼒叠加或考量失衡，出现系列性的决策失误和措施不当，引发多⽶诺⾻牌效应，造成国家元⽓的过度损伤。
2020年注定是我们国家、民族和政府的⼤考之年。这次⼤考，考验的不仅仅是政府，不仅仅是官员，也包括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每⼀位公民的⼼⼒、智慧和韧劲。
国难当头，形势严峻，时间紧迫，容不得疫情过后再痛定思痛。当下最紧要的就是痛中思痛，在疫情认知预判、危机治理思想、应急管理⽅法、社会治理结构等层⾯进⾏系统的问题梳理和分析思考。
对于疫情的四个基本看法
⼀、对于疫情持续的时间，不应太过乐观
这次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虽是⼀种变异的新病毒，有许多未知因素，但⽐照类似引起肺部和呼吸道感染的如1910年东北三省爆发的肺⿏疫、1914年第三波西班⽛流感、2003年⾮典（SARS）等疫情，都有⼀个相似的时间轨迹：⼗⼀⽉份左右爆发，第⼆年五⽉份左右消失，基本持续半年时间左右。
这次武汉疫情的持续时间，最乐观的估计，也基本应该是这样⼀个规律。⽬前⼈类医学对这⼀类病毒疫情的防治，还处在⽐较被动状态。期望本次疫情能靠政府意志⼈为控制，并早早出现拐点，未来有点天真。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疫情趋势图
（时间截⾄2020年2⽉7⽇24时）
这次疫情未来⼤概率按三个阶段发展：疫情爆发期（11⽉－2⽉底）→疫情消退期（3⽉初－5⽉底）→疫情过后全⾯恢复期（6⽉初－12⽉底）。
也就是说，这次疫情对中国社会⽣活和国民经济的影响，⾄少是⼀年的时间（半年直接影响，半年间接影响），⽆论政府，还是企业，⽆论机构，还是个⼈，或都应该按照这个时间线来做阶段性的应急预案和⾃救规划。
⼆、对于疫情造成的伤害，要有充分的预判
就疫情的直接影响⽽⾔，根据⽬前的统计数据和疫情发展趋势，或是⾮典时期的⼗倍级伤害，国内最终感染确诊⼈数，最保守的估计，也会达到惊⼈的5万+规模。
⽽在疫情未尘埃落定之前，统计的死亡率⼀不科学，⼆⽆意义。这此疫情的致死率低，是因为变异病毒⽣存策略聪明，⽽不是我们⼿段有多英明或⾼明。
本次疫情对公共卫⽣和政府财政造成的直接负担和后续诸多后遗症，才是我们应重点关注和深度思考的关键问题。
本次疫情间接造成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将是⼏何级的天⽂数字损失。
仅以旅游业为例，2019年中国旅游业总收⼊6.5万亿元，平均每天178亿元，按以往旅游业每年20%的复合增长计
算，2020年旅游业每天的损失就达到惊⼈的200亿元。据专家估计，仅是春节季旅游市场的直接损失就超过5000亿（完全冻结）。
与2003年⾮典时期相⽐，⼀是经济下⾏压⼒更⼤、外部环境更差（全球需求疲软，贸易壁垒、贸易战
等），⼆是当下经济对消费刺激和服务业的依赖度更强，总体预判，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可能远远超过想象，2020年上半年GDP增速破5或是⼤概率事件。
上半年如何有序应对危机，下半年怎样发⼒恢复经济，或简单依靠以往财政放⽔，投资拉动的粗放⽼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更体系化的宏观指导，更精细化的政策引导，或是中央和地⽅都要提前考虑筹划的。
更需要警惕的是，在⾮典疫情16年之后，我们以往⾃豪甚⾄有些⾃满的国家公共卫⽣建设成就、医学研究进步程度和公共卫⽣应急体系（特别是预案和指挥），并没想象或预期的那样⾼⽔平发挥作⽤，谈不上有什么质的提升。
疫情前期暴露出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因为刻意压制、指挥不当、物资紧缺、调度混乱⽽造成前线医护⼈员依然只能⽤搏命的悲情和⽆谓的牺牲来硬扛死战，种种被曝光的失误或失败细节，实在令⼈揪⼼。
在互联⽹加持的快信息时代，本次疫情的政府不当应对和诸多乱象（官僚作派、特权意识、随意逾矩、乱法胡为），或对政府官员的公信⼒和公共形象打击，以及当前国家最需要的公民向⼼⼒、社会凝聚⼒的暴击影响，才是最具致命性的。
如何不⼀⽽再，再⽽三地被动辟谣，怎样主动采取⼀些紧急措施和实操⽅案来重整局⾯，也是需要尽快进⼊领导决策视野的重要议题。
三、对于疫情管控的不⼒，要换个⾓度认识
本次疫情发⽣之后，根据2006年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卫⽣事件应急预案》，中央政府的反应可谓神速，1⽉25⽇成⽴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作领导⼩组，1⽉27 ⽇，总理亲⾃来武汉考察指导疫情防控⼯作，截⽌1⽉29⽇，中国内地31个省区市均已启动突发公共卫⽣事件⼀级响应。
