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1期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双向”冲击，进而产生复杂化影响。对中国经济
发展问题研究发现：宏观经济短期下行，长期影响不大；行业层面短期影响差异化，长期需分情况考虑；对外贸易短期影响两极分化，长期基本向好；企业层面短期影响明显，长期具有复杂性。建议宏观层面制定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弹性的财政政策、高效开放的贸易投资政策以及合理的人才培养和就业政策；中观层面主动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互联网”与产业融合、推动区域一体化建设；微观层面增加收入水平、调动消费积极性以及鼓励企业升级转型，多措并举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新冠肺炎；双向冲击；供需厄运循环；动物精神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47(2021)01-0014-005
一、引言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的爆发作为来自国内的外部冲击，对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社会福祉提升为宗旨的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目前，国际上新冠肺炎疫情仍很严重，全球化的纽带又让中国面临国际疫情的外部冲击，进而形成更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国内和国外“双向冲击”。疫情将给经济体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带来不确定性[1]，造成多维度的短期和长期的经济影响。而不同维度间的影响并非孤立，同时还会暴露和放大原有经济体系中的“沉疴”和“积弊”，产生更加错综复杂的影响。
如何识别短期和长期影响、厘清不同影响的传导机制、制定科学有效的政策措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双向冲击，最终转“危”为“机”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助力是近期乃至未来中国经济亟需解决的课题。
二、文献综述
本部分基于相关文献梳理，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短期和长期影响及其路径，从而为克服疫情冲击提供可行思路和解决方案。
(一)短期影响
疫情将对经济体系中的生产、交易、投资以及消费等方面产生短期影响。
1.生产环节的短期影响台湾旅游
根据新古典生产函数Y=AF(K,L)，重大突发事件会通过对资本存量K、劳动力L 以及生产技术水平A 引起不确定性影响，从而对经济产生短期效应。重大突发事件对通过对现有资本以及投资的负面影响，使得经济体现有资本存量的减少。Allen(2006)指出SARS 可能引起外国直接投资计划小幅度变化，且主要的投资机会会被延后。同时，只有那些公共财政体系基础薄弱、高度依赖出口扩张模式、股价相对较高的国家才会发生资本大规模流失[2]。
就劳动力而言，病毒通过过早死亡和长期的发病率、卫生保健使用率的增加以及学校教育或工作时间的减少给社会带来了成本，特别是零售、医疗和教育行业较为严重[3-5]。相对于经济总体和劳动力规模的较小影响，这些损失带来的产出效率机会成本可能比较大。
就生产技术水平而言，其不确定性影响较为复杂。如果重大突发事件控制质量较高，产生短期冲击但长期获益，反之产生长期负面效应[6]。但是，有些学
收稿日期:2020-04-24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美贸易冲突视角下安徽扩大进口的影响效应研究”(AHSKY2018D25)；安徽财经大
学一般项目“基于消费者异质性的中国进口模式对其全球治理的影响研究”(ACKYC19020)
作者简介：高新(1986-)，男，江苏扬州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经济;
徐静(1997-)，女，安徽合肥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新冠肺炎疫情的双向冲击尧经济影响与中国对策
高
新
徐
静夸女神的短句有内涵的话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
蚌埠
233030)
经济理论
《
》2021年第1期
者认为外部冲击短期内会因为“创造性破坏假说”产生正面影响，促进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7]。
2.交易和消费环节的短期影响
重大突发事件的不确定均可能对生产总值负向波动进而使得交易总量的大幅波动[8]，也会对国际市场的交易行为产生抑制性影响[9-10]，从而对包括交易地区结构和商品结构在内的交易结构产生影响[11]。影响大小主要取决于事件的类型和影响程度，比如疫情会减少人们交易次数，引起交易效率下降、企业生存难、经济停摆甚至衰退[2]。
Ambrus 等(2020)分析1854年英国伦敦事件的外部冲击效应发现，受灾居民经历了超过160年的贫穷[12]。短期内，重大突发事件通常会使得生产总值下降，但消费总量是否下降还需从消费和储蓄等方面综合考虑。有些学者认为家庭会选择降低储蓄率面对外部冲击，从而促进消费，但长期却相反[13]。同时，该行为还会使得长期的储蓄率下降，资本利用率、产出水平下降，从而导致长期的消费总量下降。此外，短期内消费者收入和预期以及安全考虑引致消费习惯改变，导致消费结构出现差异性变化，进而对不同产业产生差异化影响[14-15]。
对于消费环节的短期影响，还可能通过通货膨胀或是价格水平进行传导，进而导致短期内需求下降并引致价格水平下降[16]。同时，由于居民恢复性需求变强但供给压力增大，政府支出以及债务水平提升，会共同引致通货膨胀水平上升[17]。但是，重大突发事件也会引起需求侧冲击，导致短期贴现利率大幅走高，降低企业投资、消费需求，会带来通缩风险[18]。
