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的性质与评选过程
理论
诺贝尔文学奖的性质与评选过程
高建平
我从1989年的年初到1997年的夏天，有八年多的时间是在瑞典度过的。在那读书，攻读博士学位。我住在斯德哥尔摩，在另一个名叫乌普萨拉的大学城读书，其间有七十多公里的距离，常常早上过去，晚上回来，用瑞典语说，就是pendla，原意是“钟摆”，大概可译成“穿梭”。时间长了，又是学人文专业的，也就认识了一些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文津讲坛请我来讲演，我想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想讲讲诺贝尔文学奖是怎么回事？怎么形成这个奖？怎样进行评选？它代表什么样的标准？
我想分别讲这样六个问题：诺贝尔文学奖的设立、评奖标准、选择范围、评选过程、关于地区分布问题、关于诺贝尔奖和中国。
一、诺贝尔文学奖的设立
诺贝尔文学奖的设立与一个人相关，这就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Nobel,1833-1896）。诺贝尔原本并非文学中人，他是一位化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和武器制造者。诺贝尔有众多的发明，据说一生拥有355项专利。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改进了，使这种的安全生产、运输和使用
成为可能。我们知道，火药本来是中国人的发明，是四大发明之一。不过，中国人发明的是，由硝、硫、碳这三个成分组成。从18世纪起，一些欧洲人开始试验新的火药。诺贝尔发明了一种达纳，并在它的安全推广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新型推广了，改进了武器的制造，也为他挣了很多的钱。他在临死之前，想用这些钱做一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于是签了一个遗嘱。他是1896年死的，遗嘱是1895年签署的。
这是展示的遗嘱手稿原稿的照片。
遗嘱很长，其中有很多乏味但很具体的内容，例如要将某个数量的钱给某位亲戚，另一些钱给另一位亲戚，如此等等。在将这些都交代完了之后，留下的最大的一笔钱，用来设立一个奖金。最初用于设诺贝尔奖的钱的总额是3千1百万瑞典克郎，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了，大约折合今天的16亿3千万瑞典克朗。一个瑞典克朗相当于多少钱，可能你们没有概念。可以这么说，瑞典克朗的币值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币值。现在瑞典克朗的币值可能比人民币的币值要低一点。当年我在瑞典留学的时候，瑞典克朗要比人民币高一点。如果诸位不求精确计算，只想对奖金数有一个大致的印象的话，就照着人民币的价值来想象即可。他捐出3千1百万瑞典克郎，并不是说把它分了就完了，而是将这个钱交到一批懂经济懂投资的人的手里，让它以钱生钱，通过投资的形式，每年都能挣一些钱，用挣得的钱作奖金。诺贝尔活着时是一个懂理财的人，立遗嘱时也展现了他的这种性格。
他在遗嘱中还说，奖金将分成五等份，分给五个奖项，即物理学奖、化学奖、
医学或生物学奖、文学奖、和平奖。现在诺贝尔奖总共有六项，第六项是经济
学奖，是1968年由瑞典银行增设。诺贝尔奖第一次授奖是1901年，到1968年设经济学奖，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我们这里可以撇开不提。五项奖中有四项由瑞典授予，一项由挪威授予。原因是，诺贝尔活着的时候，瑞典和挪威还是一个国家。后来，两国分开，于是就将和平奖的决定和颁发权给了挪威。
按照诺贝尔的遗嘱，物理学奖、化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生物学奖由瑞典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决定。文学奖我等一会儿再说，情况稍稍复杂一点。和平奖由挪威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决定。这个评定委员会是由挪威议会选出五个人，由他们决定每年的和平奖的获得者。
