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战争战役特点研究
付军
中东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历来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争夺的重点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人炮制的“麦克马洪书简”和“贝尔福宣言”埋下了阿拉伯人和以列人战争的火种。1947年由联合国通过的巴基斯坦“分治决议案”又使这两个民族矛盾不断加剧。超级大国处于自身利益的需求,插手和干预中东事务,使得本来复杂的中东局势更加错综复杂。阿拉伯国家与以列之间长期对抗、战火不断。从1948年5月至1982年9月,先后发生了5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分析和研究中东战争中战役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对于丰富我军战役理论、预测战役发展趋势,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政治、外交成为制约战役胜负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性因素为什么叫中东地区
政治、外交对战役的制约关系在任何一场战争、战役中都有。但没有那一场战争、战役能像中东战争那样表现的更为突出。政治、外交既可以为战役的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内外环境,(如:通过政治、外交手段争得外援;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实施战略佯动;通过政治、外交
宣传,使战争行为“师出有名”等。)又可以成为战役实施的“枷锁”和“绊脚石”。历次中东战争,除了战场上军事力量的较量之外,还有多种政治力量的相互争斗。由于作战双方在作战指导上受政治、外交、强国的干预,许多战役行动并没有按照一般战役行动的规律发展下去。
第二次中东战争中,英、法两国因为埃及政府要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损害了两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因而,英、法两国组成联军对苏伊士运河北端的塞得港和富阿得港实施空降和登陆作战。这次作战由于受到政治、外交及强国的制约,英、法政府对联军的作战行动作了极为严格的限制。在不到12小时的时间里,英、法政府向联军发出了三道命令:第一道命令,英国政府严令作战部队登陆作战时不得使用4.5英寸以上的火炮,以避免伤害到埃及的平民,增加埃及政府和军民的反抗情绪。接着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对炮击和轰炸的目标进行了严格的限定,甚至把在军事上应该炮击和轰炸的目标也在清单上去掉了。最后又下达了第三道命令,干脆禁止在登陆以前进行任何形式的炮击和轰炸。
这次中东战争是在美、苏两国都不希望中东燃起战火时发生的。战争一开始,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就声称如不同意停战,苏联将不惜对英国本土实施核攻击。美国的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态度也很坚决,他命令全世界的美国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强烈要求英、法和以列立即停战。英、法两国政府在国内外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停战。以列的行动同样受到政治、外交、强国的制约。战后,当时以列的总参谋长达扬在总结第二次中东战争时讲道:军事行动的上方悬着达摩克利斯的“政治之剑”。以列面临的现实问题不是如何战胜埃军,而是如何在政治限定的框框中作战,中止战争和结束战争的决定权不在以列手中。
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列在战争的全过程始终注视着美国和苏联的反应,尤其是在对戈兰高地的进攻中,为了不致于引起苏联的介入,以列总参谋长对前线作战部队的命令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其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是:在空军的强大支援下,向整个高地进军。战斗发起后,紧接着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不得进入非军事区。从6月9日早晨到10日的下午,以列内阁就“进入戈兰高地的限度”问题进行了四次讨论。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作战各方同样受到了政治、外交、大国的制约。在这次战争中,战役行动不仅受到大国武器弹药和零配件补充情况的制约,就连作战原则和战役战法都受大国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大国提供军事情报的影响。