(二)长期影响
本文根据Mankiw(2009)的生产函数[19]，从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生产技术对重大突发事件外部冲击的长期影响进行剖析。
1.对实物资本的长期影响
重大突发事件外部冲击会对实物资本造成破坏或由于投资下降阻碍实物资本的增加，从而对一国经济发展产生长期影响，其中系统完善性、制度体系健全性以及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将会起到决定性作用[20]。同时，重大突发事件对一国实物资本结构(资本劳动比)在不同部门间产生差异性影响，进而决定该经济体长期经济的走势[21]。
2.对人力资本的长期影响
Almond(2006)发现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造成许多受感染儿童身体永久性损失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约30%的人口受感染[22-23]。Adda(2016)指出病毒是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的估计，流感病毒每年会造成900万到3,500万人感染、12,000到56,000人死亡[24]。同时，流感等病毒也是导致发病率和生产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25]。
有些学者的研究发现重大突发事件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可能存在正向的长期影响。对于那些实物资本累积量相对充裕、人力资本累积量相对稀缺的经济体而言，灾后重视人力资本的累计将对经济稳定增长更加有效[21]。但是政府重建力度是有限的，实物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存在着替代关系。Helle⁃gatte 和Ghil(2008)认为劳动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来提升就业竞争力，从而抵消实物资本投资减少带来的就业负面效应，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26]。
3.对生产技术的长期影响
重大突发事件外部冲击可以对经济体内部技术进步产生促进或阻碍作用，也可能改变期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历史经验表明了危机中的“风险”与“机遇”并存的特点，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更容易催生科技革命和重大创新，第二次和第三次技术革命就是很好的佐证。因此，学者认为技术创新存在着“逆周期”的特性，经济萧条可能是技术创新高潮期的重要推力，而技术变革则是经济去往新高潮途中的重要拉力。Mensch(1978)研究发现重大基础性创新的高峰期均与经济萧条的时期相接近，即技术创新重大变革与经济周期“逆相关”[27]。
(三)其他影响
Lee 和McKibbin(2004)利用G-Cubed 模型研究发现，流行性疾病通过恐惧心理、投资者信心、实际通缩等方面对宏观经济、行业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28]。新型冠状病毒具有的高度不确定性会对经济产生冲击，从而加剧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并抑制发展[29]，短期内会使一国国民经济造成较为严重的损失。但长期来看，考虑到非正式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则会提高资源配置，推动多方面改革[30-31]。不过，刘涛雄和彭宗超(2007)指出面对大流感疫情不断升级，应该重视疫情的危害性，并从国家战略角度制定相关政策[32]。基于此，笔者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属于外部冲击，但可能意味着短期影响长期化，比如贸易结构升级、贸易模式转变等。
由于经济扩张期发展伴随着内部系统的(隐性)不平衡问题，重大突发事件会让隐性问题明显化和放大化，
因此，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供给方面具有“高度脆弱性”，受外部冲击的影响也更为猛烈[26]。特别是在全球化推动下各国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疫情防控已超越国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外部冲击会因为信息不对称、心理恐慌以及羊效应等嬗变成
《》2021年第1期
负面循环冲击，还可能衍生出诸如经济危机、政治变革等次生、反复的外部冲击，从而存在短期效应长期化的可能[33]，因此，政治稳定、制度优势以及治理能力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是至关重要的。
三、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一个简单模型
已有文献忽视需求侧的作用可能让我们无法清楚理解中国内部和世界外部“双向冲击”引起的供需厄运循环，加之疫情带来的悲观“动物精神”会将此次疫情影响放大化。本文将基于Fornaro 和Wolf (2020)[34]的一个简单模型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进行分析，并分析不同政策的调节作用。
(一)疫情对总需求的影响
传统凯恩斯主义认为就业和产出有总需求决定，而总需求取决于生产率。因此，生产率(g)与就业(l)存在正相关关系，见图1中的AD 曲线。
