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概况
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概况
据文献记载，有史以来黄河下游决口1590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在西起郑州、北至天津、南抵淮河的黄淮海大平原上留下了其变迁的历史痕迹（如题头图）。笔者借鉴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①，史海钩沉，勾勒出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大体情形，目的不仅是让学生掌握一种方法，了解相关史实，更重要的是对学生渗透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概况
  1.先秦西汉时期
  先秦时期，古黄河的下游河道在冀中平原上游徙漫流，形成多股河道，故有“九河”之称。这一时期下游河道的河床是比较稳定的，据谭其骧先生考证，在筑堤以前，黄河下游河道见于古代文献记载的有《山海经·山经》、《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三条（以下简称《山经》河、《禹贡》河、《汉志》河）。三河皆北流入海。“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②由于没有堤防，每遇汛期，免不了要漫溢泛滥。战国中期筑堤以后，《山经》河和《禹贡》河断流，专走《汉志》河，河口在今黄骅附近，这是历史上黄河河口第一次大的变迁。此种情况一直沿袭到西汉末年。
  西汉时，黄河决溢11次，主要是在中后期。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在瓠子（今
濮阳西南）决口，洪水东南泻入巨野泽，由泗水入淮，这是西汉最著名的一次决溢，历时20余年，直到元封二年（前109年）才堵塞回归故道。其后，黄河多有决溢。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在魏郡元城以上决口，久不堵塞，泛滥于济、汴之间长达60年，直到东汉王景治河，才结束这种局面。
  2.东汉至隋唐五代时期
  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因势利导，筑起了西自荥阳（今荥阳东北）东至千乘（今滨州市蒲城）海口的大堤，黄河流经今黄河和马颊河之间，由利津附近入海。这种状况历经魏晋南北朝至唐末没有变化，史称此为东汉河道。从王景治河迄唐末，黄河下游河道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无重大变迁，决溢较少。黄河在这一时期的安流，除王景治河的作用外，主要是少数民族南下，北方滥垦滥伐的现象大为减少，草原植被得以恢复。唐末五代“汴晋之争”时，为了对付沙陀族的骑兵，朱温及其部下曾三次决河，以水代兵。此后，这些决口经常为患。
  3.北宋时期
  北宋承五代之后，黄河河道变迁不断，决徙频繁，大大超越前代。北宋期间，黄河河道变迁大致可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期（960～1034年）：黄河下游河道大致和隋唐五代相同，史称“京东故道”。这一时期，河患相当严重，决溢较为频繁。黄河除决泛合御河（今南运河）北流到天津附近入渤海外，还决泛南流夺淮入海，不过这些决泛为时大都不长，就被堵塞。只有天禧三年（1019年）、四年在滑州（治所在今滑县东）西北的再次决泛，为时较长，直到天圣五年（1027年）才堵塞，使黄河重归原来的河道。中期（1034～1048年）：景祐元年（1034年），黄河在澶州横陇埽（今濮阳东北）决口，形成一条新的河道，史称“横陇故道”。这条河道大致自今清丰县东南“京东故道”分出，东北至沾化县北境入海。不久，河口就严重淤积，后来发展到整个河道淤积抬高，终于出现商胡大决。后期（1048～1127年）：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在澶州商胡埽（在今濮阳东）决口，向北改道，形成“北流”，在泥沽（今天津市东南）入海。嘉 五年（1060年），黄河在魏县第六埽（今南乐西）决口，向东分出一支，形成“东流”，亦称二股河，在无棣北入海。此后，宋朝统治阶级内部就黄河是北流还是东流的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议，长达数十年之久。以自然条件而论，北流较为顺应河势。从防御契丹的角度出发，黄河北流，流入契丹境和淤塞北宋边境上的塘泊，均带来不利因素，即所谓“失中国之险，为契丹之利”③。熙宁二年（1069年），为实现全河东流，堵塞北流，使河水尽归二股河入海。黄河单独东流入海持续了11年，又于元丰四年（1081
年）在澶州小吴埽（今濮阳西南）决口，北流至天津西入海。元祐八元（1093年）又一次人为挽河东流，但没有几年，又于元符二年（1099年）在内黄决口，主流仍走小吴埽北流故道，东流尽绝，惟北流独好。
  4．金元时期
  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宋将杜充为阻止金兵南下，在滑县李固渡（今滑县西南）以西决河东流，经豫鲁之间，由泗入淮。这是黄河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道。在此以前，黄河虽也曾由泗入淮，但为时较短，而此后南泛入淮却长达720余年。
  建炎决河之后，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大定八年（1168年），河决李固渡，于单县附近分流，“南流”（于徐州与旧河合，经邳州入淮）夺全河十分之六，“北流”占十分之四，开始了两道分流。此后，大定十一年和大定二十年，黄河先后决原武县（今原阳原武镇）王村和卫州（今卫辉）及延津京东埽。至金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黄河下游合为一股，自新乡折向东流，经徐州、邳州，由泗入淮。
  蒙古对金、宋战争中，黄河曾两次人为决口，天兴元年（1232年）和天兴三年，蒙古军先后在凤池口（今南丘西北）和寸金淀决河攻城。在此以前，黄河南徙不超过唐宋汴河一线，至此却夺涡、颍入淮，这是一次大的变迁。大德元年（1279年），河决杞县蒲口，至