这里展示的是遗嘱的第一
页，用瑞典文写的。在这个遗嘱
中，有几点精神值得注意。我们
要研究诺贝尔文学奖，一定要注
意这个遗嘱。我们通常会把某
个文学奖理解成有这么一笔奖
金，大家讨论讨论就这么给分了。我们也会将诺贝尔文学奖想像成是由一个委员会决定，委员们仿佛有巨大的权力和充分的自由。其实，并不完全是如此。诺贝尔奖的评奖委员们时时刻刻都在尊重一个文本，围绕着它进行解读，这就是诺贝尔遗嘱。诺贝尔奖的设立用的是诺贝尔个人的钱。既然用他的钱，就要按照他的愿望行事。于是，他在遗嘱中的词句，被人们仔细琢磨，理解其精神实质。他说要授予为人类谋得最大利益的人，这是一个关键词。奖金分五项，要将可提供来做奖金的钱分成五等份，又是一个关键词。能提供多少奖金，当然就要看诺贝尔留下来的这笔钱的经营情况了。挣的钱多，奖金数就多一点，挣的少奖金就少。应该说，这笔钱的经营情况，是很不错的。现在每年奖金的钱很多。每项奖的奖金数可以有100多万美元，相当于1000万人民币，这是很大的一个数目。法国很著名的一个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就是另外一种情况。记得十几年，获奖者只可以得到10法朗。10法朗是很少的钱。折算到现在，只有一欧元，就是我们的十元钱。发奖的委员会会给你一张设计得很漂亮的支票，却很少有人拿这张支票到银行兑现去。只有这么少的一点钱，怎么兑现啊？于是得奖者
就弄个镜框，将这张支票当作装饰品放在家里。这个支票就完全是象征性的了，支票不去兑现，就等于说龚古尔奖的基金会可以在实际上没有发奖金。
第三个关键词是，获奖人不论国籍，不管是不是来自斯堪的那维亚。斯堪的那维亚的意思就是指地理上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那个半岛上有瑞典、丹麦、挪威三个国家，他说不管是不是来自斯堪的那维亚，原因在于，瑞典是一个小国，瑞典与丹麦和挪威都是邻国，历史上有很多渊源关系，语言也大致能相通。对于瑞典人来说，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的另外两国，再加上芬兰、波罗的海三小国和冰岛，与欧洲其他国家，以及欧洲以外的国家，属于不同性质的“外国”，有不同的等级的亲疏关系。
不管是不是来自斯堪的那维亚，只要是最值得获奖的人即可。这是一个被人们反复琢磨的一句话。为什么诺贝尔奖能最终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奖？原因就在于，诺贝尔的遗嘱里就这么说了，要把这笔奖金发到斯堪的那维亚以外的世界上去。这当然归功于诺贝尔的眼光。
关于文学奖，遗嘱中也有这样一些关键词。他说，授予在文学领域创作出“朝向理想方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词，一个是“朝向理想方向”（in an ideal direction），这个词被很多人反复琢磨。我等一会儿还要再讲，这个词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设立初年的评价标准是有很大影响的。第二个是“最杰出的作品”，这其实也很麻烦，什么是杰出？以什么标准将作品评定为“最杰出”？这些都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对于诺贝尔本人来说，这笔钱已捐出去了。他撂下“朝向理想方向”、“最杰出作品”
这两个词，让人们琢磨去吧。也许，他当时对此也想得不多，他毕竟不是文学中人。但是，这毕竟是诺贝尔的钱，谁出钱，就得听谁的。虽然他死了，但是他那张纸在，大家就得以此为标准。
他还留下了一句话，说文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的学院”决定（the Academy in Stockholm）。其实，并没有一个机构叫“斯德哥尔摩的学院”。因此，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作出决定：“斯德哥尔摩的学院”是哪一个机构？
打一个比方说，某一个人提出要设一个奖，由在北京的社会科学院决定，这就有了歧义。北京有两个社会科学院，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有很多人搞不清这两者的区别。有一次，我去德国大使馆办签证。使馆有一位负责接收申请材料的中国雇员对我很友善，一边审查我的材料，一边与我聊天。她说：你在社会科学院工作，那你和阎崇年是同事了？我连忙说，