假设经济初始状态为充分就业的点(g,l)，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导致生产率的由于“严防严控”“停工停产”等措施从g 下降到g'。此时如图1左图所示，需求降低和非自愿失业增加(l 小于l')，从而引起销售或代理商对未来生产率增长的预期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可能导致需求侧的驱动力下降。此时，财政政策的作用不大，短期内货币政策作用明显。假设利率下降可以使得销售商或代理商通过增加借贷和支出维持总需求，如图1右图所示，曲线向右移动至AD'，此时如果货币刺激足够大，可以恢复就业水平。所以，短期内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可以起到一定作用。
今天北京疫情新规入京规定
(二)供需厄运循环
假设企业投资决策取决于市场总需求的强烈程度。因此，我们认为生产率增长与总需求之间也应存在正相关关系，如图2中线所示。
假设初始状态为均衡状态，即AD 曲线和GG 曲线的交点。疫情防控使得生产率下降至g',GG 曲线向下移动到GG'曲线。此时便会出现供需厄运循环。一方面，疫情冲击抑制总需求，总需求下降引起企业投资减少从而引起生产率增长的内生性下降，进而导致总需求进一步下降并再次引起生产率下降。此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总需求和就业产生乘数效
疫情过后爆发的20个行业应，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增加总需求促进企业投资，另一方面稳定消费者未来收入预期引致总需求进一步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供需厄运循环有逆转作用。
因此，供需厄运循环会放大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影响，而且随着国际疫情的不确定性增加，可能会使得供需厄运循环的周期变长、强度增大，可能会出现原本的理论上的短期效应长期化。
(三)动物精神引致的均衡
优秀员工事迹材料虽然上述分析发现宽松货币政策短期内可以缓解疫情不利影响，但是以利率下降为例，会存在零下限约束。一旦达到此约束，货币政策将无法起到相应作用，从而陷入流动性陷阱，如图3中AD 曲线水平部分所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AD 曲线和GG'曲线将有两个交点(l',g')和(l",g")，即两种平衡可能。对于后者而言，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增长和就业都会受到抑制。也就是说，悲观的动物精神可能是经济陷入停滞状态。此时，财政政策特别是维持企业投资稳定以及公共投资的政策(比如增加补贴、降低税费等)，会使得GG 曲线向上移动从而抑制新冠肺炎疫情疫情的影响以及停止陷阱的出现。
当然，除了上述分析外，文献综述部分涉及到的国民收入变化、交易和投资的预期变化等方面亦会影响AD 曲线变动，同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亦会影响GG 曲线变动，从而使情况更加复杂，特别是双向外部冲击会放大复杂效应。
四、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通过影响消费者、企业、投资者等主体的“动物精神”(预期)产生短期和长期影响，虽然因为其高度不确定性很难科学量化评估，但可以通过经验直觉进行分析。
(一)宏观经济短期内下行，长期影响不大
短期内将会对消费、投资、进出口贸易等产生直接影响，全年经济下行是大概率事件，其中出口贸易显著负向影响。但是，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疫情只要国内外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存在,
负面影
图1新冠肺炎疫情对总需求的影响
图2新冠肺炎疫情引起
的供需厄运循环图3动物精神引致的
均衡
《
》2021年第1期
响会被抵消，而且政府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共同作用冲掉剩余的绝大多数不利影响。同时，此次疫情中中国政府的执行力和决定能力，不仅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也给其他国家带来强有力的信息，因此，疫情过后国际投资一定会回归正轨。
(二)行业层面短期影响差异化，长期影响需分情况考虑
疫情虽然对服务业短期冲击很多，但却有利于电子商务、网络游戏等服务业短期内快速发展。因此，受到疫情冲击，行业层面短期影响差异化明显。但总体上，受损的行业占绝大多数。随着时间推移，行业层面在总量方面的影响不大，在结构方面的影响不确定，这取决于国家政策和消费市场的习惯。
(三)对外贸易短期影响两极分化，长期影响基本向好
短期内，疫情对出口贸易产生重大冲击，其中服务贸易出口负面影响大于制造业影响。对进口贸易而言，由于国内停工停产，疫情将导致国内需求得不到满足，只能通过进口满足，因此，短期内进口贸
易将大幅增加。就长期而言，疫情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着不确定性。一方面，外国出口企业可能利用中国企业出口“空窗期”挤占中国的市场份额，特别是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部门。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与中国的密切程度不断加强、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也不断提升，疫情过后中国出口贸易会迅速恢复。进口贸易方面，疫情可能对中国进口贸易产生永久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国扩大进口贸易战略实施的又一契机，也将成为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推动力。
(四)企业层面短期影响明显，长期影响具有复杂性
由于企业长期面临着周期性问题、长期性问题和结构转型的影响，导致疫情对企业长期影响具有复杂性。对于很多中小微企业而言，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很可能面临诸如资金链断裂等情况，进而面临生存的问题。因此，对于企业而言，疫情短期影响可能长期化，这是复杂性所在。短期内，疫情过后政府对企业扶持政策是必要的，但长期而言，政府更应该考虑对企业自身竞争力培育、鼓励企业转型升级，这才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义。