徐州汇泗水入淮。此后，黄河继续北移。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在白茅口（在今曹县西北）决口，主流北徙，沿入会通运河，延袤济南、河间。至正十一年，贾鲁治河，采用疏、浚、塞三法、堵塞北流，挽河东南走由泗入淮的故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贾鲁河。这条河道的新道自黄陵冈（今兰考县东）向东南，于徐州入泗水，循泗入淮。
  5.明清时期
  元代虽然南北大运河已开通，但终元之世以海运为主，故黄运之间的矛盾尚不突出。明代以漕运为主，黄运交会，徐州北到临清一段运河往往遭受黄河泛滥冲决，而徐州南至清口（今淮阴西）一段黄河则为运道，漕运常受黄河的干扰，时通时塞，因此，治黄首先得考虑保运。明朝后期，治黄还涉及保护祖陵，矛盾交织，增添了治河的困难，故明代虽在河工上使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仍决溢频繁，河患严重。
  从明初至明中叶黄河河道频繁的南北摆动，同时多股并存，迭为干流，变迁极为紊乱。黄河多沙，多支分流，“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结果造成分流诸道纷纷淤塞，并因“南行故道淤塞，惟北趋渐不可遏” ④，具体表现为入运口的不断北移。万历年间（1573～1619），潘季驯采用“束水攻沙”的办法治河，当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他的治河只局限于河南以下的黄河下游，未治理中游，单靠“束水攻沙”，亦不可能将泥沙全部输送入
海，时日稍久，河床依然淤高，决溢仍不能避免，但河道却从此基本上固定下来。清代和明代一样，漕粮仰给于江南，因此治河仍以保运为主。清朝前期对治河相当重视，黄河未发生大的变迁，只有局部的改道。清朝后期，经济衰退，河政腐败，黄河失于治理。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兰阳（今兰考）铜瓦厢大决，当时正值清朝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军起义，无力堵塞，遂造成黄河北徙改道夺大清河由利津入海，结束了黄河由淮入海的历史。自咸丰改道至同治末（1874年），黄河呈漫流状况，自长垣兰通集下分为二股三支，其中一支至张秋入大清河，即为后来黄河正流。光绪元年（1875）至光绪十年，两岸大堤建立，新的河道初步形成。这条河道大体上就是现在黄河的河道。清末至解放前河患仍不断发生。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企图利用洪水阻止日军西进，挖开花园口大堤，黄河向东南泛滥于贾鲁河、颍河和涡河之间地带，洪水沿淮泻入洪泽、高邮诸湖，汇入长江，直到1947年3月才在花园口堵口，复归故道。此次决口的受灾面积达54000黄河是怎样变化的平方公里，死亡失踪多达89万人，历时9年半，所致灾害之严重，为黄河史所罕见。对黄河下游来说，也是一次较大的变迁。
  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基本特点
  依据黄河流经的地域和入海口，可将其下游河道变迁划分为北流、东流和南流。
  北流指黄河下游河道经河北平原于渤海湾西岸入海，同海河水系混而为一。北流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上限据文献记载可考为春秋战国，甚至还可以上推到公元前2000年，下限为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这一时期黄河下游的河道主要有《山经》河、《禹贡》河和《汉志》河。后期为北宋后期（1048～1128年）。期间黄河下游曾三次北流，分别发生在公元1048～1069年，1081～1094年，1099～1128年。从北流区两期河道看，前期三条河道在平面上依次从山前冲积扇前缘向滨海迁移，在流向上由北向东北作扇面转移，后期与前期相反，在平面上呈反方向移动。
  东流是指黄河下游经古济、漯流域，后至大清河流域入渤海。东流也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至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这一时期出现了黄河历史上经流最久的东汉河道。后期为清咸丰五年（1855年）至今，此为现黄河下游河道。东流区两期河道在平面上的分布特点是两条河道基本平行，前期河道较后期河道偏北。
  南流是指黄河下游南流入淮注入黄海，时间为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至咸丰五年。金初，黄河开始南流，金、元到明朝前期，黄河干流长期摆动在汴、濉、涡、颍诸水之间，呈多股分流之势，直到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以后，才“南流故道始尽塞”“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⑤。黄河由此演变为单股汇淮入海。明朝后期，潘季驯治河，在下游两
岸高筑堤防，借以“束水攻沙”，河道基本上固定下来。元明时河道已有向北摆动的趋势，只是由于人为筑堤，才制止这种摆动，但最终还是控制不住北流趋势，终于出现了咸丰五年的铜瓦厢决口，从而结束了黄河下游720多年南流由淮入海的历史，又回到东流由渤海湾入海的状态。
  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在地域变化上有如下的特点：（1）黄河下游河道基本上为北流、东流和南流三种形式，变迁的范围，北不出海河，南不出颍河和淮河。（2）在上述范围内，河道变迁的空间顺序基本上表现为自东北转为东偏北，再转为东，由东再向东南，作扇状扩展，其摆动顶点，在桃花峪一带；这种扇面摆动大致在13世纪末完成后，河流又转而由南向东南，再转向东，呈由东向北的趋势。（3）从经流时间来看，北流最长，持续约2000年，其中见于史籍记载的约800年；东流次之，持续约1200年；南流最短，约700年。
  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主要原因
