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贝尔奖情结”看我国大学的科研问题
从“诺贝尔奖情结”看我国大学的科研问题
主持人言：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教授曾经谈到：应该来说，在谈到诺贝尔奖的时候，我们都会反思我们当前的教育制度和科研制度。实际上在2006年的时候，钱学森就曾经谈到，当前我们的学校教育无法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而总理也曾经谈到过当前的教育，为无法培养出大师而焦虑。那么我们的教育制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应试教育，高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扼杀了学生的个性。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虽然达到了全球最大的规模，在校学生达到2 700万，毛入学率达到了24％。但是，我们注重了高等教育的规模，却没有注重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导致了整个学生的培养出现了一些创新性方面的缺失。在科研体制上也是面临着很多问题。本期教育管理评论栏目选择了《从“诺贝尔奖情结”看我国大学的科研问题》这篇长文，主要从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引入，探讨我国科研管理中存在的许多细节问题。希望本文能引起我国高校科研管理工作者的思考，并对今后的科研管理工作有所启发。
科技成果产出的制约因素很多，就其关键点而言，既有科研过程本身的问题，如项目运作、研究模式、学术风气乃至社会风习等等，又有科技成果产出的质量与成熟度、核心技术的先
进性等问题，更有科技成果的管理尤其是价值取向、衡量标准等，还有人才培养各个方面的因素、民族的特点、传统习惯等。可以说是一个多方面综合的多面体。但究其重点，仍是管理及科学研究观念的现代化。本文从“诺贝尔奖情结”的视角对中国科研的“冷”思考，意在引导学术本位的形成，呼唤加强科研管理。
标签：学术本位；科研管理；学术腐败；科技成果；诺贝尔奖情结
一、从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说起
每轮诺贝尔奖的评选及其结果的揭晓，总会在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一切中国人中形成一股又一股热评与争论，一次次的失望与失落，造成中国人无比深厚的“诺贝尔奖情结”。最新一轮——2008年诺贝尔奖评选及其结果的公布，掀起中国人的新一浪“诺贝尔奖情结”潮，在国内国外华人圈中搅得沸沸扬扬。诺贝尔奖项的设立已经100多年了，它所代表的荣誉是至高无上的，它所代表的精神是永无止境的对于科学和真理的追求。截止目前，华人及华裔科学家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已有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和钱永健共计7人。中国本土的华人仍没有一个问鼎该奖项。泱泱华夏、文化古国，亿万炎黄儿女不禁为之心痛!巍巍中华，神州人民不禁弥布疑云——堂堂中华儿女竞拿不到这一奖项，究
竟是为什么?国人热议的焦点主要是，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大都是外籍华人，而非本土的中国人?中国内地的科研和教育体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何本土的中国人得不了诺奖?
日本科学家成为2008年诺贝尔奖的大赢家，确实令中国人很不服气。在2008年10月7日揭晓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中，两位日本科学家、一位美籍日裔科学家同享殊荣，在8日揭晓的诺贝尔化学奖中，日本科学家下村修榜上有名。至此，日本已获得各类诺贝尔奖达15次之多(不包括日裔科学家)，仅2000年以来就有7次。日本科学家频频斩获诺贝尔奖，羡煞了亚洲邻居们。这不由让中国人想起日本曾提出的一项计划——日本在2001年3月出台的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这一举动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很大反响。获得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科学家野依良治就曾评论说，日本政府“没有头脑”，纯属“狂妄之言”。但以目前日本科学家的“表现”看，实现这一目标，似乎还真不是什么“狂妄之言”。事实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近些年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加强科研投入，积极改革僵化、分割的科研旧体制，把文部省和科技厅合并。再如重点发展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环境科学和纳米技术等，同时支持企业从事科研活动。为了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日本还设立了专门的技术转让机构，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立法确定科研方向，