阎崇年先生是在
北京社会科学院工作，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这是两个不同的单位。这两个单位在不同地方办公，互相没有隶属关系，是不同的研究机构。如果真有一大笔巨款要由其中的一个机构来支配，没有说清楚是哪个机构，就会是件麻烦事。
幸亏在瑞典，这种情况比较好办。第一，斯德哥尔摩城市也没有北京这么大，机构也没有这么复杂。第二，可以由国王出面作出决断。经过商讨，斯德哥尔摩的学院有了一个正式的解读：瑞典学院（The Swedish Academy）。我们现在一般把它说成文学院。这个机构是跟文学有关，但是照它原来名称直译是瑞典学院。
机构决定了，不等于就一帆风顺了。在遗嘱解读方面，还有问题。瑞典学院有十八院士，其中就有两位院士站出来说，我们做不了。瑞典这么小的一个国家，靠着这十八个人，能选出“最杰出的作品”吗？诺贝尔说的是要选“最杰出的作品”，我们没有能力选。我们捧着一笔钱，挑一个人，往他那里一放，然后，这个人就变成最杰出的作家了？他的作品就变成最杰出的作品了？这件事的结果是，把瑞典学院变成了世界文学裁判所。我们都知道，裁判所这个名声不好。权力很大，尽干糟糕事，院士们也怕担这个坏名。
仅靠十八院士，就能选出最杰出的作品吗？我也在怀疑。院士们都是很老很老的人。瑞典这个国家自
然环境很好，人的寿命很长，院士又是终身制，死一位才能补一位。十八张椅子，原来的院士没死，这张椅子就不能换人。哪怕你长期卧病在床，或者生气宣布退出学院，那张椅子上刻着你的名字，就不能换人。只有等你死了以后，才能经过一个郑重的选择程序，再由国王庄严任命，换上一个人，去填补一张空出来的椅子。我常常想，这有一点灵童转世的味道。每张椅子上都要刻着坐在椅子上的人的名字的。一位新选出的院士是坐第几张椅子，有偶然因素。一张椅子空出来，就去选新人，选上了就坐这张椅子。这位新院士原本与以前的院士没有关系，只是由于他坐上了这张椅子，就与以前坐这张椅子的人有了继承的关系。天长日久，人一代又一代地生老病死，每张椅子上面就都刻有了一长串的名字，构成了这张椅子的历史。瑞典学院不是从诺贝尔文学奖才开始的，它本身就有一个很悠久的历史。这十八张椅子早就在那儿，早就刻了一串名字了。诺贝尔奖，是诺贝尔赋予这个学院的一个新任务。
言归正传，院士都是一些很老的人，岁数很大，是七八十岁，甚至八九十岁的人。这些人坐在一起决定世界上最杰出的作品，能做得到吗？当时的两位院士说，我们做不了。的确如此，有批评家说，这些人思想都很保守，不是选“最杰出的作品”，而是专门把“最杰出的作品”拒之门外。
选最杰出的作品，这本身就是很敏感的任务。我们可以试着设想，如果你是一位评委让你选中国当今最好的作家和作品，不是选过去的，有定品的作家，而是选现在的，活着的，正在从事创作的作家的作品，你觉得困难吗？一般说来，如果让我们选一批处在第一集团的作家，你大概会感到困难少一些。
但如果不是选一批，而是只选一位，你选得出来吗？你能设想选出来后就没有争议吗？你能与你的同事达成一致意见吗？其实，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也总是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他们要选的是全世界的，用许多种语言写出来的作品。并且，参加选的人，只是那些年纪已经很老的院士。
这些后世出现的争论，在当初设这个奖的时候，不是没有预见到。但是，那又怎么办呢？反对？不办了？这个奖不设了？
不可以换一个单位来办这个奖。诺贝尔的遗嘱已经有了官方的解读，国王也有了诏书，就是瑞典学院做。如果不做，换一个单位，就违背了诺贝尔的遗嘱。何况，谁去干这个活呢？这件事，瑞典学院都干不了，谁还能干呢？所以，推也推不回去。
当年，瑞典学院有一个常务秘书叫魏尔森，在这种情况下挺身而出，说这件事我们必须干。他说，第一，不能放弃诺贝尔安排的，让那些文学大师们享受极大的荣誉和利益的机会。那些钱对于作家来说，可是一个大数目。作家在成名以前都是很穷的。中国有个作家协会养作家，瑞典没有。当然，现在作家协会也不能都包下来了。于是，除了几位市场的宠儿以外，大多数作家都存在着生存问题。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能够安安静静地写作，不为生计发愁，写出好的文学作品来，这是一件有功德的事。忠于文学，静心写出优秀的作品来，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作家靠写作谋生，就要考虑市场销路。市场有市场的选择，市场并不选择最好的作品。有了一笔奖金，就能够给作家很好的经济支持，他们就能专心写好作品。因此，这个奖不能推掉。