可遗憾的是，⼗⼏年前制订的《国家突发公共卫⽣事件应急预案》宏观指导有余，细节规范不⾜，加上预案的实操性和时效性没有迭代升级（可⽐照的是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主导的相应防灾法规，在⼀个世纪时间⾥⾄少被调整过100次，⼏乎年年调整），特别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交通⽹络辐射性、季节/节庆⾼发易感性、地域⼈流动特殊性、区域公共资源平衡性、社会动员⼒量主体性等诸多需要应对的复杂因素和时代变量，才导致本次疫情来袭时，虽有预案，虽有演练，却效果差强⼈意。
⾮典之后，国内对于公共疫情的防范重⼼主要着眼于国际输⼊性疫情（如H1N1流感、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的严防死守，⽽对于⾮典（SARS）这样内⽣性的超强度、超⼤规模疫情，明显过于乐观，风险预估不⾜。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湖北省卫健委在2019年上半年军运会期间，与军⽅刚刚联合举办了“防范到位，预防精确”的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防治演练，却在当年年底爆发的武汉疫情时依然举措失当，⼒不从⼼。
2019年4⽉24⽇—25⽇，湖北省卫⽣应急技能竞赛暨军运会省市联合卫⽣应急演练在丹江⼝市均县镇举⾏，应急演练的情景模拟背景为2019年10⽉15⽇在武汉天河机场报发现⼀名沙特籍乘客为疑似MERS病例。
⽽从⽬前⽹络搜集的相关新闻来看，除了湖北武汉外，天津、⼭东、湖南、浙江等各地近⼏年的疫情演习，也基本都是针对⼩规模（病患样本以个为单位）输⼊性的疫情来做推演的。
武汉疫情爆发后曝光的诸多问题，特别是⾄今依然救治乏⼒，物资调配紧张，固然与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的官僚作风和管控不⼒有关，但更令⼈揪⼼的是，依据《国家突发公共卫⽣事件应急预案》的落伍规划和僵化规定，因过于强调疫情级别划分和城市属地责任，⽽忽视了⼀个省、⼀座城配套的医疗⼒量、可供调控的社会资源，以及地⽅政府的应急指挥能⼒，都远远⽆法匹配这次特别重⼤疫情的严峻挑战和复杂局⾯。
总之，本次疫情暴露的本质问题，不能仅仅视为湖北武汉⼀个地⽅的个别问题或特殊情况，细细反思国家公共卫⽣事件应急处理上顶层设计的思考漏洞和治理思想的粗放⼤意，或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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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于疫情未来的风险，要换个⾼度审视死亡的拼音
短短⼗六年间，我们向世界连续输出两次特别重⼤的内发性病毒传染疫情，绝不是⼀件光荣的事情。
细细品品，认真想想，我们⼜该如何确保下⼀个⼆⼗年，或下⼀个⼗年内，我们不会再次爆发这样类似的疫情？我们⼜是否能承受起这样接⼆连三的重⼤疫情打击？
2015 年埃博拉爆发后,⽐尔·盖茨在 TED 做过⼀次演讲，对⼈类提出警⽰：对下⼀场瘟疫爆发我们还没准备好。
对于未来的疫情预判，除却红线思维和底线思维外，我们也要有极限思维，做最坏的打算：譬如⼈类疫情和动物疫情叠加爆发怎么办？譬如疫情和⾃然灾害同时发⽣怎么办？譬如疫情和经济危机同时发⽣怎么办？譬如疫情和战争同时发⽣怎么办？
对于知之甚少⼜不可控的流⾏病毒疫情，我们往往习惯持两种极端的态度：
或是太过乐观，相信科学万能，⼀眨眼就能把疫苗研制好，国家厉害，⼀挥⼿就能众志成城，战胜疫情；
以快乐为话题作文或是太过悲观，相信“天命（谴）”或“阴谋论”，总是以粗暴简单的⾃洽逻辑和诡辩闭环，得出⾃⼰愿意相信的结论。其实这两种想法都不科学，都很有害，是犯了思想幼稚病和情绪巨婴症的典型表现。信息技术教学总结
静下⼼来细细梳理⼀下，⾮典（SARS）之后，本次疫情(2019-nCoV)之前，国际上还发⽣了五次国际关注公共卫⽣紧急事件（PHEIC），分别是2009年H1N1流感⼤流⾏、2014年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年西⾮埃博拉疫情、2015年⾄2016年寨卡病毒疫情、2018年⾄2019年刚果埃博拉疫情，如果再加上2015年韩国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可以说突发性⾼传染的病毒疫情从来就没消停，⼀直是现代国际社会⾯临的共同难题。疫情过后爆发的20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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