在自己创造有世界水平科技成果的同时，开展国际合作。这一切表明，日本是在“动真格”的。反观中国，多年来，每到“诺奖”放榜，都会引来诸多感慨，以华人多次获奖表明中国人也很聪明，并想方设法到诺奖获得者与中国的“关系”。如2008年在报道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钱永健时，很多媒体在他的名字前加上了一个特别的定语——“钱学森堂侄”，对“诺奖”的复杂心态显露无遗，同时测算中国本土科学家何时能获得诺奖。但令人遗憾的是，似乎还没有到有望问鼎诺奖的重大原创性成果。近年来，中国科技界、学术界也采取了“类似”日本的措施，诸如加大科研投入，实行众多科研与学术人才计划，期望能推动基础研究以及学术顶尖人才培养；重点发展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环境科学和纳米技术等；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教育与科研发展等等。有种观点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力量有限，只能先搞些应用研究，不可能花很多钱在基础研究上。诺贝尔奖的对象是基础研究，中国人没有份，不能全怪自身的教育和科学体系。持这一观点者认为，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体系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却不能“一棍子打死”。就中国的教育体系而言，杨振宁、李政道均先毕业于原西南联大，丁肇中曾在台湾成功大学就读，李远哲毕业于台湾大学，崔琦也是内地和香港培养出的尖子，然后才到美国深造。因此，中国内地的高等教育不必自惭形秽。至于科研体制，中国科学家的素质并不见得比他人差，问题出在经费上。改革开
放前，中国人都在忙着解决吃饭问题，政府能有多少经费用在基础科研上?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有些钱了，才敢搞载人航天。神舟系列飞船7次“问天”，一次比一次精彩，能说中国的科学家差劲吗?
从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这些含金量比较高的奖项得奖情况看，“二战”后这么多年，大多数都是美国人出风头。过去的老牌科技大国英国早已难望其项背。剑桥大学从1904年起到2005年总计获得过81次诺奖，获奖数虽超过世界上所有大学和科研机构，但战后与美国的那些名牌大学相比，在得奖人数上还是差了一大截。经济实力拼不过，一切都得落后。与研究经费相关，首先，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科学技术研究的硬件少且落后，导致中国没有足够的仪器和先进的设备，这样当然不行了。这一观点自然也说明中国与诺贝尔奖获奖大国的硬件相比确实存在不小的差距，但这一观点又存在巨大的漏洞。简单想想就不难看出，诺贝尔奖当然需要有硬件设施的支持，但也不尽然。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经济学奖根本用不着什么高精尖的仪器设备。即使是基础研究类的物理、化学乃至医学奖，也并非样样需要高精尖的仪器设备。已经获奖的诺贝尔奖项中，就有不靠高精尖仪器设备获得奖项的例证。其次，有人认为问题的关键出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上。但对这一观点最大的反驳就是杨振宁和李政道。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尽管中国的教育制度有很
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仍然培养出许多很优秀的人才。令人失望的学生并不代表中国学生的主流。诺贝尔奖的获得需要的是人的个性。因为个性代表的就是创造性。把所有人都按一个模子“规范”出炉，能造就出诺贝尔奖得主吗?再次，有人认为获得诺贝尔奖除了要看科研成绩外，还要看谁来推荐和谁来评审，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导致中国本土学术界人士至今未能如愿获取诺奖，并认为是西方世界有意而为之，以打击和挫伤中国人的自信心、打击社会主义。但这种观点目前并没有太有力太直接的证据，只是部分国人的一种臆测。只要对中国的科学研究及其管理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即不难得出一些可能性“原因”的结论。