第二，这件事做了以后，对瑞典学院在全世界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假如我们不做，历史会谴责我
们，或者后人会谴责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是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事都不做？这件事做了，瑞典学院在全世界就有影响了。的确也是啊，不是诺贝尔文学奖，今天我们中国有谁会知道瑞典的这个学院呢。在巴黎，在马德里，在布鲁塞尔，在罗马，在雅典，在欧洲许许多多的国家的首都，设有许许多多类似的学院，不是专业人士，并不知道它们的存在。瑞典学院也是仿造这些学院而建立的，很早就有，但正是由于有了诺贝尔文学奖，才一下子变得全世界有名了。
第三，他说，做这件工作对于我们自己的研究也有好处，可以强迫自己了解世界文学。瑞典学院这个机构，本来只是一个清谈的地方。大家定期聚一聚，谈谈想谈的东西。有这么一件工作要做，工作就有了重心，迫使院士们多读一点书，了解世界文学，这本身也是一件好事。
他一共讲了三条理由，很具有说服力。一锤定音。还是搞吧，行不行，干了再说吧！于是开始了这件工作。
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
工作就这么开始了。五年的准备时间，瑞典学院被动员起来，迎接这一全新的，并且影响极大的任务。要选出“最杰出的作品”，就要问什么是“最杰出的作品”。
什么是好的作品？理论上讲，有两种选择办法：一是选定一些人，相信这些人的审美能力，他们的艺术感觉，能选出好作品；二是给出一个或一套标准，让人们按照这个标准去按图索骥。这两种办法，前一种是走经验主义的路，后一种是理性主义的路。但实际上，这种区分只在理论上存在，在实际操作时，总是将两种选择办法以不同的比例综合在一起，问题只是怎样综合。
人是早已选定的，就是那十八院士。标准也有，这就是诺贝尔的遗嘱。刚才我们看到，诺贝尔遗嘱是个手写稿，上面还有些涂改，我们刚才说的是inan ideal direction，意思是，这个作品必须“朝向理想倾向的”。去看诺贝尔的遗嘱，就那么几句很潦草的手写的字，这是他们唯一的依据。依据中就这句是最关键的，“朝向着理想的倾向”（inanidealdirection）这里面有个很详细的考证，我在这里说太多就嫌罗嗦了，我只说一点点。
诺贝尔在写“理想”这个词时，曾作了一个修改。他原来写的是idealirad，这不是一个瑞典语词，其中漏了字母。研究者们认为，可能诺贝尔在写的时候
心里想到的是idealiserad，即“理想化”。然而，诺贝尔不满意“理想化”这样一个在瑞典语中具有修饰含义的词，因而将之改为idealisk，即idealiradsk，将rad 改为sk。研究者指出，这样一来，“理想”就变成了一个分类性的形容词。也就是说，他不是指“理想的文学作品”。在这一表述中，“理想”可能成为“优秀”、“完美”一类评价性形容词的同义词。他所指的是“其方向通向一个理想”(in a direction towards an i
deal)。作品中必须体现理想，有些作品用冷嘲热讽的态度抨击社会黑暗，却没有使人看到光明，没有体现理想，就不是“通向一个理想”的作品。更为直接地说，“通向理想”比“理想的艺术效果”更重要。在诺贝尔的心目中，“有益于人类”和通向一个“人类的理想”是最重要的标准。
在20世纪之初，即1901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朝着理想的方向”就是这么理解的。这与当时在瑞典流行的，强调真善美合一的黑格尔主义美学，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体现出理想的作品，而不是达到理想艺术效果的作品才可以入选。这里所说的体现出一种理想，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理想，是对道德和理性的赞扬。这种理想对题材，对作品的主题，都构成了限制。“理想”是指“道德”和“理性”，而不是艺术上的“完善”。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诺贝尔的关于五项奖的一个总体要求就是要有益于人类。为人类服务，为人类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服务，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建立初年的一种解释。