五尧政策建议
不过，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双向”外部冲击可能使得短期效应长期化、复杂化。因此，如何将疫情长期影响有效控制还需切实可行的政策支持，以降低负面的“动物精神”。
(一)宏观层面
1.理性看待GDP 稳增长。疫情过后“稳预期”应该仍是宏观政策核心，新冠肺炎疫情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稳字当头”固然重要，但是“动态调整”也不可忽视。同时更应该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方面，切实有效地增强国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社会融资的合理增长，也是疫情过后很多中小微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短期内可以解决企业资金链有效接续，稳定中小微企业发展信心，从而保证经济贸易稳定增长。同时，降低利率等政策有利于激发消费需求的活力。
3.积极弹性的财政政策。一方面，可增加财政在公共消费方面的支出，利用乘数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可为受疫情冲击的中小微企业提供税收减免政策，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考虑到财政支出增加和财政收入减少，短期内可适当调整财政赤字率(超过3%)，并实行动态调整。
4.高效开放的贸易投资政策。继续推进开放的贸易政策，将稳定出口和扩大进口有效结合、将“一带一路”战略与“国际进口博览会”平台充分融合，充分发挥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作用。帮扶国内企业的同时优化和改善外商在中国的营商环境，利用科学合理、公平开放的贸易投资政策提升市场信心、遏制悲观的动物精神，推动贸易投资的高质量发展。
5.与时俱进的人才培养和就业政策。一方面，教育部可根据学科特定、学校能级制定合理的研究生扩招政策，但不能仅停留在扩招的数量层面，还需符合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要求。另一方面，学科建设合
理化、可持续化，重视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相结合，以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增强人才培养的实用性。同时，优化加大大数据、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方面的人才培养，以新业态新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激发经济发展动能。
6.加大相关扶持政策。一方面，加大金融扶持政策，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有困难的中小微企业还款时间，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可针对疫情期间企业成本支出压力大的普遍现状，在五险一金缴纳、缴税、交租等方面出台支持政策，并给予困难企业适度的财政补贴。
(二)中观层面
1.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外国投资的力度与产业升级相结合，有意识地、主动地将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产业转移出中国，同时结合开放战略，倒逼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加快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效率和质量，对于东部地区已形成集效应的产业链，中西部地方政府可加大产业链转移的
《》2021年第1期
支持力度，从而更高效率优化中国的产业结构。
2.加快“互联网+”与产业融合。“互联网+”融合政策早已提出，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与高质量发展目标还有很大距离。“互联网+”到“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有利于产业内和产业间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3.推动区域内一体化和区域间协同建设。打破区域壁垒，以都市圈为抓手推动区域内规划一体化、交通网络化、治理跨城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信息共享化以及政策协调化，并促成区域间协同发展，模糊区域界线，进而提升区域内和区域间发展效率。
(三)微观层面
1.有效增加收入水平。一方面，全面推动培训机制，鼓励劳动力参加业务培训，切实提升工作技能和人力资本，从而提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重视缩小收入不平等，提升劳动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调动消费者消费积极性。一方面，政府可以降低消费税，激发消费者活力，增强消费者购买力。另一方面，控制房价，增加消费者的有效需求。同时，深化进口战略，引进竞争机制，让消费者可以从价格、种类和质量维度增加福利。
3.鼓励企业升级转型。引导企业正确认识“互联网+”和跨境电子商务新模式，鼓励(进出口和国内)企业交易多元化、市场多元化，从而降低风险、提升竞争力，最终提升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院
[1]李宏.重大突发事件冲击性经济效应与潜在影响评判[J].社会科学家,2016(9):61-66.