以列在前三次中东战争中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政治、外交、大国对战役行动的影响,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在政治和外交上却遭到了失败。因此,以列在总结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经验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东地区不仅是阿以双方区域性的利害对立的地区,而且是世界各国的利害关系相互交织、具有多层战略结构的地区。中东战争的特点是有限战争,战争必须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不能破坏各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利益和力量的均衡。”当时埃及的国防部长穆罕默德·埃勒·贾马斯在战后写的一篇论文中也论述了政治、外交对军事行动的制约、影响。他是这样论述的:“1967年的战争,由于缺乏军政之间相互协调的总战略,军队没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战争准备,突如其来地就接到了进行战争的政治决定,军队为了表示支持这种决定而仓促进行战争,从而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在第四次战争中,我们吸取了前次战争的教训,在制定战略方针时,充分考虑到了国际形势、政治外交对战争样式、作战方法及界限的制约,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指导,从而为军事上开始行动创造了最有利的作战环境。”
二、战役发起突然,先发制人成为战役取胜的重要手段
突然性作为军事行动的一条规律,无论在战略层次还是在战役、战术层次,都是作战双方
所极力追求的目标。作为进攻一方,能否达成突然性直接关系到战争初期主动权的得失。同时,作为防御一方,如果缺乏战争准备或准备不周,就会导致战争初期的被动,甚至导致整个战役的失败。几次中东战争都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开战的,不仅证明突然性和先发制人在战役制胜中的地位作用,而且创造和发展了达成战役突然性的手段和方法。
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列军队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准确掌握阿军的活动规律,巧妙选择首战时间,精选打击目标,采取突然袭击、不宣而战、先发制人的手段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1967年的6月5日,以列时间上午7时45分,以列空军的196架作战飞机同时出动,首先轰炸了埃及10个机场中的9个机场,几分钟后又轰炸了第十个机场。在开战初期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内,将埃空军300架飞机击毁在地面,埃军有100多名优秀的飞行员也在此次空袭中丧生。此次空袭,奠定了以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胜利的基础。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叙等国吸取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教训,经过长期的精心准备,也是采取了出其不意、先发制人、突然袭击的方法达成了战略战役的突然性,赢得了初期作战的胜利。埃叙等国在这次战争中,为达成战略战役的突然性,采取了一系列的欺骗措施,如制定了周密的战役计划,实施巧妙的战役伪装,恰当地选择开战时机等。
中东战争战役实践进一步说明,在现代高技术尤其是先进的侦察、探测手段的背景之下,只要善于运用政治、外交、军事、技术等各种手段,周密计划,精心准备,仍能取得突然袭击、先发制人的战役效果。
三、战役欺骗成为战役筹划的重要内容,并对战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孙子说:“兵者,诡道也。”在战争、战役中施计用谋,伪装欺骗,是古今中外常用的方法。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列借口叙利亚支持巴勒斯坦游击队,对以列形成“威胁”,摆出一付对叙利亚作战的姿态。埃及为了支援叙利亚,在1967年5月22日发表声明,封锁亚喀巴湾,目的是不让美、英的船只通过亚喀巴湾向以列运送军火。以列立即做出反应,叫嚷要以武力“突破封锁”,并在最南端的埃拉特地区集结部队。为了进行欺骗,在6月4日以前,以列不断地出动幻影式飞机编队,在西奈半岛南端的沙姆依赫和亚喀巴湾上空活动,制造紧张局势。以列采取的这些欺骗措施,使埃军总参谋部误认为,以列即使发动战争,也只是为了打破对亚喀巴湾的封锁,不致于对埃及发动全面进攻。埃及判断以列进攻方向是在西奈半岛南侧,于是就调动部队,增强了亚喀巴湾方向的防御。这样,以列成功地隐蔽了战役企图。6月3日,以军让几千名士兵休假,大部分飞行员参加周末舞