当然这个解释也是见仁见智的。谁来决定人类有什么样的理想？什么叫做有道德的？什么叫做通向一个理想的方向？说起来好像都很含糊。在含糊之时，院士们的经验就起作用，而他们的经验又是受黑格尔主义美学制约的。
诺贝尔奖 中国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解释与刚才所说的艺术上的完美有多大区别吗？我的回答是：有区别，而且区别很大，这是20世纪初年诺贝尔奖拒绝了很多本来完全应该得奖的人的原因。
在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的最初的一些年头，一些被认为当时最优秀的作家们没有得奖，瑞典文学院不认
可他们。其理由，或者说借口，就是“朝向理想的方向”。这里我想举几个大家熟知的作家的例子。
首先要说的是斯特林堡・奥古斯特斯特林堡是著名瑞典剧作家。1849年出生，1912年才死。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就开始授奖了，那时他刚五十出头，正当盛年。在他活着的时候，曾亲眼看到，在他
所在的斯德哥尔摩，发了11次诺贝尔奖，却没有他的。近年来，人们在提到某些人没有得奖时，常会说到语言障碍问题，说院士们不懂某种语言，又没有好的翻译，用那种语言写作的人就没有机会。斯特林堡是瑞典人，没有语言障碍。他长期住在斯德哥尔摩这座并不很大的城市，从他的家到授予诺贝尔奖的音乐厅只有步行十分钟的路程。但就是这么一点路程，他一辈子也没有走完。瑞典学院的人都知道他，也许都看过他的戏。但是，也许是由于太熟悉了，就是不给他评奖。离斯德哥尔摩很远的一些，现在看来知名和一些很不知名的作家都得奖了，但这位瑞典最著名的作家却没有得。斯特林堡当然不是今天才有名，也不是死后才变得有名。鲁迅先生就提到他，还指出过，斯特林堡（Stringberg）的堡字译的不对。berg不是堡，本来是小山的意思。鲁迅是对的，burg才应译成堡，将berg也译成堡，就容易混淆。有人译成斯特林贝，很好，不过，译斯特林堡大家已经习惯了，要改也难。鲁迅还介绍过他的作品。当时，斯特林堡和易卜生是齐名的。在中国，后来都觉得易卜生更有名，那是由于易卜生的一些戏适应了中国当时的社会要求，比如说，挪拉出走与妇女解放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其实，在北欧洲，斯特林堡与易卜生齐名。从某种意义上讲，斯特林堡比易卜生更具有现代主义的味道。
瑞典现在很重视这位作家。2006年夏天，瑞典有个叫做哥德堡号的仿古船远航到达广州，瑞典的国王和首相都去了，对中瑞外交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瑞典的一些机构一道，在广州的中山大学搞了一个学术讨论会。我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在那次会上，瑞典首相亲自给北京的一位名叫李之义的翻译家授奖，奖励他翻译了五卷本的《斯特林堡作品集》。斯特林堡的作品非常多，有95部。李之义先生当然没有翻译完，他翻译的五卷集已经是中国最全最好的译本了。瑞典人很重视他的成就，给他颁了一个奖。当然这不是诺贝尔奖，是什么奖我忘记了，好像是以瑞典前首相帕尔梅命名的一个奖。我们知道，帕尔梅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左翼政治家，在任时被人刺杀，瑞典人民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都非常怀念他。说起来很有意思，一位在一百年后还值得瑞典的现任首相为他的作品的中文译文选集授予以瑞典著名前首相命名的一项大奖的人，在世时竟然就是没有能获得诺贝尔奖。
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还有中国人都很熟悉