二、中国科研及其管理过程的“软肋”诺贝尔奖 中国
(一)重立项轻结果——不科学的科研管理及科研资源配置模式
深入分析中国各项科研措施的落实，就不难发现，中国与日本很不一样。比如，在科研经费的配置上，中国是以行政力量为主导配置资源，在中国高校、科研院所中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者，可以有更多获取课题、项目的“方便”。而且，中国的学术等级思想一直十分严重，一些有学术头衔者，在学术资源的配置方面处于强势地位；在科研项目的管理上，重立项
轻结果，普遍流行的说法和做法是“说过了就是做过了，做过了就是做好了”。中国的科研人员申请研究项目，要填写大堆表格，而一旦研究项目申请到手，便转给助手或研究生们操作，甚至放置一旁，等待课题结题时从他处搬来“成果”交差，正所谓拿了经费不出活。在具体科研活动中，重利益轻尊严和声誉，科研中还有“五同”现象，即论证之初“同心同德”，制订计划“同舟共济”，经费到手“同床异梦”，遇到分歧“同室操戈”，最后变成“同归于尽”_J。整个过程，全是“资源”在作怪，大家在乎的是经费以及经费怎样“变现”到自己口袋之中，却不顾学术尊严、学术声誉。在学术评价上，流行数字指标，看重经费、论文、专著、专利数量，由此使学者普遍陷入经费焦虑、论文焦虑，成为“学术民工”，挣“学术工分”去“兑换”工资。
新中国成立之初，科技水平当然很低，基础很差，加之与外界的学术交流几乎隔绝，唯一的交流渠道是前苏联及东欧，但也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断了。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以坚忍不拔的精神，排除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各种各样的干扰，创造出令世人惊叹的科技成就，如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人口平均寿命从38岁增加到60多岁……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干涸的中国科技研究大地也沐浴到和煦的春风，得到甘霖的滋润，“科学的春天”激发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奋力拼搏的精神。可30年过去了，中
国的科学研究到底取得了哪些重大成就，却拿不出具体的证明。有人说，“神舟系列”的成功发射可以算，可“神舟系列”的关键技术中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掌握了，能算现在的成就吗?近30年尤其是近10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付出科技研究方面的投入在不断加大，尽管总数量仍很不尽如人意，但不断加大的科技投入总是实实在在毋庸置疑的，可中国人在科学研究领域中干了些什么?我们是不是该扪心自问了?
更离奇的是，对人才的评价也采用“起点成功论”。一旦某人申请到课题、获得某项资助，即使研究还没启动，成果尚未出现，就已被认定为“优秀人才”加以宣传和奖励，典型者如“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本来，这些人才计划和学术计划，是为一些学术人才提供科研经费支持，以便他们开展更深入的学术研究。可在现实之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等，不但是晋升职称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学者的“荣誉”，而拿到“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就成了“杰出青年”。这直接导致跑课题、跑计划十分积极，而做研究却成了极其次要的事。那些没有申请课题、靠自身力量获得突出科研成就的学者，却面临考核不通过的结局。这就好比农民种田，现行的科研制度，奖励的是施肥多的农民，谁施肥多谁就是好农民，而那些精耕细作不用肥料的农民，即使产出再高，产品质量再好，也不是好农民。可以断言，如此“施肥”下去，中
国的学术土地必将成为长不出成果的“学术盐碱地”。
总的说来，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学术资源配置方式，以政绩为导向的学术指标考核评价体系，使学术偏离了本身的规律。在这种模式之下，再多的科研投入，也难以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因此，对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而言，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还一厢情愿地测算究竟何时可以获得诺奖是不现实的。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先想想如何改造自己当前的“学术盐碱地”，让学术回归学术本位，这才是科技教育界和学术界乃至科技管理者更应该做而且应该首先做的事。