  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从人为因素看，黄河中下游地区曾是农业发达地区，不少朝代在此建都，大量砍伐树木；汉武帝以后，黄河中下游的森林和草地也被垦辟成田。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甚至呈现出一片“耕者益力，四海
为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的景象。这种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索取的后果，便使后代子孙们遭受了大自然的无情惩罚——水土流失，环境恶化。从自然因素看，黄河流经黄土高原，黄土土质疏松，耐冲性很差，遇水容易变成流泥。西汉时黄河就有“一石水而六斗泥”之称。黄河流域受东亚季风的影响，降水多以暴雨形式出现，容易发生洪流。当黄河流出山地进入平原后，由于河道变宽，坡度变缓，流速慢了下来，大量的泥沙沉积河底，河床逐渐抬高，成为“悬河”（地上河）。从高中历史课本中西汉、东汉时期的全图，北宋、南宋时期的形势图，明时期全图以及战争形势、第二次战争形势等图中，均可看出水土流失、泥沙淤积造成的决口、改道而使黄河走向发生的变化。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哲学思考
  通过以上对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历史考察，不禁引发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思考。过去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讨论，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层面就结束了。其实还有相当大的、相当重要的一块没有接触到，而这又是不能被遗忘的角落，即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因为：一，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永远是养育人类的母体，人只能在大自然提供的限度内获得发展。二，更切近的原因，是由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全球性制约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首要前提，资源的匮乏和环境的恶化已经成为全球性冲突和战争的根源。或许新世纪以
前，人们还沉醉在改天换地、从大自然摄取越来越多财富的豪迈气概和兴高采烈中，但是随着人炸式的增长，工业机器无休止的开采，人们似乎在一天早上突然发现：大气污染、海洋污染、热带雨林减少、土地沙漠化、酸雨连绵、温度上升、臭氧层出现空洞、资源浪费严重、生物多样性失衡、人为自然灾害频繁……种种环境问题在向人类逼近。
  人与自然的深刻矛盾，加剧了人与人的社会矛盾，给社会调整和人类和平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动乱之源。这种情况必然会影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形成了乐观和悲观两种前途并存。资源的匮乏，加大了分配的畸形，破坏了社会的有序组织，刺激了盲目生产和恶性开发，这个结果又反过来加剧了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恶化。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像一条越勒越紧的绳子，套住了人类发展的咽喉。这是一个恶劣的悲观的前途。
  人类必须为自己的愚蠢和盲动付出代价，忍受巨大的牺牲和痛苦。但是，现在人类也并非一筹莫展，无所作为。也许，正确的出路还在于马克思指出的实践观，即人的改变和环境改变的一致性。其中，人类不断探索和总结的科学技术，无疑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科学技术曾经是，现在在一程度上依然是人类破坏大自然的“帮凶”，但也只有科学技术能够阻止人类对大自然的彻底破坏。人类不可能在“恶”之外去寻除恶的方法。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例如超导体技术，能够使人类极大地节省资源，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资源，协调好人与
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使自然得以良性再生，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个永恒美丽的家园。但是，科学技术不能作为外在于人的力量发挥作用，它必须掌握在热爱自然，也热爱人类自己的人手中。所以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人类应该不断培养对大自然的感情，提高对爱护大自然重要性的认识。这样，人类才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教育在人类拯救自己的命运中发挥着强大作用。教育通过调整人与自己的关系，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因此，除了认识大自然和爱护大自然外，还要加强尊重大自然和感激大自然的教育。就是说，不仅把大自然作为一个客观对象来认识和保护，而且要把它当做人类的朋友、当做一个榜样来学习，学习它生生不息、内在和谐、大德大美的万千秉性。我们太习惯于欣然接受大自然的种种恩惠和赏赐，却不习惯于作出应有的感激和报答，大自然是我们的母亲，感谢养育之恩是理所应当。教育要培养人们特别是新一代人感激大自然，从内心深处培育一种感恩戴德、毕恭毕敬、侍奉如母的虔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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