的剧作家易卜生。易卜生1828年生，1906年逝世，是世界知名的大作家。他的一些剧本，被译成了多种文字。我们都知道，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中国作家，都评论过他。在今天，他已经成为挪威民族的骄傲，在奥斯陆的大剧院前，竖立着他的铜像。连他常喝咖啡的小店，也宾客盈门。易卜生不能获奖的原因还是由于他的作品没有体现出“朝向理想方向”。依照当年的瑞典文学院院士们的理解，讽刺社会了，抨击社会上的某种现象了，没有歌功颂德，就没有朝向理想的方向，就不能给他授这个奖。易卜生是挪威人。对于瑞典文学院的人来说，也没有语言障碍。挪威语和瑞典语之间差别很小。在瑞典人
耳朵里，挪威语只是瑞典语的一个并不太难懂，距离很近的方言。至于文本，差异就更小，瑞典人都能直接读挪威文的书。因此，不存在瑞典学院的院士们不了解易卜生的情况。事实就是，他们了解易卜生，但觉得他不能获奖。
更使人吃惊的，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也没有得到诺贝尔奖。托尔斯泰1828年出生，1910年冬天才逝世，活着看到授了十次诺贝尔奖，就是没有他的。托尔斯泰是当之无愧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全世界的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涅尼娜》、《复活》都是最伟大的文学作品。说实在的，一位作家当到托尔斯泰的份上，得不得奖已经无所谓了。直到今天，一些名气很大却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们，都喜欢拿托尔斯泰来说事：这个奖连托尔斯泰都没有得到，说明评选委员会的人没眼光。当然，这不是评选者们没有眼光，而是在那个时代，他们的眼光就是那样。托尔斯泰晚年不信教会，信一个他自己心中的上帝。他认为，上帝不在教堂里，上帝在所有人的心里。他鼓吹一种在上帝与人的父子之爱之下的，所有人之间的兄弟之爱。本来，这些都正是作家有理想，要把社会引向一个理想方向的表现。但是，这些理想不合于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所理解的理想，于是，可以这么说，不是列夫托尔斯泰，而是瑞典学院错过了机会，错过了把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与自己联系在一起的绝好的时机。
不仅是托尔斯泰了，法国的著名作家左拉也没得到。左拉活到1902年，由于煤气中毒而意外身亡。本来，从名气上看，他也是可能的人选。对于今天的法国人来说，左拉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作家。我前
年去过一趟法国，有件事使有一点吃惊。在我的印
象中，巴尔扎克是比左拉伟大得多的作家，这是我们中国的学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人长期形成的观念。我们总有一种感觉，好像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的代表，而左拉却把它弄拧了，发展到自然主义的邪路上去了。到了法国突然发现，左拉是躺在先贤祠里，巴尔扎克则是躺在拉雪兹神父公墓。躺在先贤祠里的是先贤，或者用先贤祠原来意思“万神殿”（Parthenon）讲，是众神之一，是民族之神。而巴尔扎克只是躺在平民公墓之中。由于种种理由，中国人去巴黎，值得到拉雪兹神父公墓看看。但在法国人的心目中，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地位与先贤祠不能比。进先贤祠的，都是伏尔泰、卢梭、雨果那个级别的伟人。左拉能进先贤祠，但却就是不能得诺贝尔奖。
上面所说的所有的这些人，还有像哈代等等，许多人都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原因就在于理想、理想主义这个词的解读。要得到诺贝尔奖，就要高尚、纯洁，要具有理想倾向，而好多的作家好像不那么纯洁，不那么高尚，不具有理想倾向。