(二)重“座次”轻研究——不规范的科研运作过程与管理方式
目前，中国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等科教人员是否主持不同级别的研究项目，是否获得国家、部省级科研成果及其在获奖中的排名，与个人职称晋升、津贴发放、荣誉获得以及各类人才的衡量与奖励标准等利益“紧密挂钩”。这样，就必然出现争先恐后想当课题、项目(包括支课题、子项目)主持人，最后都期望获取一个关乎本人利益的科研成果，形成了研究项目分级、分层的“转包”、“分包”怪圈。如国家或部级计划实施某项重大研究项目，某些科技教育中心地区(已经形成的研究项目垄断区或“寡头区”)由于信息灵通，再加上这类研究项
目的计划指南多由该地区同行“知名人士”或“重量级”人物(重大研究项目垄断者或“寡头”)依据其自身优势编制而成，甚至在编制过程中就已经做到“心中有数”——将有可能在项目申请中“中标”的课题负责人“圈定”了。因此，这些“知名人士”或“重量级”人物(重大研究项目垄断者或“寡头”)投标国家或部级重大研究项目往往易于“中标”，因为这类“中标”者的“实力”与研究项目指南的“吻合度”高。这样，“知名人士”或“重量级”人物(重大研究项目垄断者或“寡头”)牵头获取国家或部级投资额度不算太少的重大研究项目、课题，形成了研究项目、课题的“一包”。之后，“一包”将课题或项目“肢解”成数目不等的若干支课题或子课题(或是出于无奈，或是“领导意志”，或是课题下达者、课题申请者为了平衡地区及区域关系，或是确实需要“基层科教人员”做一些扎扎实实的研究)。这些支课题或子课题就形成了课题或项目的”二包”。“一包”主持人和参加人(“二包”主持人)少则七八人多则二三十人。而每一支课题或子课题的“二包”主持人一般也多属某些地区的“次重量级”人物或代表性人物(有的已经成为地区性科研项目的“寡头”)，参加人也少则一二十人，尚且不包括那些由于诸多客观原因(资历、学历、年龄等)排不上名次但的确是为项目、课题真正“干活”的科教人员。这样，一个大的科研项目或课题从纵向仔细分析，“一包”责任人的主要任务首先是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协调下达科研项目的上级主管部门与本项目组的关系，其次是协调与“二包”之间的
科研关系。他们真正进实验室、试验田搞科学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就不会太多。因为任何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一个常数。但这并不影响他实际获得的“好处”，包括课题经费“切块”中自己切得最大、最肥；研究成果报奖时最靠前、最有“名头”。“二包”责任人尽管在这个大项目中是参加人，但作为支课题或子课题的主持人，项目完成后可以单独报奖，他也可能参照“一包”的做法，首先从本来就不富裕的课题经费中又“切掉”一大块“肥肉”，然后将支课题或子课题再分解给若干责任人完成的“小课题”，由于“小课题”同样可以单独报奖，故这些“小课题”的责任人有时也乐于如此，但这些“小课题”的责任人自己本身的主要责任也就自然而然地与“一包”相似。最后，留给真正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肉”就相当有限了。如此这般，一个大的科研项目或课题，经过层层的名义上未“转包”而实质上“转包”，课题或项目越分越细、越分越小，挂名的人越来越多，落到实处真正搞科学研究的经费少、人不多，从而形成“拿钱者”有名“不干事”，“干事者”无名钱少难“干事”的局面。如果“干事”者或“二包”对“一包”于事不多、“抽油”过多有意见，下次再申请时，最多项目易人两下拜拜罢了，在目前中国科研项目和经费“僧多粥少”的情况下还愁不到人?因而，中国目前科学研究中“干事”者对“二包”责任人、“二包”责任人对“一包”主持人尽管心中有说不出的怨言，但却都心照不宣，尚且希望下次能再“愉快”合作、“好好好，大家都好”。中国科学研究项目或课题运行过
程中的这种不正常的一次次“转包”，实际上是一次次的“抽油”，且每次“抽油”量较大。科研项目“转包”留给最后“干事”者的，多则占课题总经费的1／3—1／2，少则占1／5—1／4，甚至更低。这样，在一个大的科研项目运行过程中，真正从事研究的工作量形成一个“金字塔”型，而科研经费的分配却形成“倒金字塔”型。作为研究项目主持人，经费上拿大头理所应当，但却无法多“干事”、“干大事”也属客观现实。正因为如此，目前中国很多科研项目的运作结果就成了项目大、非研究实施层次多，非研究成本大，落到实处的少，“成果”“软”，“泡沫”多，水分多。这种现象并非“个案”，值得引起有关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应当制定相应管理制度和措施，切切不可再延误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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