[2]MARCH.The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impact of an avian flu pandemic and the role of the IMF[EB/OL].[2020-03-10]./external/pubs/ft/afp/2006/eng/022806.pdf.[3]KELLY E.The scourge of Asian flu in utero exposure to pandemic influenz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cohort of British children[J].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2011,46(4):669-694.
[4]FOGLI A,VELDKAMP L.Germs,social networks and growth [EB/OL].[2020-03-10].lumbia.edu/faculty/lveldkamp/papers/germs.pdf.
[5]MARKOWITZ S,NESSON E,ROBINSON J.The effects of employment on influenza rates[J].Economics &Human Biology,2019,34(4):286-295.
[6]HALLEGATTE S,DUMAS P.Can natural disasters have positive consequences?Invesigating the role of embodied technical change [J].Ecological Economics,2008,68(3):777-786.
黑豹乐队主唱[7]HORNBECK R,KENISTON D.Creative destruction:barriers to urban growth and the great Boston fire of 1872[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7,107(6):1365-1398.
[8]LEVY O,GALILI I.Terror and trade of individual investors[J].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2006,35(6):980-991.
[9]NITSCH V,SCHUMACHER D.Terroism and international trade: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4,20(2):423-433.
[10]张晓磊，张二震.“一带一路”沿线恐怖活动风险的贸易隔
离效应[J].世界经济文汇,2017(1):69-86.
[11]ABADIE A,GARDEAZABAL J.Terrorism and the world
economy [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8,52(1):1-27.[12]AMBRUS A,FIELD E,GONZALEZ R.Loss in the time of
Cholera:long-run impact of a disease epidemic on the urban landscap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20,110(2):475-525.
[13]ECKSTEIN Z,TSIDDON D.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error:theory and the case of Israel[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4,51(5):971-1002.
[14]沈国兵.“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外贸和就业的冲击及纾困
举措[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0(2):16-25.
[15]刘九如，尹茗，李芳芳.新冠疫情对我国电子信息行业的
影响和发展机遇分析[J].产业经济评论,2020(1):5-12.[16]BREDE M.Disaster risk in a new keynesian model[EB/OL].
[2020-03-10].pii.fr/PDF_PUB/wp/2013/wp2013-12.pdf.
[17]POPP A.The effects of natural disasters on long run
growth[J].Major Themes in Economics,2006(8):61-82.
[18]FRATZSCHER M,GROSSE-STEFFEN C,RIETH M.Infla-tion targeting as a shock absorber[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20,51(2):971-1002.
[19]MANKIW N G.Principles of economics[M].北京：清华大学
出版社,2009.
[20]唐文进，谢海林，徐晓伟.冲击经济的突发冲击研究述评
[J].经济学动态,2012(3):147-152.
[21]LOPEZ R.Natural disasters and the dynamics of intangible
assets [EB/OL].[2020-03-10]./curated/en/759361468325188232/pdf/WPS4874.pdf.
[22]ALMOND D.Is the 1918influenza pandemic over?Long -term effects of in utero influenza exposure in the post-1940US popul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6(114):672.[23]TAUBENBERGER J,DAVID M.1918influenza:the mother of
all pandemics [J].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2006(12):15-22.
[24]ADDA J.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spread of viral diseases:
evidence from high frequency data [J].The Quarterly Jour -nal of Economics,2016,132(2):891-941.
[25]AGUERO J M,BELECHE T.Health shocks and their
long -lasting impact on health behaviors:evidence from the 2009H1N1pandemic in Mexico[J].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017,54(3):40-55.
(下转第29页)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