这是当时的流行的美学体系决定的。黑格尔的美学体系发展到那个时候，具有保守僵化的特点。理想主义和唯心主义，这是同一个词，idealism，既指唯心主义，也指理想主义，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将这两种意思混在一起。当时的这种趣味标准，对于早年的诺贝尔奖评奖标准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诺贝尔文学奖设立早期的这种评价标准，要过很长时间，随着院士的改朝换代才开始有所改变。诺贝
尔奖评奖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暂停，一战后又开始了。在一战以后到二战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对“理想”的解读有所松动，变得宽泛了一些。这时，作家被要求具有一种深厚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在他们为作家们所写的评语中，那种由于不信神、对社会批判和冷嘲热讽而否定一位作家的词句不再出现了。这时，一种伟大的风格，史诗般描写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长篇巨制受到了赞扬。可惜这时，托尔斯泰已经死了。托尔斯泰没有得到诺贝尔奖，成为一个老故事被人们反复讲。最早的时候，是瑞典学院的人自己说起来，他们说当时我们为什么不把托尔斯泰放进来？为什么不让托尔斯泰成为获奖者？具有伟大的风格，史诗般地描绘画社会，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吗？我说不是托尔斯泰的遗憾，而是瑞典学院的遗憾，就是这个意思。院士们懊悔不已，批评自己的前辈们犯了一个错误。
但是，尽管这时有了这个变化，并促使像《静静的顿河》这样一些作品获奖，年老的院士们仍落后于他们的时代。当时的院士们所追求的，是伟大的风格，而反对他们所谓的“晦涩”的风格，当时正在兴起的现代主义仍然是被排斥在外的。
只有到了二战以后，一批新一代的作家才走上了诺贝尔领奖台，走上了获奖致辞的讲台。诺贝尔获奖者都要在瑞典学院的讲堂里作一个获奖致辞。在那里致辞的获奖者，想到前辈的伟大作家也曾在这个讲台上讲过，有一种特别的荣誉感。新一代人走上那个讲台，代表着二战以后文学的新趋向。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的标准反映时代的变化。新一代的院士们，对诺贝尔文学奖有了新的理解。因此才使艾
略特、福克纳、海明威、聂鲁达这样一批更具现代意义和趣味的作家获奖。今天，所有获奖去致辞的人都会说，很骄傲，站在了这个讲台，这是艾略特在这讲过的，是福克纳讲过的，是海明威讲过的，是一批伟大的人物讲过的地方。
20世纪中叶文学评价标准的变化，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50年代到60年代时的革命气氛所促成的。这是席卷整个欧洲的一个总体上的社会变化。正是由于这种变化，诺贝尔遗嘱的解读变得宽松，体现与时俱进的特点。这是一个与世纪初年相反的倾向。20世纪初所理解的“朝向理想方向”，是一种重视文学作品的内容及其教育意义的倾向。这时，评价标准的钟摆在摆向“文学性”。
例如，有人质疑，索尔仁尼琴是否应该得奖。他也许可说是有社会理想。他是俄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被一些媒体称为是“俄罗斯的良心”。但是，也有评价说，他的文学中没有太多的手法上创新。这当然只是一部分人的评价。但是不管怎么说，新的技巧，新的文学手法的追求，方法上和语言上的创新，慢慢地成为主导的因素。早期诺贝尔文学奖曾经授给伯特兰・罗素、温斯顿・丘吉尔、亨利・伯格森，这些人从严格意义上讲都不是文学家。在世纪中叶以后的院士们看来，这是不可能的。20世纪后期，文学上的技巧、语言上创新越来越受重视。
当然，这不是说诺贝尔遗嘱过时了。诺贝尔的钱永远是他的钱。对于诺奖评委会来说，诺贝尔的遗嘱仍然得遵守，仍然要在评奖中起一定的作用。这体现在，“朝向理想的方向”仍将是一个底线，不可逾越。
比方说，有一位院士斯图尔阿伦就说过，一本书如果反人性，比方说，赞同二战期间纳粹的大屠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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