会。6月4日,以政府声明撤销征募部分以军的命令。一连串的欺骗麻痹了对方,使战役获得了奇袭的效果。
最值得一提的是,以列巧妙地选择了首次突击的时间。以往战争中首战的时间多选择在周末或星期日。而这次以列却出人意料地将首战日期选择在了6月5日星期一。并把奇袭时间定在上午7时45分。(开罗时间8时45分)。埃军原估计以军如果发动战争,最大的可能时间是在拂晓进行攻击。因此,开始进行战争动员以来,每天拂晓,埃空军都派出两批米格—21飞机编队进行巡逻飞行。以空军决定的突袭时间,正是埃空军巡逻机着陆,警惕放松的时刻。按埃军的作息习惯,开罗时间8时45分,埃军的军官正在上班的途中,空军值班部队人员进行早餐。埃军雷达站交接班也在此时进行,大约有15分钟的空隙时间可以利用。从气象情况来看,这个时间正是尼罗河三角洲和苏伊士运河上空雾消天晴的时刻,能见度良好,便于对地面实施攻击。以列正是充分地掌握了埃军的活动规律,巧妙地选择了奇袭时间,致使埃军措手不及陷于被动。
历史的轮回有时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事隔六年,埃及、叙利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973年10月,埃及、叙利亚等国为了对以列实施突然袭击,夺回被占领土,争取有利的
谈判地位和主动权,对以列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欺骗措施。在军事上,埃军为了迷惑、欺骗以列军队,在战争发起前9个月间,对预备役人员反复进行征召与复员,逐步使以列人丧失警觉。埃军将现役部队频繁地前调后撤,采取夜间前调一个旅,昼间后撤一个营,而且对后撤行动公开地大加宣扬,以掩盖其逐次向运河西岸地区集结兵力、进行军事部署的实际行动。甚至要求前沿阵地的士兵装着懒洋洋、稀拉拉地躺在河堤上。在外交上,埃及针对美国务卿基辛格试探其举行中东和平谈判的诚意时,萨达特明确表示,埃及部署在“苏伊士运河地带的苏式武器装备已经陈旧,我们不打算进攻”,并将这一信息明白无误地刊登在黎巴嫩的报刊上。叙利亚也刻意渲染叙军“已经转入防守态势”。在战争爆发的当日,埃及政府还组织各国驻埃大使,远离首都开罗到外地参观,并宣布一批埃军中的高级军官到沙特阿拉伯的麦加“朝圣,组织埃军军官在开罗度假,并在军官俱乐部组织舞会。有关资料统计,列入埃、叙两军实施战役伪装、欺骗措施的计划多达200余项,到战争爆发时除个别项目外,全部按计划成功实施。
埃及、叙利亚对于开战日的选择也是独具匠心。10月6日这一天是星期日;运河水流速度适宜,夜间又有月亮照亮通途,最有利于渡河作战;10月6日又是以列的赎罪日,以列全国白天停止电台广播和电视演播,犹太人实行斋戒,一般不进餐,体质较虚弱,是最不利
于进行迅速动员的;同时,以列大选日益临近,人们的注意力多被吸引在大选投票上,分散了其对战争可能迫在眉睫的注意力;这一天也正好是阿拉伯人斋月的一天,依照阿拉伯人的传统习惯,斋月是不能进行战争的。埃叙两国将上述因素加以综合考虑运用,导致了以列人判断上的失误。战后西方军事界对埃、叙开战日的苦心选择,比喻为“高水平科学研究”的结晶。
四、精神因素在战役作战中发挥了催化剂和倍增器的作用
以列可以说是典型的“弹丸”之国,孤零零地处在充满敌意的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经历了多次战火的考验,不仅没有“短命”和被“消灭”,而且愈战愈勇、愈战愈强,成为享誉世界的袖珍军事王国。小小的弹丸之国何以能够释放出如此巨大的战争能力,何以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精神因素在其中发挥了催化剂和倍增器的作用。
〖BFQ〗以列仅有600多万人口,面对着1亿多潜在的敌人,以列几十万国防军要对付阿拉伯国家一百几十万的军队。环顾四周,到处是清一的“新月旗”。以列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生存状态造就了其“百折不挠,勇于创新”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集中反应在以列全民上下都有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使命感。在以列,“
每个公民都是一年有11个月假期的士兵。”在作战中无论官兵都有一种不怕牺牲、敢于冒险的进取精神。以列指挥官总是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口里喊着“跟我来”。因此,以列军队中军官的阵亡数高于其他军队一倍。他们认为,谨小慎微的战术往往和失败联系在一起,利用阿拉伯军队的脆弱性,大胆地战斗,往往会收到超出预料的战果。因此,他们在作战指导上有其独特的甚至是违反军事常识的原则。如进攻时不留预备队;翼侧不加掩护;集中兵力孤注一掷。由此,不难理解以列为什么会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情况下,屡屡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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